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2秘籍,也谈陈寅恪书籍的流散、失窃与调包

俞声恒

陈寅恪先生史识高卓、治史方法独到、掌握语言文字众多，学术界早有定评，不待赘述。但他的著述成果与他的自我要求、与学界对他的期许、与他拥有的学术声名及所下的学问功夫均不相称。究其所以，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和平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年盲目、晚年髌足的身体条件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赖以做学问的重要书籍、批注、手稿及参考资料多次的流散和失窃。

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讲究善本秘籍，不占有独家资料，读书时有所感悟心得，随手在书眉上批注，渐渐集腋成裘，以后稍加抄录整理，即可成学术文章。陈先生书籍上的批注就是他学术成果的半成品，它们的流散和失窃，严重影响了陈先生学术成果的出版问世。

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刊载张求会先生《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叙述了陈寅恪先生1948年成为悬案的那次书籍托寄及1937年11月和1938年4月的两次书籍托寄情况。因“张文”涉及家父俞启崇先生和表姑陈小从先生，关于书籍托寄的一些细节因交流的误会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故撰此文就“张文”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予以说明。同时也对陈寅恪先生两次离开北平“南渡”期间书籍多次流散和失窃的情况进行一些梳理。

蒋天枢致陈小从函

“……我是寅恪师的早年的学生。现在正在写《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关于隆恪先生，我只知道是哪一年和寅恪先生一同去日本一事，其他则一无所知。盼您接到此信后，将隆恪先生（隆恪先生是否字‘彦和’？）平生一些重要事情、和哪年去世的事告诉我。关于您妈妈的名字、籍贯，和外公的名字，也盼见告。对于方恪、登恪两先生的事迹，凡您所知道的，也望告我。又，您的生平、和哪些年在艺专读书事，亦可提及。……”（《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7月7日）

“……我是民十六年北京清华研究院读书时认识先生的。那时先生已卅七岁，尚未和师母结婚。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地幼稚无知！那时的导师们对学生亲同骨肉，有时我们陪侍先生到附近寺宇或西山去玩，今天给学生写‘事辑’，有些事已记不起来了。……我虽然学识浅陋，但陈先生是我生平最敬重的老师。抗战期间和以后，仅在重庆、南京、上海（即去广州时）见过几次。后来在五三年、六四年到广州看过陈先生两次（都仅各住了十来天）。当先生**的那年，我生了场大病几死，因而久没给先生去信，师母在师逝世时曾写信来，怕我搬家，信寄到系里，被人扣压四十多天，及我回信，师母已经看不到了。……日内即将‘事辑’卷上，修改后寄给您。您阅后可转给封怀兄，并请他把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告我。……”（《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11月4日）

“给先师写的‘事辑’第一卷，已让人复写出，并已作了修改、增补。（现寄上一份）其中哪些有错误，哪些当删，哪些当改?都请一一见示。封怀先生那里，请您转给他，请他仔细推究，一一签注意见，好么？告我时，只提出某页、某年、第几行，有什么问题即可。

关于先师的身世，所知的太少。于家属方面不免写得多些，藉以知道先师的身世和生活环境。……此‘事辑’，上卷为到清华之前。中卷是到清华后以致去广州之前。卷下则为到广州以后。到广州以后的事，如封怀先生再告诉我一些，以便再补充，那就是我很大的奢望了。”（《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11月28日）

“……前些时，出版社把审阅后之‘事辑’三册送我再看一遍，我又乘此机会将先生的批注书中摘录多条补入。您有关大伯生日的意见，也乘机补入了。可见做事一点疏忽不得，我一疏忽便忘了许多事情。幸天假之缘，得以补过。……”（《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0年8月4日）

“……我写的‘事辑’，已大体写就。可惜一时没找到人代抄写，无法寄给您看。并且，还想修改、增补。总之，须把抄本寄给您和流求妹看过，提了意见，经修改后，才能算为定稿。”（《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0年10月10日）

“……再，前者小从妹寄来的您的‘几点看法’中，您认为‘有些与本题关系不大的’，业已尽可能删去。至家人所提供材料，因为改动则‘失真’，故多用原文。有不必要的讲话，则删节。……我写的‘事辑’错误定很多，以迫于交稿期，不及再请您订正了。您的回忆录，以牵涉的时间甚长，只得附于卷后，敬以奉闻。……”（《蒋天枢致陈封怀函未刊稿》，1981年4月12日）

“‘事辑’定稿已交出版社。事情颇有波折，上月北京科学院某要人派人来沪，想将交出版社的‘事辑’稿子拿去北京，在他们办的有关历史刊物上发表。我因想要印支行排、繁体字，碍于情面，经与出版社洽商，由我再修改一份稿子，一份交由北京先发表，一份仍交出版社照旧排印，将来在北京发表以后，然后发行。……‘事辑’经您大力协助，始得有成，谨向您致谢。您代封怀兄写的‘回忆录’，起初本想全文附在最后，后来怕他们有意见，索性将原文有关部分分别节录入当年下。未经与您商酌，乞谅！……再，付印稿中有些后来加入的，您所看稿中还没有，特告。……”（《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1年5月12日）

