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护膝，离开奇葩说

我害怕《奇葩说》会成为我唯一的黄金时代，但我还是得离开，得去试试。
成为奇葩
17岁的时候，我发现可以用三个“与众不同”的数字来标记自己，94年，175和36E，意思是年轻，高，胸大。虽然前面两个也很重要，但最后大家记住的总是36E。后来自我介绍，我会顺势开玩笑说：“我叫赵大晴，对，大是胸大的大。”
2016年12月2日第一季《奇葩大会》录制，我也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当时我为了衣着纠结了很久，最后穿了一条黑色的背心和短裤，和一件从朋友那边借来的绿色旧外套。可能因为穿着太普通，进出后台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了几次。
看了三年的《奇葩说》综艺，我终于以选手的身份站在了舞台上面，马东、何炅、蔡康永和高晓松老师，这些我都不敢想会有机会说话的人，就坐在一米之外，后面的座位属于老奇葩们。而所有人将要保持沉默，听我讲完属于我的几分钟。
聚光灯一直都亮着，把舞台烘得发热，当镜头开始一个个对准我的时候，脑子出现了几秒的空白。这种久违的情绪，我把它叫做害怕。我要做得就是让自己害怕的事情，这意味着又可以在体验清单上画一个勾。
十八岁那年，我回想自己的生日，每年都过得差不多，甚至都记不清年与年之间的区别。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决定每年都要给自己一个目标，体验至少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情。这些年，我去蹦极跳伞，明明自己很怕水还要考潜水执照，爬活火山，把自己租去农村当假女友，甚至在枪战期间只身前往巴西贫民窟……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大家一提起我，好听的说特别，不好听的说神经病。而2016年我的目标之一，就是上《奇葩大会》，给这些故事盖上一个大红章。
毕竟，那是我心里一个可以给“特别”这两个字发权威证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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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所以上节目之前，我坚信自己就是节目想要找的奇葩。
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一样，是三年级的时候被男生在主席台上告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问别人，她说：“你和另一个姓赵的女孩，喜欢（你们）都很正常啊。”我知道那个女生，学习成绩很好，一直都是第一名。可我却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样子，成绩不好，还有点地包天。我隐约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特别，而特别应该是件好事，因为可以被人喜欢，可以迟交作业。
后来到了初二，我很喜欢地理，想去参加市里的竞赛。但我发现别班的地理竞赛辅导资料都发下去了，就我们班没发。我去问课代表，他一直不说话，把我带走廊里教训了一顿，他才承认已经把公款花掉了，我们班根本没有人报上名。
没人在管这件事情，但当时我真的很想去参加比赛。于是我就拖着他去广播站，一字一句地把事情给交代了，还让他给我道歉，教导主任都惊了。地理老师被我逼的没办法，他亲自拿着资料去市里帮我补报了名，那次我果然拿了二等奖。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哭的，是进高三之前。我从普通班考到了实验班，生日的时候，整个普通班的同学都跑过来给我唱生日歌。相比之下，我爸妈连我几岁，在上几年级都不记得。
我妈妈是一个陕西人，初恋嫁给了广东男人我爸。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街头小混混，他们生下我之后，很快就从热恋中走出来，没过几年就选择了离婚。我对于小时候的记忆，经常是他们两个人打架互殴，坐在床上都能打起来，渐渐的我从只会坐在他们中间哭，学会了在家里什么都不说。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为之活下去的理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家庭，但它却无法成为我的理由，所以我不怎么害怕死亡这件事情，随时准备烟消云散。幸运的是，这些年我靠着陌生人的善意被宠着长大，它们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也让我对这种世界的温暖和善意上瘾。这种矛盾促使我要去和外界发生联系，要去旅游，要去体验，我才能活下去。

