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登古原体验古朴风情

唐代三月三上巳日，长安城的人倾盖而出，结伴到曲江边宴饮，儿郎策马乐游原，丽人换上明丽衫裙款款而行。曲江北面是乐游原，都在长安的东南隅，是长安郊游胜地。作为长安城的六条高坡地之一，乐游原也是最高一条，成为登高远眺的首选之地。关于乐游原，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是李商隐那首《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青龙寺，恰好位于乐游原上的新昌坊。根据学者研究，唐长安城的佛寺多选在岗坡高地、城隅处、郭内各坊当坡头、里坊四隅。“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贾岛所谓‘行坐见南山’是也”。（宋张礼《游城南记》）时人因青龙寺地势高、山林幽静而愿意来此游赏。

馆内展出的《高野大师行状图画》复制品局部，描绘了惠果向空海授业的场景。（夏烨/图）

朝西面走去，是青龙寺遗址区。青龙寺最早是隋灵感寺，唐睿宗景云二年（708年）改名青龙寺，是唐常见的多院落式寺院，至少由六七个院落组成。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桑原骘藏等人纷纷前往青龙寺遗址考察，反复论争，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国社科院完成考古工作，最终确认青龙寺遗址所在，即今日西安西影路铁炉庙村一带，和大雁塔之间只两个地铁站的距离。至1980年，考古共发现8处编号遗址，包括西塔院、东院、西配房等，基本集中于原青龙寺的西侧。考古学家推测，青龙寺在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时遭废，翌年恢复后，主要重建的是西侧殿堂及塔院，因此在东面没有发现同期建筑遗迹。遗址之上已青草茵茵，四周环绕三五成群切磋太极招式的老人。我逡巡一圈，南面尽头处能望见对面在建的新楼。城市地貌的变迁，早就不是“远近水声至，东西山色多”。

遗址四周满是锻炼与散步的市民，充满生活气息。（夏烨/图）

唐时长安的密宗大寺有大兴善寺、西明寺、青龙寺，被玄宗、肃宗、代宗尊奉的“三朝国师”不空驻锡靖善坊大兴善寺。不空弟子众多，青龙寺惠果是其一。《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赞惠果“堪为国师”，常被代宗诏入内廷对问及祈福诵经，后又为代宗行灌顶礼。青龙寺东院是皇帝敕赐惠果起居传法之所，也可能是行灌顶礼的殿堂，里面遍绘曼荼罗画像。密宗注重真言咒语、仪轨，借图像理解晦涩义理，代表性的便是曼荼罗和灌顶礼。密宗又重视《佛顶尊胜陀罗尼》，通过念诵密语及特定手印，消灾除祸。唐代盛行树立刻有此经的石幢等佛教供具，武宗灭佛时曾下令损毁，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石灯台，据考正是毁于此时期。

关于青龙寺及惠果的记载，并不见重于中国史籍，而多存于日本。这缘起日本空海和尚804年入唐，在青龙寺授业于惠果，学成归国创立真言宗。空海及真言宗得到天皇等贵族支持，影响流播广泛，先后有嵯峨天皇将京都东寺赐予空海作真言宗道场，醍醐天皇又在空海圆寂后追赐其为“弘法大师”。

真言宗为强调自身正统性，在追溯法统时一再突显青龙寺地位。当初印度密宗入唐，佛法教义由金刚智、不空、惠果传至空海，这样，在印度—中国—日本间建立起清晰的传承脉络。空海亲撰有《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并在《御请来目录》中首次提及青龙寺。空海之后，其再传弟子圆行等人于青龙寺东塔院向惠果法嗣义真学胎藏法；写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在东塔院访见曼荼罗，并在青龙寺灌顶道场受灌顶抛花；圆珍学法于当时的青龙寺传教和尚法全。

唐代绘制的曼荼罗《五部心观》局部，现藏于日本东寺。（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不仅是思想上的承袭，空海等人携带回数量可观的密宗经典、曼荼罗画像、法器等，特别是惠果延请画师李真等人绘制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等高僧形象的《真言五祖像》（后在日本补为《真言七祖像》），圆珍记录其受法经历的《青龙寺求法目录》写本及法全题签的金刚界曼荼罗画像《五部心观》，均被认定为日本国宝。

鉴于空海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尊崇地位，青龙寺也在日本具有了特殊意义。周一良先生曾说“空海以后的日本僧人都把它看作是中国的那烂陀寺”，日本学界更是不吝表达他们对青龙寺的推崇，“青龙寺东塔院对于我国平安朝佛教而言，是理应称作摇篮的地方。”（常盘大定）“唐代长安诸寺院中，与日本佛教界关系尤为亲密、且对于日本国民而言都应记住的寺院，首推青龙寺。”（桑原骘藏）

1982年，西安市会同日中友好真言宗协会等，在四号殿堂遗址以北数米修建惠果空海纪念堂。纪念堂在古原楼南边，是自成一体的寺院。平面布局采用原东院殿堂遗址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的正方形布局，堂前塑有惠果传法空海的铜像，堂内供奉惠果、空海像。相较古原楼广场充斥的舞蹈乐、琴声，寺内复归清静，更适合遥想盛唐长安密宗重地的庄严。突然记起2019年看的一部尺八纪录片，终章是艺术家寻空海足迹来到青龙寺，并在纪念堂内献上了一场演奏会。最后的镜头随他的脚步，观者一步一步走近空海纪念碑。

这座空海纪念碑由西安同日本香川、德岛、高知、爱媛四县1982年共同建造，矗立在遗址公园东面同样是中日共建的庭园中。石碑厚重素简，周遭草木一岁一枯荣，于静默中凝睇时间流逝。

空海纪念碑碑身采用汉白玉，顶端的塔刹石材取自日本四国所产庵治石。（夏烨/图）

此时正值青龙寺的早春，园中柳绿桃红，春意初盛。云峰阁一侧开了几株早樱，粉白层叠，挑好角度，也还拍出了几张差强人意的图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赠送植入多个珍贵樱花品种，早樱有八枝垂樱、染井吉野、彼岸樱，中期的贵妃樱、一叶、关山、松月，晚期的红白普贤像，等到清明前后，千株齐放，青龙寺便将迎来花与人的盛况。西安赏樱胜地——如今已成青龙寺最显著标签。

早春时节，云峰阁旁的早樱已盛放。（夏烨/图）

青龙寺在北宋仍见于史载，此后逐渐湮没无闻。会昌灭佛是个转捩点，更重要的是，随密宗在汉文化地区的衰落，作为密宗道场的青龙寺不可逆地走向没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密宗归根结底其艰深奥义与神秘主义仪式同中国文化及伦理道德格格不入，除了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几朝因帝王和权贵的追捧而一度声势浩大，但也限于长安、洛阳两大都会，没有庞大民众普遍的接纳，终难持久。日本真言宗、天台宗接过青龙寺法脉，山海相隔，灯火相续。日本僧众视青龙寺为祖庭，我们借他者视角回望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扭结成一股绳，无形中牵引着彼此。

我此时置身此地，不免生发一些遗憾，但仅止于个人对历史的凭吊惯性。各文化自有其拣选标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算幸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