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给学生们做顿饭，并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让章站亮从一个只有25人的村小校长，一跃成为拥有超过19万粉丝、每天被催更的“校长爸爸”。被热情裹挟着，章站亮却觉得，做饭是一种无奈之举，背后更多是自己作为校长也改变不了的现实。

文/董冀宁

摄影/李伟

1月11日，当天有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章站亮为孩子们做了香菇肉丝面

只有一个学生的语文课

上午10点半，黄泥小学五年级的一堂语文课接近尾声，但就像外面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的雨，忽然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吴林涛，你来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一个人手扶讲台，探着头朝下面问。他留着寻常的短发，皮衣上落满粉笔灰，看不出与其他的乡村教师有什么不同。教室里唯一的学生坐在距离他不到半米的地方，抬头望着他，露出思考的神色，空旷的教室让讲台上的身影显得分外安静。

讲台上的老师就是黄泥小学校长章站亮。人手不够，他兼着五年级的语文课。

仅仅一个多月前，章站亮还只是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一名普通乡村小学校长，管理着5名老师和25名学生。看着学生的数量一年年少下去，一度焦虑到需要端个茶杯在操场的秃水泥地上绕圈。他说，既忧心这些缺乏关爱的学生们的未来，也愁苦自己无处安放的教育理想。

但现在，事情似乎有了变化。因为每天给25位留守儿童做营养餐，并将制作过程发布在短视频平台，45岁的章站亮和黄泥小学一下子火了。截至1月7日，这个名为“快乐小学堂”的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共上传了95段视频，收获19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点击量超过200万。

章站亮和孩子们在吹气助燃，学生没课时，他会邀请孩子们一起加入做饭

教育局先后来村小调研了几次，还邀请学校的孩子们参加区里的春晚；章站亮本人被请到市里领奖；有外地家长联系学校想要把自己的小孩送来体验生活；还有网友想要捐款捐物，宣称在他的学校看到了“教育最好的模样”。

章站亮忽然忙碌了起来，现在他一天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早起买菜、上课、批改作业、迎接上级考查、给孩子们排练节目、做那顿“万众瞩目”的饭……还有，招呼像我这样的记者。语文课堂，可能是为数不多还能保持安静的地方，虽然过分的安静在老师眼里可能不是个好现象。

“读书？”不太确定的稚嫩声音响起，唯一的学生终于审慎地公布了自己的答案。虽然答案长度与思考时间明显不成正比，但课堂总算可以继续下去了。

这个唯一的学生叫吴林涛。“能送走的都送走了。”章站亮告诉我。在村里，家庭条件好些的早早在城里买了房，划片入学；稍微差一点的也要送到镇里；只有家庭实在困难或是家人没办法接送的孩子，才选择村小。

去年吴林涛班上还有两个同学，因为五年级可以自己上学了，两个人一起转到了镇上。吴林涛的母亲在他很小时离家出走，父亲有智力问题，在附近乡镇做点零活，家里还要靠患有慢性病的爷爷养鸡放牛来支持，他不得不留在这里。

“如果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或者说小孩子的综合素质来看，村小的孩子肯定是要差一点。”章站亮对这一点颇有感触，反映到他的语文课上，就是一篇课文讲完后，学生只能用干巴巴的一个词语来描述主题思想。

这天的课文是英国女作家尤安·艾肯写的《走遍天下书为侣》。尤安在文章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独自驾舟环绕世界旅行，只能带一样东西供自己娱乐，你会选择哪一样？她自问自答，称自己会带一本书。文章的逻辑并不复杂，尤安写道：“我愿意读上一百遍，我愿意读到背诵的程度。”她的理由也很充分：“你总能从一本书中发现新东西。”

可吴林涛的反应让章站亮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了作者对书籍的热爱。章站亮走下讲台，站到吴林涛身边，试图引导他一下——

“你自己最近在读什么书？”章问。吴林涛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回答不出来。

“那你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依旧是歪着头，沉默。吴林涛甚至回答不全四大名著包括哪些，他说只看过《西游记》，“看的是插图版”。

