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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句，正是陈云当年创造性提出的。

他还强调，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需要“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是陈云做好调查研究的诀窍，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陈云是从工农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有着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因此，在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工作时，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

1929年，陈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负责领导江苏全省的农民运动。他刚接手江苏省农委时，对江苏省委农委的工作并不太了解，为了能够掌握江苏省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情报，陈云到江苏各县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外县工作。他到过丹阳、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南汇等地，一边了解各地经济情况，一边检查各县党组织的工作。陈云在江苏各地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给当地的党员和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任常州县委书记管文蔚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觉得他考虑问题比较实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研究、指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搞好党的建设，他采取“找人来、派人去”的办法，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38年3月，陈云向书记处提出从前方调人来延安汇报的建议。随后，他先后听取了华北从区、县党委直到乡村支部书记的汇报。1938年11月，他又派出两个中组部巡视团赴华北，用一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1939年5月，他听取晋西北保德一区腰庄编村新庄副村党支部书记赵秉经汇报，记录了这个村22户的阶级和合理负担、土地关系、税捐、文化教育、群众生活、征兵、党派关系、支部组成等19项详细情况。

陈云对“找人来”调查安排具体细致，不亚于他亲自调查。1941年5月10日，陈云致电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林枫，要求派人来延安汇报支部工作，并提出将兴县、文水、临县三县“好的和中等的支部各派一人(共六人)”，而且来人必须是支部书记、本村人，“对于该村的每家情形及全村大小事情知道很清楚”，“对于支部的创立由开始到现在完全知道”。

通过这些汇报调查，陈云了解到大量鲜活的、详细的第一手情况，深刻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针对一些地区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陈云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我与华北不同区域的九个支部同志谈话的结果，知道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他们的经常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没有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

避免“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先后担任政务院和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长期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当时进行工业化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陈云的办法还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部分农村“缺粮”叫声很高，出现了“家家谈统购，户户谈统销”的被动局面。这一政策是否正确，还能坚持多久，许多人表示怀疑。1955年1月，陈云亲自下江南，实地调查粮食统购统销与市场情况。通过在上海、江苏实地调查，陈云了解到有的地方粮食征购率高达65%至70%，有些家庭不够吃。1955年5月，他又专程到松江、青浦调查粮食问题，因为家乡人民“不认为我是做了大官的就不敢说”，可以避免“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情况。

陈云一到家乡，就立刻找小蒸乡挺秀村干部、练塘区委书记等人交谈，了解粮食统购统销情况。通过摸情况、算细账，他掌握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全面分析了粮食统购统销在农村的情况。他指出：“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只要把道理向农民讲清楚，将政策加以整顿，人心就可以安定下来。为此，陈云向中央提出，进一步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以解决粮食困难。

1961年，陈云再次前往青浦小蒸开展调查。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就群众关心的问题，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是涉及公养猪、私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等问题。

小蒸地区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后，养猪一年比一年少。座谈会上，陈云说：“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他问大家：为什么猪会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社员们纷纷告诉陈云，公养的猪死亡多，长肉少，积肥少，浪费稻草和劳力……陈云边听边记，总结了四方面原因：一是饲料跟不上；二是管理不善；三是劳力跟不上；四是有些猪冻死。但是社员自己养的猪的成活率却非常高。

当时，为了改变“大跃进”以来农村生猪下降幅度大的状况，中央已经确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上海仍然不准农民私养母猪。了解情况后，陈云当场表示同意把母猪迅速放给农民私养，并保证不会被没收。这一喜讯当天就传遍全公社。第二天，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去抢购苗猪，把所有的小船都划出去抢捞可作猪饲料的水浮莲。

后来，陈云以青浦农村调查为题，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专题调查报告。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尽管陈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从事太多实地调查，但他仍然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了解实际情况，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此后，不少原拟兴建的大项目纷纷下马。因此，陈云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妥善处理在“上马”和“下马”纷争中的宝钢工程。

陈云首先委托相关同志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与会者讨论认为，宝钢是可以上马的。1979年5月，他又前往上海，对正在建设中的宝钢进行实地考察。6月，他召集上海冶金局一、三、五厂的几位专家座谈，了解到宝钢上马是仓促些，但开工以后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而且，宝钢生产的钢材都是国家需要的，因此这个厂非常重要。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6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了对宝钢建设的八条意见，要求宝钢“干到底”，并且“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陈云的支持下，经过7年多的建设，1985年9月，宝钢终于建成投产。

陈云既是力行调查之实的践行者，也是深谙调查之道的研究者。对于调查研究，他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首先，派人下去搞调查。所派的人一般是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下去以后容易到群众中了解到真实情况。例如，1952年，陈云嘱咐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一个学生利用暑假回家之便，调查一下青浦小蒸乡的农民情况。经过调查后，写出一份书面材料，反映青浦小蒸乡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等问题。毛泽东在得知情况后，立即责成华东局派出两个调查组，分别往浙江、苏南等地，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次，寻找敢讲真话的可靠的朋友上来面谈。小范围交谈，容易打消顾虑，谈的东西会比较真实可靠，而且与派下去的人所了解的，还可以相互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如为了解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1953年冬，陈云从青浦县找两位在大革命失败后表现较好、敢于说实话的农民曹象波(贫农)、曹兴达(下中农)两位农民了解实际情况。他强调，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

最后，自己下去到熟悉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在他看来，领导人亲自调查十分重要，一般干部的调查代替不了领导人的直接调查。因此，陈云在工作中经常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非科班出身，却在经济工作中体现出超凡智慧，陈云的秘诀正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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