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2套,回忆当年在央视二套的打工体验

前几天，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播放了我年前录制的演讲。最近几年，我在网上录制一系列的自媒体节目，而这次上电视节目好像是我九年来唯一一次，上一次还是2014年在凤凰卫视跟人辩论中美关系。

我家已经有十来年没有电视机了，除了通过央视网收看春晚和重要日子的新闻联播，我家通常不看电视节目。对于各个电视台的采访或者节目邀请，我也都是婉拒的，这种态度也许跟我自己年轻时曾在电视台短暂工作过有关。这次破例上电视，首先是因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他们的节目质量、收视率和美誉度据说都很不错；其次，他们节目的观众虽然也是中老年为主，但是据说观众的认知层次都比较高，所以我觉得给这个群体讲一些超出他们原有认知的观点，冲击一下他们的思维惯性，可能会有点意义。当然最重要的是，分管此节目的东南卫视台领导是我本科老同学，制片人是一位美女师妹，他们屡次来京请我吃饭，诚意满满，所以在拖了将近两年之后，我最终还是兑现了承诺，上了他们的节目。

主持人郑若麟老师和波士顿圆脸都是熟人，节目录制过程体验很好。只是录制过程之长远超我预期，现场大概四个小时。为了避免摄像失焦，我在原地站着几乎没有踱步，腿都麻了。好在我经常这样站着讲课，一讲就是半天，倒也还好。只是辛苦几位提问的嘉宾和现场观众，他们提前到场，在寒冷而空旷的摄制棚里坐了五六个小时。

这次节目不仅是在摄影棚录制了一下午，而且他们团队第二天还到我学院里又录制了两个小时。所以估计加总起来一共有五小时的素材。但是剪辑出来的成品，只有45分钟，还包括了不少旁白。可见电视节目的制作是多么精雕细琢的过程。

节目播出之后，有粉丝给我留言说，“翟老师有许多观点显然还没能展开，就被旁白给切过去了”；“翟老师讲得很好，但是被剪辑得稀碎”。其实，这事儿真不怪编导和剪辑，而是政论节目严格的审片流程导致的。我那天讲的内容很多，其中有许多观点是跟目前的大众主流认知截然不同的。为了让我的演讲节目能够顺利播出，编导们在录制后的两个月里绞尽脑汁、反复修改、去芜存菁，据说直到播出前一天他们还在修改。

但是要说起“剪辑得稀碎”，我立刻想到25年前的我。

1998年的时候，我也在央视二套做过大半年的记者兼编导，我那时候的剪辑水平那才是真的“稀碎”。1998年一月份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我就立刻找了一份工作先干着，是《商务电视》节目组聘用的临时工而不是台聘职工。

1998年的时候，人民大学的江湖地位还没有被清北两校拉开距离，人大人在传媒领域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在央视的这个节目组里，我身上人大本科毕业的标签在一群普通本科乃至大专毕业的同事中算是学历比较硬气的了。但各部门的同事中，最牛气的群体是恰恰是学历最低的摄像师们，他们管着各种设备，拥有拍摄技能。我印象中，记者们每次出工，都得去设备部门求他们跟着出来拍摄；而他们一个个都是爷，端着架子板着脸，爱答不理，记者们得送烟陪好话他们才跟着出来干活。只有一个摄像哥们跟我混得比较好，但是我每次出去拍摄采访的时候，碰到他有空帮忙的概率非常小。吃瘪几次之后，我就自学了拍摄：如何架机器，如何调白平衡，构图和收音该注意哪些因素，等等，甚至我还练习如何一边小跑一边拍摄并且确保镜头移动而不抖动，后来发现这些事学起来其实并不难。我虽然学会了拍摄，但是却一直没学好视频剪辑，主要是我没有人认真教我，更没有足够的练手机会。那时候剪辑是在专用的机器上干的，为了制作我的那两个专题片，我熬过几次通宵，每次都还是请一位擅长此道的同事帮忙才搞定的。

1998年的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还是那种黄色的小面包车为主。在那大半年里，每天早上我会坐一小时的公交去军事博物馆打卡上班，然后扛着摄像机打一个“小面”，直奔建总行、工总行或者中信总行。拍摄完几位交易员对外汇市场的分析，中午可以在银行的食堂蹭一顿午饭，中信地下一层的食堂吃得最丰盛。然后下午在单位机房里把我拍摄好的片子包装进整个节目中，假装是交易员和主持人在连线直播。我对外汇市场的理解和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位交易员的评论内容和分析逻辑，基本上与股评类似。

1998年的时候，股市黑嘴盛行。我们节目中除了外汇市场的几分钟，还有一大段对国内股票市场的点评。节目组领导请了几位股市专家点评股票行情，结果其中一位很有名的股评家在录制节目的间歇，神秘兮兮地告诉编导们，应该买入某某股票。我看那个股票已经涨得很高了，就没有听他的，但是真的有同事买了不少，被套在了高位。后来才知道，这个股评家自己就在坐庄该股票。在金融圈，整天琢磨骗人的人，要长期混好其实也很不容易，后来没过几年就听说他去了英国，他后来组建的私募基金业绩也很不理想。

1998年，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普及，电视还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央视的广告费多到花不完。我记得台里有一次开大会，一位领导把记者们批评了，说我们一年的差旅费才花了7000万，这说明大家不愿意出差，不愿意为了做好节目而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

1998年，北京三环路边上的房价才4000元一平米，而我给央视打工的月收入大概是3000元左右，比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不了多少。我这份工作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是也挺锻炼人。作为央视的一个小记者，我接触了不少金融界的牛人和名人。当然，我接触过的名人牛人后来不少都出了问题，有的跑路，有的进了监狱。

1998年，大家基本上都还没有手机，普及的是寻呼机，所以许多朋友和同事后来都没有联系了。至今还联络的只有两位年龄相仿的同事，其中一位是帅哥主持人姚雪松。我俩办公桌相对而坐，他长相帅气，声音磁性，个性谦和，当时好像也是刚来北京做北漂。

1998年，基本上还没有那么多人工美女，容貌都靠遗传而非科技。跟姚雪松搭档的女主持我忘了啥名字了，在我印象中是个青春靓丽、落落大方的微胖美女，声音很好听，录制节目出差错的时候还经常喜欢开个玩笑。大家都觉得他俩金童玉女，配合得很好。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她就被替换掉了，新来的是一位少妇，据说颇有背景，但以我的审美，其声音、容貌和气质都不如前者。

1998年，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还没有被炸，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中美关系虽然已经不是蜜月期，但是我们还在努力韬晦，大家还在为加入世贸而憧憬和焦虑。我自己的本科专业国际政治，在那个时代不是显学，因为整个国家已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讨论贸易、产业和金融货币才是潮流。

如今一晃25年过去了，但1998年春季的我奔波于北京街头时，中午的阳光晒得我头晕的感觉，沙尘中弥漫着的那种激情与躁动，空气中弥漫着的一切向钱看的味道，恍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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