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禁摩有什么好处
大家好,我是乌鸦。
今年的地球环境,对人类来说堪称高难度,各类天灾层出不穷。但面对天灾,人类也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相反,人的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情的结果。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8月下旬重庆突发的山火,这次重大灾害能在一周之内扑灭,避免造成更大损失,救灾行动的人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传统”救灾力量以外,一群在山火中穿梭的身影,成为了火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少年英雄。
这时候,骑手们就发挥出了自身优势,摩托车轻巧方便,既能穿梭于树林,也能爬坡下沟。
摩托党们载着盒饭、瓶装水,甚至救火装备,在山路间不停穿梭,为救火官兵们拉起了源源不断的后勤链条。
甚至有的地方突发山火,骑手们还自愿用摩托载消防官兵前往灾区,大大提高了机动性。
紧张的救火现场,骑手们也是辛苦异常,有的骑手在3天4晚只睡了16小时,基本睁眼就在运动物资;有的摩托不能装货箱,骑手只能背着竹筐运送物资,几天下来肩膀都磨破了皮。
摩托车在山路间高速行驶也不安全,可以说大家都是在刀尖上赶路,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很多时候都是靠身边的摩友才能摆脱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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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长期以来都是重要交通工具。
对于广西的打工仔来说,摩托车是过年回家的必备交通工具;对于送外卖的小哥来说,摩托车是每天吃饭的生计活儿;对于沿海地区小城居民来说,摩托车则是每日出门逛街买菜通勤的好帮手。
在重庆,力帆、嘉陵等摩托车厂家成为了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2001年,力帆总裁尹明善甚至凭借发达的产业,成为了重庆市的首富…
不过到了今天,在一二线都市中,摩托车似乎失去了生存空间。
现在提起摩托车,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肉包铁,多危险啊”,除此之外,摩托车声音吵、耗油高、空气污染等问题也是人们常常抱怨的地方。
而摩托车在一定程度上,还总被同“飞车党抢劫”和混混、流氓等划上等号。
总的来说,摩托车在主流视野中,还是处于“不入流、不正经”的形象,这也难怪重庆的年轻骑手们,会被认作“鬼火少年”。
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局限于民间,我国各省市已经施行许久的“限摩、禁摩令”似乎也从政策层面照应了这种观点。
钱包渐鼓的市民们希望找到一种更加快捷的交通工具代替骑了数十年的自行车,只不过小汽车还是太贵,于是乎便宜的摩托车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内。
一时间,北京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挤满了摩托车,这些突突作响的机器,冒着黑烟,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大街上,给市民留下的印象非常糟糕。
80年代的北京“限摩令”作为中国限摩令的鼻祖,其实力度不算是多么大,只是摩托车规范化道路上的一次尝试。
真正让各地开始真正的“禁止摩托车上路”的另一大原因,则是当年的时代背景下异常猖獗的摩托车相关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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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值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人员流动。
当时有句话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其密布的工厂和外资,成为了全国打工仔最爱的去处,人们都相信,到了广东辛勤工作,就可以赚大钱。
对于庞大的打工人群来说,摩托车无疑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光在2006年,广州市挂牌上路的摩托车就有50多万辆。
不过,复杂的社会环境也滋生了另一面,有人赚大钱的同时,也有不少人不务正业,每天都想琢磨写个歪门邪道混吃等死,也是这些人,滋生了严重的抢劫、偷窃甚至吸毒、贩毒问题。
2007年,广州市发布了当时中国最严格的禁摩令,规定所有摩托车类车辆禁止在市区内行驶。
很快,深圳、东莞等城市也加入了禁摩的行列,2010年,佛山市也颁布了禁摩法令。
广州禁摩令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当年晚些时候,飞车抢劫案的数量就下降了接近95%左右,到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时,飞车抢劫基本绝迹。
数年之内,全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纷纷效仿广州,展开了严格的禁摩令。
比较早的有04年杭州的禁摩令,之后南宁、郑州、西安等城市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禁摩、限摩令。
2002年广西南宁颁布了停止发放摩托车牌照的通告,南宁人慌了,在政策执行的前几天,南宁老表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始抢购摩托。
最夸张的时候,车管所的民警需要加班加点地给老百姓上牌照,3天时间内,南宁人就赶在禁摩令颁布之前,疯狂抢购了29791台摩托,甚至车行边上的银行存款都被取空了。
另外一个因为周杰伦代言而被人所熟知的品牌爱玛电动车,销量还更要稳压雅迪一头,甚至在他们的广告语里,也敢把“年销量率先突破300万台”作为口号。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通勤和外卖的刚需让电动车的需求量与日俱增,2021年的深圳,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年销售量就高达80万辆以上。
但是电动摩托车的诞生,就先天带有一定问题,这玩意速度没摩托快,也不用加油,但是却比自行车要猛多了,究竟算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呢?