引用多封蒋天枢先生的信件，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1、蒋天枢先生受陈寅恪先生重托，为编辑、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呕心沥血。《编年事辑》只是作为《陈寅恪文集》的附录而编撰。《编年事辑》资料的收集从1979年6月开始，此时离他与陈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离陈先生身归道山也已经过去十年。蒋天枢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包括1964年陈先生托付后事的那一次，只与陈寅恪先生见过五次面。在与陈先生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陈先生是否跟蒋先生谈起过“砖书掉包”一事，笔者不敢妄自揣测。即便陈先生聊起过此细节，由于时间过往太久，蒋先生不一定记得清楚。

2、蒋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诗词比较熟悉，但对其家庭、亲友往来的细节不太了解，所以他编辑《编年事辑》需要向陈先生的亲友了解大量的信息。可以肯定，在为《编年事辑》收集资料时，陈小从先生与蒋先生见面一定会聊到“掉包”的故事，虽然她并不确定文姓青年“以砖换书”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3、蒋先生从开始编撰《编年事辑》到1981年9月该书出版，匆匆两年多时间，蒋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信件向陈先生众多亲友、同事和学生收集资料，须谨慎斟酌取舍。又因修改变化多，出版时间要求紧，难免出现疏漏错误。否则也不会在蒋天枢先生逝世十年之后的1997年又再出版《编年事辑》的增订本。另外《编年事辑》虽然是按年代记述，但由于资料繁杂，来源不一，所以有前时记录了后事的（如陈先生第一次交代稿中将1937年发生的事情与以后发生的事情记录在一起，而此材料就收在1937年下）；也有后时记录前事的（如1955年因蒋先生收到陈先生信件又谈及了1938年的旧事），这样蒋先生难免会发生年代和事件的“张冠李戴”。

4、《编年事辑》中1955年下“先生于戊寅（一九三八）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装满砖块）”这一条，蒋先生用括号将“另易以两木箱，装满砖块”将这句话单独标出来，笔者猜测蒋先生也不是很确定此事，所以才用括号标注出来，但又要记录此事以备忘。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大胆推测蒋天枢先生误将1948年北平的掉包案嫁接到了1938年的安南，并记录到《编年事辑》1955年下。不知笔者的这个“大胆猜想”和“小心求证”是否能说服读者。

关于陈寅恪先生两次南渡书籍丢失的大致情况

关于陈寅恪先生1937年11月、1938年4月及1948年的三次书籍托寄及书籍的损失与失窃，“张文”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未涉及到者，补充如下。

（一）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全家逃离北平，南下长沙，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约在11月27日抵达长沙。陈寅恪先生撤离北平前，将所有书籍分成四个部分进行了处理。

甲：随身携带的文稿箱；

乙：随车快件托运的部分书箱（重要书籍和文稿）；

丙：不随车慢件托运的部分书籍（大量批校过的书籍和教学用书籍）；

丁：寄存北平朋友家的书籍（不便带走的大部头工具书和大量的研究东方语言学的书籍）。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交通中断，晚于陈先生到达长沙的丙部分书籍全部焚毁于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这部分书籍的损失，造成陈先生在西南联大给学生授课无书本可用，亦使陈先生损失了大量批校过的书籍。

陈先生在给学生陈述、劳干的信中说：“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史、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书信集》202页，1938年5月1日《致陈述、劳干》）

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月，陈先生与家人再次从长沙启程，经桂林、梧州，于1938年1月30到达香港。甲、乙部分书籍随陈先生一路南行。

乙部分书籍到底有多少箱呢？

陈寅恪在给陈述的信中说：“……弟之四箱（书籍）仍照原议，请芮逸夫先生交与桂林广西银行唐溪盦先生收领，不须运滇，即希转告芮先生为荷。弟现在港候护照，大约尚有一月留滞，方能取道安南入滇也。……”（《书信集》186页，1938年3月廿日《致陈述》）

陈先生此信是从香港寄出的。陈述收到此信后有注：先生在长沙有图书四箱，曾嘱述运至桂林。述随后搭木船顺湘江转全州至桂林。此时陶孟和、梁方仲诸中院同人已先到桂林。

由上信可看出，除了这四箱书籍之外，陈先生随身起码还携带了两箱以上的书籍去了香港，因为之后陈先生在安南被盗的两个书箱不在这四个书箱之内。

（二）1938年4月，陈寅恪与浦薛凤、张荫麟等人同行，从香港出发，取海道赴安南海防市，转往暂设在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家眷则寓居于港。

陈寅恪先生两箱最重要的书籍、批注、手稿托运后在安南途中被越南小偷盗走，让陈先生痛心不已。这两个书箱的失窃，严重影响了陈寅恪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发表。连过去已发表的文章都丢失了，他想从事研究但手头上已无资料可参考。从陈寅恪先生给陈述的信中，从侧面可以看到陈先生这种窘况：

“史语所集刊中载有拙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者，不知昆明所中尚有之否？如有之，求检寄一册：如无之，能以该册之本数、分数见示否？……”（《书信集》187页，1938年6月8日《致陈述》）