五年级只有吴林涛一个学生，有时章站亮会走下讲台，直接坐到他身边辅导

“村里的小孩子大都没什么阅读习惯，”章站亮告诉我，“他们的家长一般也没有什么意识，每年为和孩子见一两面准备的礼物一般也都是玩具之类的，买书给孩子也不讨喜。”学校里有一个图书室，平时也少有人光顾。

语文教材上每三四篇课文构成一个单元，这整个单元的主题就是读书。章站亮理所当然地怀疑吴林涛如果对这一课掌握得不好，他又是否真的能理解林海音在《窃读记》里描述的那种被书店老板抓住后羞耻与兴奋并存的快感；又或者季羡林在《小苗与大树》里描述的，读书要“中西贯通、古今贯通、文理贯通”的境界。

还有10分钟下课，章站亮还想再努一把力。他换了一个问法：“你想想，假如是你出去旅游的话，比如就去鹰潭的龙虎山玩，你会带什么？”章站亮之后告诉我，他有意屏蔽了外国人“环球旅行”这个概念，而是替换成了他觉得更接地气的“旅游”。可他依旧失望了。

几次鼓励后，吴林涛给出的答案是遥控飞机。“但是我没有。”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章站亮露出不解的神色，事后他分析，吴林涛的经验里还是没有办法对旅游这件事共情，“他只是想要带上自己最好的东西”。

关于《走遍天下书为侣》的主旨，吴林涛最后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受的。“所以你想一想，热爱读书是不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你自己是不是就做不到？”章站亮说。吴林涛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下课铃响了。

下课后，我下意识地问吴林涛最远去过哪里。“鹰潭。”他说，“去年住院的时候。”

空心的村庄与变小的学校

从记者联系采访开始，章站亮就反复给自己“去魅”。他想不明白，一个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课程只有语数外三门甚至班上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又怎么能称得上“提供了最好的教育”。

车从鹰潭市中心开到余江，中间穿过大片的水塘和田地。余江2018年5月刚刚撤县设区，在当地政府官方网站上，余江是“中国葛粉之乡”“国家粮食大县”。出租车司机说，设区后原本这里规划的是一大片经济开发区，但是因为本地没有像样的产业，也招不来人才，始终没有搞起来，“本地的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没有人愿意回来”。

“村里更没有什么年轻人，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超过80%，空心化很严重。”黄泥村村支书吴月忠对本刊记者说。黄泥村是一个平原村落，村口的公路到余江城区不过十几分钟车程，一个人口超过2600人的大村，在湿冷的冬季竟有一种闭塞、萧索的感觉，收获后的水田尚未有人耕作，村子里常有金黄的柚子落满一地，无人捡拾。

学校位于村子的最后面，从村口走上20分钟，一个旗杆率先映入眼帘，整个学校简单到只有一个二层教学楼，分别当作厨房、办公室和储物间的三间平房，还有一块比篮球场略大的水泥地操场。学校周围是大片无人居住年久失修的“空心房”，长久没人居住的院落屋顶坍塌、房梁裸露、杂草丛生。“感觉这块地方就像被村子遗忘了。”一位老师说。

在黄泥小学，章站亮和其余五位老师均有正规编制，6比25也算是个很高的师生比例。但因为涉及六个班级的课程编排，仍然只够安排语数外三门主课，体育课偶尔有没课的老师带着做做活动，音乐和美术课只能自习。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从都市延续到乡村。章站亮统计过，如果按照父母一方长期在外务工即为留守儿童的定义，25个孩子全都属于留守儿童。入读乡村小学，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与章校长语文课上类似的场景，村小几乎每一位老师都遇到过。英语老师蒋智蓝告诉我，五年级英语有一节课是讲nature park（自然公园），学生最难理解的部分不是原先教案中设计的mountain（高山）与hill（小山）、lake（湖泊）与pool（池塘）的区别，而是公园是什么。作为典型的城市化的产物，不少学生这辈子还没有去过公园。

章站亮说，别看吴林涛性格很活泼，但他有时候会流露出消极、沉重的一面。还有些学生的爷爷奶奶和他反映，孩子并不亲近他们的父母，每次父母回来，除了收礼物的时候，别的时候都躲着父母走。2018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结果也显示，长期缺乏陪伴与亲子联结较弱，导致留守儿童被消极情绪裹挟。留守儿童总体上的逆反年龄要提前。