旅游途中
参加《奇葩大会》是我人生最自信爆棚的时候，顺利通过之后进入了《奇葩说》，我却变得越来越怂，不再记得当时真正想上节目的初衷是讲好自己的故事。我变得很贪心，不仅仅希望观众听到故事，看到我，我还希望别人能够喜欢我。
表演自己
我红了，或者说我红过。《奇葩大会》刚播出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人气最高的时候。
当时我在一家公司上班，晚上公司聚餐，我一边看一边截图。之后去吃饭，刷微博的时候看着粉丝的数字蹭蹭往上涨，一两天的时间从九百变成了三万。私信炸了，都是占满一整屏的长文章，说我帮他们活成了想活的样子。
但很快骂声也过来，有人在私信上问我：“这么三观不正，你怎么还不去死？”那时，我正从室内出来，打了好久的车都等不到。我就一个人站在一月份的北京冷风里，看着全国的观众在弹幕里、在微博里骂我。整个人都在发抖，一直发抖，停不下来。那一刻我觉得，就算上了《奇葩大会》又怎么样呢？我连辆车都打不到，想要个人抱抱都没有。
骂声里最多的，是关于“闪婚闪离”，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这是一件很难被理解的事情。我知道，一旦曝光之后可能就很难找男朋友了，因为在观众的眼里我成了一个会把自己的私生活都拿出来当噱头的人。
但其实是因为当时我和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我很想和他说我离过婚，但发现自己怎么都说不出口。我说前任，说男朋友，却怎么都开不了口说前夫，老公。所以，我才决定要当着镜头说出来，这样我就再也不用解释。我是可以不说，没有人能在中国查到我的结婚记录，但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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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圈也属于娱乐圈，在这个圈子里，名和利是可以划等号的。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得到好的东西是你要努力工作，这是一个强逻辑链条。但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得到利益的方式就是有名，这也是一个强逻辑链条，而且名气的浮动和利益上下关联太强。
我也在这个名声里得到了一些好处。比如会有公司开一个月三万让我去他们那儿坐着，什么都不用做。有机构会付费请我去做活动，露脸参加一下游戏。这些都是奇葩说选手的身份带给我的。
但是我被骂怕了。不知道互联网的另外一端，到底是谁在骂我，说每次看到我的部分都要快进，造谣说我是富二代走后门。红了之后的三天，我扛不住了，每天都哭，那几天我就不想出门，总觉得一出门就会有人冲上来骂我，遛狗都挑晚上，低着头不看人。人是可以被驯化的，特别是当我发现做自己得到的大多是骂声的时候。
我想被人喜欢。
有个前辈好心和我说：“你去看你的微博私信和评论，别人夸你用得最多的那个词是什么，你去放大，它就成为你的人设。”我回家翻了一下，就看到评论里最多的是自由、潇洒、勇敢。但我却迷茫了，因为这三个词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这三个词一旦刻意，它就不是这三个词本身，我最招人喜欢的东西就没有了。

在热带雨林
《奇葩说》第一场那期我穿得很斯文，服装师给我一条粉红色抹胸长裙，配了一双非常高的高跟鞋。等到我上台的时候，站不住，脚疼，就说：“不好意思，我能把鞋脱了吗？”在现场我就把鞋脱了，底下一群人发出“哇”的声音，因为没有人在《奇葩说》录制的过程中脱过鞋。
下台的时候导演跟我说：“你做得比你说得要好。脱鞋这件事儿，我们在后面看着觉得特别好。”我当时瞬间就懂了，他以为我脱鞋这个是设计的，就是用脱鞋表达自己潇洒不在乎的人设。
后来这个镜头被剪掉了，但播出来的时候，镜头有扫到一下我的脚，是赤脚。就很多观众骂说赵大晴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潇洒人设也是不要命了，光脚就上台了。
在镜头里呆久了，我最无意做的一件事情也会被别人说是安排的，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了，我怎么做都是错的，我怎么做都会被骂。而回想起来，发现我最招人喜欢的时候，就是我根本不想招人喜欢的时候，是我真的不在乎的时候。