“前书已封，而傅先生书目始送到。检阅其中有通典一种，共四十本，想是浙局本。弟欲借一读，但不知所中有石印或商务印书馆重印较小之本否？如有商务十通本，则通典仅一大册，携带尤便。如无之，则只可将此四十册带来也。”（《书信集》188页，1938年12月3日《致陈述》）

“……兹再求查本所有无日本西京出版东方学报中内藤乾吉论唐六典文。如有，祈借出；如无，则乞代钞海中刘肃大唐新语及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书录关于唐六典文示下至感。”（《书信集》192页，1939年11月23日《致陈述》）

“又因弟自己所藏之史语所集刊皆已散失，而傅先生所藏者乃本所唯一之全套，不便久远出借，故拟恳求将兄所藏之本内有下列拙著者，借至香港或英国，再寄还。如下列之本兄亦无之者，则拟在此就傅先生藏本钞一份也。一、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二、李唐氏族问题。三、李唐氏族问题后记。四、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五、杂论李唐武周先世问题。六、武瞾与佛教。兄如无者，若所中他友有之，亦求代借为荷。”（《书信集》194页，约1940年6月《致陈述》）

（三）1939年春，陈寅恪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将赴英国讲学。暑假陈寅恪离昆明赴香港，准备全家从香港搭坐轮船去英伦。陈先生到香港又托运了五箱书籍，其中又有两箱搞错了，不知所踪。

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述：

“……五箱已运到，甚慰，拟将未成之稿携欧，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书信集》58页，1939年7月6日《致傅斯年》）

“……弟五箱运到而错了两箱。此两箱中，恰置弟之稿件，虽又托人查问，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复失，空喜欢一场，反增懊恼。将来或可以藉口说：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此殆天意也。……”（《书信集》59页，1939年7月12日《致傅斯年》）

“……两箱书换去，托大纲代查，渺渺茫茫，未必有归还之望，姑尽人事，以俟天意。……今日妻病稿失，又在东京会议之后往牛津，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书信集》60页，1939年7月26日午后四时《致傅斯年》）

“……弟则定八月三十一日法船行矣，所失书亦无消息，皆可愁也。……”（《书信集》62页，1939年8月6日《致傅斯年》）

在陈先生抵港后不久，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也去不成了，全家只好滞留香港。正如陈先生信中所言：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令人忧闷不任。到了九月份。陈先生只好独自一人从香港重返昆明。陈先生此时留有诗作《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可见此时陈先生心情之悲凉。诗云：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离难骨肉病愁多。

狐狸埋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四）1945年秋天，八年抗战刚刚胜利，陈寅恪先生受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英伦治疗眼疾。陈先生从昆明起飞，经缅甸到印度，辗转到英国。至1946年3月，陈先生尚未归国。唐筼带着孩子尚滞留在成都，有四箱书籍在重庆交给史语所同仁托运至南京。此四箱书籍后来是否运到北平，无从知晓。如果没有运到北平，是否被史语所运到了台湾呢？

唐筼致傅斯年的信说到此事：

“兹有一事奉恳者，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寅恪来信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筼又及。”（《书信集》120页，1946年3月16日，《唐筼致傅斯年》）

（五）1948年12月15日，北平战事已迫近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及家人匆匆入城，后与胡适一道从南苑机场乘飞机到南京。将书籍存放大嫂和亲戚家，是陈先生离开北平前安排的，还是全家匆匆离开北平之后再请人办理的，就不得而知了。存放在北平亲戚家书籍的失散和失窃，使得陈先生在北平时期的批注本和一些善本书都失去了。

总之，陈寅恪先生两次“南渡”过程中损失的书籍，严重影响了陈先生的著述成果，这是陈先生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现代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里感慨：

“……纵观先生批校书，上述二十一种，不及（陈先生所有书籍的）什之一；他若长沙大火失去之书，其中多有批校本。而最为巨大之损失，在先生任教昆明时，由他人代交滇越铁路转运之两大木箱中外图书，即有批校本数部之多。……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去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以故，长沙及滇越铁路失去之书，无异间接减少先生著述若干种。”（见《读书札记》）

安南丢书之后，陈先生虽然极力补救丢书的损失，尽量利用剩下的批注本发表研究成果，但心情是沉重的。

陈寅恪在给刘永济先生的信中说：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原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存。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前岁在昆明，即依《通典》批注，草成《隋唐制度渊源论》，已付商务书馆刊印。……去岁居港，又取《旧唐书》上之批注，草成《唐代政治史》一书。此次冒险携出，急欲写清付印。盖中年精力殚竭，绝无成效，所余不经意之剩余一种，苦复不及身写成（弟字太潦草，非亲写不可），则后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见《书信集》246页，1942年9月23日《致刘永济》）

陈寅恪先生在不经意中得以保存下来的《通典》和《旧唐书》书眉上的“略有批注”，就成就了《隋唐制度渊源论》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大作。如果没有1938年安南的书箱失窃，陈先生会给后世留下怎样的学术成果呢？

与他相知甚深的俞大维先生曾言：“他（陈寅恪先生）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见《也同欢乐也同愁》144页，俞大维《悼念陈寅恪先生》）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