吴林涛带着记者来到家里，建于10年前的二层小楼直到今天尚未粉刷，裸露着外墙。锅里煮着晚上的食物，只有粥。爷爷放牛还没有回来，平时在家的奶奶不识字，也不了解吴林涛的成绩。村小没有六年级，如果明年吴林涛要到镇上去读书，怎么吃饭、如何接送，是奶奶目前最头疼的事。

在学校里，吴林涛是唯一的五年级学生，“大哥大”。成绩不好，数学作业不会做，分析不出文章的主题思想，他都从未表现出在意。只有当我问到他的梦想是什么时，他眼神忽然暗淡了一下。“希望妈妈回来。”接着他跑开了。

学校位于村子的最后面，孩子们上学时要穿过长长的水田

四年级的丁志刚则有转学到镇上的想法，“主要是邻居的小伙伴都在镇上，在这边四年级只有三个人，有点孤独。”而实际上，丁志刚在学校里是除了吴林涛之外最受欢迎的。他的父亲在厦门打工，他从小跟着父母去过福建厦门、广西南宁，算是这群小孩里见识丰富的。他经常给同学们讲动漫，还有新拿到的玩具的故事。但他的妈妈杨美泉告诉本刊，孩子年龄大了，可以和邻居家小孩结伴上学，有可能会考虑把孩子转到镇上。

留守儿童在当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采访中，有村小的老师称，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乡村读完小学中学，再一路考入城市。“当年不知道有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反而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章站亮说，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小学，每个班还有五六十人，大家接受的教育没什么区别，可现在，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乡村小学和别的学校尤其是城市小学的差距。“甚至，孩子自己可能也有了感觉，即使都是留守儿童，村里的孩子会羡慕那些能去乡镇上学的孩子。”

余江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张淑兰告诉本刊，余江区共有小学留守儿童9653人，而小学总共的学生是3.1万多人，留守儿童占比超过三成。像黄泥小学这样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基础薄弱的农村小学余江区共有95所，“现在它们大都在萎缩”。

黄泥小学的二层楼校舍是按6个班300人的标准设计的，据说90年代尚不够用。2016年村小还有100多个学生；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2；等到2018年9月，章站亮调来这里当校长时，学生就只剩下25个。

一年级加上学前班是整个学校人数最多的班，当天也仅有8个学生

村小的落差

“理所当然地会有落差，担心自己无法施展才能，也会思考这些学生的未来。”章站亮说。“哪有伯乐会不想要千里马啊！”英语老师蒋智蓝则向我抱怨，自己当年从师范学的那些教学方法完全用不上，因为“没有哪个课堂活动是给一两个学生设计的”。

章站亮意识到村小的教育有多糟糕始于2013年，当时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章站亮从家乡村小前往温州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并在那里见识到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教育系统：饭菜是营养师提前一个月规划好的，正餐8个菜自助，一天算上水果零食之类的要吃6顿饭；课程方面，除了必修的主课外，还开设了机器人、航模、赛马等课程供学生选修；在教师培训时，除了教学业务方面的探讨，还会提醒老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最大的感受是，怎么这里的孩子什么都知道、这么被重视。”

1月4日，一场特殊的交流活动在黄泥小学举行。活动的双方正是章站亮两年前在温州教过的部分学生以及现在黄泥小学的孩子们。活动组织者之一黄献凤告诉本刊，章站亮之前是她孩子的班主任，听说了章校长的事，特意买了一批文具前来支持。家长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来受一受教育。

交流活动中有一个环节，来自温州的几个小孩子代表原来班上的所有学生，向章站亮提问。问题被精心用便利贴贴在泡沫板上：“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艰苦的环境中？”“每天设计菜单的标准是什么？”童声响起，章站亮也好像切换回了原来的教学模式。被问到“回来的意义是什么”，他用一篇语文课文的标题来回答：“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迅速获得共鸣，收获了热烈的掌声。