2019年国家颁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俗称“新国标”,把电动车完全归类成为了三大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轻便电动摩托车。
其中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按照不同城市的“限、禁摩令”,在相应城市不能骑行。
而关于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限制电动车时速不超过25km/h。
但是在规范发布后,仍然有许多车主私自对车进行取消限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卖或快递从业人员,对于他们来说,25km时速明显不够用,而在一些限摩的城市搞到摩托车更是成本高昂,于是铤而走险进行私自改装。
这样一来,电动车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灵活”的交通工具,它明显比自行车要快、要危险,但却没有摩托车那么多的限制,它可以像机动车一样上道路行驶,也可以跟行人一起穿梭在人行道。
电动车很快就成为了路上司机和行人抱怨的对象,同时电动车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也在与日俱增。
在发动机和排气系统越来越进步的当下,再加上电动摩托车的流行,可以说,污染问题对于如今的摩托车环境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么棘手的事情。
再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说,“飞车贼”的泛滥离不开当年社会迅速变化的大背景,整个9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城市治安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大难题。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刑侦技术手段的革命性提升,像“两抢一盗”这种简单粗暴的犯罪手段,已经大幅减少。
基本可以说,“飞车贼抢劫”,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重要问题。
虽然两大问题得以解决,摩托车还面临着一项绕不开的硬伤:安全问题。
即便是摩托车产业、法律条款较为完善的美国,摩托车安全问题也是一道大坎,根据美国国家交管局(NHTSA)的数据,相同的旅行数据,摩托车比起小轿车有着4倍的事故率,以及29倍的死亡率,“肉包铁”并非杞人忧天。
虽然把摩托车和轿车放在同一参考系下进行比较有点不太厚道,但是摩托车的高事故率仍然是各国交通系统头疼的一件事。
改善摩托车出行安全性的手段其实很多,加强驾驶员培训、设立专项的法律法规、规范摩托车的上路条件等。
总的来说,对于如今城市化日渐完善的中国来说,“禁摩令”的方案是否仍是最优,是一个应当被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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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西安市政府宣布2009年实施的《关于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的通告》失效。
其实本次解禁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主动取消禁摩令,而是因为旧有法规的执行日期已经失效。
不过这也挡不住西安摩托车爱好者的热情,很快,摩托车就重新出现在了西安的大街小巷。
西安是一座交通拥堵现象很严重的城市,摩托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地解决了部分市民出行的问题,但是摩托车监管法律的缺失,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私自改装、排放高、噪音大的车辆出现了街头,给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一时间,“重启禁摩令”的呼声重新开始在社会出现。
只不过,扣在摩托车头上的刻板印象仍然没有消失,在一些市民心中,摩托车仍然代表着危险、吵闹,甚至飞车贼抢劫等犯罪行为。
如果简单粗暴地解除禁摩令,可能也会造成部分群众的反感和抵触。
也许重庆山火中飞驰的摩托少年们,能为摩托车挽回一些形象,在评判一种现象时,我们也更应该把重点放在骑摩托的人,而非工具之上。
尾声
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很少再见到大量摩托车出没的场景,对他们来说,摩托车更像是在短视频平台里出现的“大人的玩具”。
不过,随着各地禁摩令的松动,近几年摩托车市场却有着一丝复苏的趋势。
如今的摩托车,与其说是廉价的代步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小众的兴趣爱好。
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机车文化影响,开始把骑行当做一种社交和旅行的方式,经常隔三差五约上几个摩友,去郊外踏青、郊游,与之相关的摩托车俱乐部、骑行爱好者组织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摩托的复苏也体现在数据上:2021年上半年,我国新注册摩托车数量新增了426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3.2万辆,产量则高达2019.52万辆;不光内销火爆,外销同样给力,21年我国摩托车出口总额高达72.18亿,增长45.73%。
2019年,因为禁摩令而常年亏损的力帆,终于重振旗鼓后实现了重新盈利,2021年,力帆在摩托车相关营收高达27.29亿元。
这样的数据,肯定不单是“炸街党”们能够撑得起来的。
当现在重新考量“禁摩令”的时候,不仅是固有的人们对这类交通工具的日常需求,站在促进消费的角度来说,摩托车市场也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蓝海。“救火英雄”不能全说是摩托车的功劳,“飞车党”同样不能全说是摩托车的罪过,如何做正确的引导来符合社会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资料:
网易新闻:历史选择的罪与罚:广州禁摩限摩15年
凤凰网:骑士的悲哀:中国城市“禁摩限电”史
36氪:摩托车变成大玩具,年轻人的新宠有多烧钱?
知乎:鱼非鱼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和《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解读
机车网:西安解禁,增长10w辆摩托车,事故率不增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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