但我怎么能不在乎呢，已经把脚踏进名利圈里面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表演赵大晴这么一个身份，而不再是赵大晴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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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舞台经验，是第四季《奇葩说》里面唯一一个纯素人，不知道怎么看红点辨认哪一台录像机正在工作，怎么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反应。
我之前并没有打过很正规的辩论，和身经百战的老奇葩比起来说，我毫无优势。去年我发过一条微博：“当你把一个人当成偶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权利。”我太幸运了，能和一直很欣赏的人坐在同一个舞台上，越想越觉得自己幸运，然后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这些。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是仰望他们的，哪怕大家都是凭自己得到的那个座位。
我一开始是配得上那个位置的，但后来就越来越不配。那时候我搬家，和《奇葩说》的一个导演住在一起，他是我在米未接触到的第一个导演，他说：“不知道你后来为什么会那么怂，最初那种特别拽，不要我你就死定了的态度完全没有了。如果一直能保持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你在《奇葩说》一定会很好，但是你没有，所以我挺难过的。”我和之前那个自信爆棚的赵大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在乎别人的看法，谁的看法我都在乎。
我们上台之前会有导演和我们对词。录节目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讲完之前对好的词，我都会下场给他道歉，觉得我辜负了他给我对了那么多遍。
现在最遗憾的是，《奇葩说》我一共上台了三次还是四次，没有一次说过自己想说的话。为了赢比赛，队友之间会互相梳理对方的观点，细的时候连一句话的重音要落到哪里，大家都会给我建议。我知道自己应该讲自己想说的，而不是更应该说的，但我当时就是做不到。他们都比我经验丰富，那样做是对的。
我觉得我在拖累我的队友，在辜负别人对我的期待，愧对全国观众。因为有很多人来我的微博底下说：“你为什么要站在那个位置，浪费时间，我每次看你还要跳过，你知道有多麻烦吗？”
我最后一次上台的那次，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之后不会再上台了，所以我在后来采访的时候就哭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想说的，但是机会从来都只有一次，不会再有了。
在马东老师在给我通过《奇葩大会》之前，他说之前也有很多选手能够讲自己的故事神采飞扬，但是辩论的时候却很难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问我：“你能吗？”我当时不停点头，旁边《奇葩说》的选手也在一边不停给我说好话。
但是我知道，我欠他们一个对不起，在第四季《奇葩说》里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好辩手。而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因为我也没有坚持说自己的故事。
反思特别
从去年二月开始，我一直都是米未旗下米果公司的一个员工。有人会开玩笑说：“别人上《奇葩说》都签的是艺人经纪合同，就你签的是劳动合同。”我用劳动力换钱，没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能和大家待在一起就好。但两个月前，我选择了裸辞。

这个选择很难。一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想辞职去南美旅行，但老板对我真的很好，辞职出去玩我有点愧疚，所以当时特别拼命工作。当时想做的新项目即将在明年开始，为了所谓的长远考虑，我忍了下来。
后来我请假去南美呆了一个月，去了一趟巴西，我自认为是故乡的地方，那种失序和混乱，像极了我状况百出又充满热情的生活。有一天我在路边一家小餐馆吃饭，它们不到五点钟就要收档，整个餐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吃。老板一直盯着我，巴不得我快点走，我很不耐烦问他：“你关这么早不赚钱吗？”他漫不经心说了一句：“Enough（足够了）.”
