商君之法是好是坏，商鞅这样做的好处

法家之殇：商鞅之法走不出落后的秦国

商鞅的变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除了秦孝公，秦人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毫无意外，他最终死在了自己制定的严苛律法下。

一、六虱不一定是六害

《商君书》曾经列“六虱”，即危害国家的六事：一为礼乐，二为诗书，三为修善，四为孝悌，五为诚信，六贞廉，七为仁义，八为非兵，九为羞战，实际上列了九条，九种危害国家的要素。商鞅声称：如果听任信奉六虱的人结成群，百姓必将反抗君主的统治，唯有消灭六虱，士兵和民众才会甘愿臣服于国君。

那么，该如何消除六虱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国贫而务战”。民弱则国强，贫穷是催促百姓不断前进的动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为了各种赏赐而开始遵守本国法律，为了加官进爵而选择驰骋沙场。反之，一旦国民财富增加，百姓贪图享乐，满口仁义道德，如此则不仅会无视法律法规，还会消极作战，这个国家必将走向灭亡。

秦历经二世而亡，究其缘由，是因为商鞅的法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了下来。在大一统时期，没有了战争，普通人无法凭借军功平步青云。商鞅之法从最初的良药变成了致命的毒药。诸葛亮虽然取法于商鞅，但在六虱这个问题上，他却有新的见解。《出师表》称“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表明诸葛亮在这方面并没有直接借鉴《商君书》中的极端内容，反倒重视诚信和贞廉，力劝统治者要亲贤臣，远小人。

二、商鞅作茧自缚，不料为时已晚

《商君书》云:

“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盗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也。”

擅长治国理政的人，像跖这样贪婪的强盗首领，都能够使之诚实可信，更何况是像伯夷这般德行高尚的人呢？不擅长治国理政的人，即便是面对伯夷这类的人，也会产生诸多猜疑，更何况是跖这样的盗贼呢？若国家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作恶，跖也会变成可信之人；若人们为情势所逼，只能为非作歹，伯夷同样会变得形迹可疑。

倘若商鞅不是独揽大权、叱咤风云之人，他怎会引起一国之君的猜忌？教授人民畏惧法令，又想要他们勇敢地面对法令，可谓难于上青天！商鞅自掘坟墓，正是此理。等到他在逃亡途中借宿遭拒而无处安身时，方知悔之晚矣。

三、商鞅之法仅限于秦国

原因何在？春秋时期，秦国常年不出席诸侯会盟。《史记》载，秦国起初仅是一个偏远小国，中原各国都排斥它，将它比作“戎狄”。秦国一开始确实和戎狄有着同样的习俗，父子兄弟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后来商鞅对秦国进行了教化改革，使他们懂得男女之别，并大造宫廷门阙，将整个国度营造得像鲁国和卫国。

可见，商鞅还没到秦国时，这个国家处于一种没有教化的状态。也正是由于它没有教化，商鞅认为不用六虱亦无妨，单凭法律也能治理好国家。但若是将商鞅的法实施于函谷关以东的地区，恐怕未必有效。魏国丞相公叔座临死前对惠王说：

“商鞅年纪虽轻，却才能出众，希望陛下把国家交给他治理。如若您不任用他，那就将其除掉，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商鞅到了秦国后，辅佐秦孝公变法，秦国从此国富兵强，他的法却不能防止大臣独揽政权。假如惠王听从公叔座的劝谏，任由商鞅在魏国实行变法，魏人经过文侯、武侯的教化，单纯用法未必能将他们管好。

法家的法，归结起来，不过是小道，只能用于一时，却非一成不变。后世学习商鞅最透彻的，当属诸葛亮。但他深知时势国情的差异，治国仅凭商鞅之法是行不通的。因而诸葛亮统辖蜀汉时，虽说主要依靠法，却搞起了儒法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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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之法是好是坏，商鞅这样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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