这间店铺，是最普通不过的小餐馆，他身上穿的衣服也绝不是什么名牌，但是他竟然觉得够了。我还在吃着，他就一边收东西一边等我走，我不罢休再问了一句：“你不喜欢钱吗？”“Enough（够了）.”我突然像是获得了顿悟一样，在北京，大家都在追求更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够了，已经很久没有人和我说过活得开心最重要了。
我当然知道一封辞呈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签艺人合同，所以它切断的是赵大晴这个名字和《奇葩说》的最后一点联系，我曾经想要得到的名也好，利也好，可能就此消失。舍弃物质对我来说很难，我住过七千块一个月的房子，就很难再回到以前舍不得五十块钱买美特斯邦威的生活了。
我很害怕《奇葩说》成为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害怕在此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不会再有人关注我。我害怕成为一个过气的公众人物，但是又无法过上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偶尔遇上一个感觉还不错的男孩子，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第一件担心的事情是我和他的故事会不会成为我在节目上的素材。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名气的，这件事情放在以前我肯定不明白。
我甚至开始对死亡这件事情变得挑剔。以前我一点都不怕死，因为我知道我的死对别人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但现在我不想死得很惨，有一天我因为意外死的话，一定会有铺天盖地报道告诉大家，看赵大晴把自己作死了。这不仅仅是代表我这个人死了，还代表着我的这种活法死了。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这旅游的一路，我都在纠结，终于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山顶上，我发送了辞职邮件。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至少我要去试试。现在拥有的这些已经够了，我精准地算了自己能活三个月的钱，留了一张银行卡，里面存了去巴西的机票钱。
如果我真的撑不下去，就直接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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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晨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吗？”我当时说，不想。虽然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但我知道自己和他们不太一样。我承认他们很聪明，有些事情我可能拼命去做了，也得不到他们光过一下脑子就得出来的结论。
有一次无聊开直播，看到黄执中点了进来，我马上就关闭了，那种感觉是真的害怕。出差的时候，我直接问他：“你每次在节目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我们都是傻逼，但因为你知道自己聪明，所以不在乎傻逼说了什么？”
然后他说了一段我现在都觉得暖心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这个舞台上，聪明这个优点被我们放大了，聪明这件事情好像比别的优点都高级。你以后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黄执中聪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比他会交朋友，比他活泼。”那时候我就慢慢接纳了自己，我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但相比于得到结论，我多享受了去经历的过程。
我不想成为他们，一方面是我成为不了他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生活有我自己的探索方式。聪明也好，勇敢也好，甚至是笨拙也好，只要一个人坚持做了自己就是特别的，它不应该分好坏，分高级和低级。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接受了在苏州的一个 Ted 邀请。在上面，我可以不准备稿子，像聊天一样在台上演讲。我把自己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终于有勇气承认以前做某些事情，确实有为了特别而特别的想法，特别可以被喜欢，特别能带来关注。但那次我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特别，比如陪一个陌生男孩子逛一圈苏州，看一次夜景。

这些看起来没有用的，不必要做的却还是做了的，才是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当时能够站在《奇葩说》上面的资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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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奇葩说》的最后一集议题是：我们最终都将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不是一件坏事？过去一年，现在再回想那个题目，我会觉得现在的自己是一半讨厌一半喜欢。
我变得更稳了，偶尔也会怀念自己当初风风火火的样子，开心就大笑，不开心就哭。现在我崩溃大哭的时候，都要先想一想。
几天前，我前夫的前女友突然来微博给我发私信，她想和他和好，时不时还透露，我们还没分开的时候，他俩就认识了什么的。她说的是真是假，这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她在破坏我心目中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那天我很崩溃，大半夜自己在那哭了挺久，但就是感觉罩着个东西，憋得慌。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就是做不到放声大哭了。甚至我当时哭的时候，第一个念头都想会不会吵到邻居。以前哪怕做一个让别人讨厌的人，也想自己过的爽，但是我不可避免地长大了。
我还是时常会想，自己要什么时候去死。我有一条狗，它的名字叫机智，今年两岁，按照正常的年纪它还能再活十年，它是我的家人，比爸妈还亲的家人，为了它我得再活十年。还有一部纪录片导演，说要拍我三十五岁以前的人生，我答应了，所以我至少要活到三十五岁。
我人生唯一一段怕死的时间，是要去美国和前夫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过马路都要左看右看，中间是唯一一次体验是去了台湾。去阳明山跟别人飙车的时候还有点危险，那个时候我很仔细地检查了全身的护具，放以前我绝对不会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就想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事，我要把自己好好地送到美国去。
结婚那天上午我们在美国领完证，下午象征性地去了一趟自由女神像。他还在读书，我们就住在民宿里，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那是我吃过的最他妈难吃的西红柿鸡蛋面。下午回来去买菜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他钻进厨房里，我就说：“你要干嘛？”然后就看到他站在那做饭，心里变得特别踏实，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家人，我就一边吃一边哭。
苏州那个 Ted 原本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不需要幸福生活？》，但最后我改成了《无用的特别》。我想，我还是不讨厌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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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赵大晴，曾为《奇葩说》选手
撰文 | 马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