活动结束后，黄献凤觉得儿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说：‘妈妈，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章站亮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教育，当私立学校的家长跑到学校来询问老师该如何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如何让孩子交到更多朋友时，乡村小学的家长问到最多的问题不过是，我家孩子在学校听不听话。智能手机刚普及的时候，还有家长追着老师要自己孩子的照片，“连定期和孩子通话都做不到”。

2016年，章站亮决定返回家乡。我问他既然当地有更好的薪酬、教育条件，当地学生又很喜欢他，为什么决定回来？章站亮说，回来的动机之一是他意识到私立学校不缺他们这样的骨干老师，但是村小很稀缺。“还完了车贷房贷，供完儿子上大学，还想做一些事情。”回来后，章站亮先是在镇上另一所小学任教，2018年9月，被调到黄泥小学担任校长。他说，自己出去了一趟回来，自然而然会想到自己能做些什么，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学习先进的问题。他给私立中学的家长开家长会强调“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不可取代”，可面对家乡留守儿童的家长，该给他们强调些什么呢？“说让他们回来陪在孩子身边吗？没道理啊，他们毕竟就是抱着给家庭创造更好条件的想法才出去闯荡。”

章站亮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是从乡村学校读出来的。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一个很自卑的小孩，父亲在他三年级时就去世了，因此经常受同学欺负，他不愿意去学校，经常迟到旷课，然而当时的老师给予了他足够的宽容。一对夫妻老师因此还经常带他到家里吃饭，给他缝补衣服。正是受这些老师的影响，让章站亮在初三时就明确了要当老师。“如果做不了别的，至少要让剩下的这25个孩子感到学校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做菜的想法来源于一个极偶然的场景——有一天他和学生们聊天，聊到吃的，他发现学生们除了本地几样简单的吃的，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吃过；进而联想到他们大多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也不大可能带他们去下馆子改善生活。于是这个在家负责做饭的男人打起了美食的主意。

一顿饭能改变什么

每天下午3点，章站亮的“表演”准时开始。

当天的菜单是糯米排骨。章站亮把排骨倒进大铁锅里，先后加入料酒、五香粉、酱油、糯米、油、盐，接着开始翻拌起来，动作俨然一个太极高手。接着劈柴、生火、架锅，如果当天有活动课，这些项目有的时候会由25个孩子一起完成。

最开始，章站亮只是做饭，拍视频上传到网上的建议是学校年轻老师提出来的，她们觉得这件事值得被记录，而且也有助于远方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于是章站亮就注册了一个名为“快乐小学堂”的账号，怕耽误年轻老师的教学，还叫来儿子章子琪帮忙拍摄和制作。可乐鸡翅、萝卜羊肉、肉丝面……一道道菜经由互联网传向远方。

柴火、大锅、炊烟、美食、简陋的校舍以及小孩子们无邪的笑容，很难说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元素牵动了远方观众的心。总之，“快乐小学堂”连带着章站亮和他的乡村小学，火了。

但镜头之下并不是黄泥小学的全貌。镜头无法展示章站亮的担忧，也无法展示吴林涛的忧愁。

同样是从乡村考进城市，章站亮很能体会农村孩子心中的那种难以抹去的自卑心理。这些年，章站亮也收到不少来自自己学生的感慨：“当年自己条件不好，没有条件，现在只能自叹不如人，没有文化，只能去打工。”也有人说：“别人在大学里谈女朋友都很自信，不管多漂亮的女生都敢去追，但我们就不敢。”

章站亮当初也希望做一点“大事”，比如每个月组织学生们去市里逛一逛博物馆，但是算了算经费都不可行，“最后选了做饭”。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模式只能建立在这种小地方校长的一腔热血上，没办法复制。“下回把我调到个100多人的学校，我估计也没办法坚持下去。”

章站亮和他的小学被广泛关注后，余江区教育局专门完成了一份《关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情况的调研报告》，里面提到“农村小、弱校较多，资源配置不合理，部分学校功能室数量和配置不达标，图书、实验器材、体育设施等常规装备补充不及时”。

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张淑兰告诉本刊，当地因为不属于贫困山区，并未纳入任何“免费午餐”计划。她认为，在乡村教育方面，区教育局尽力了，“每年按足额配够了特岗教师，也没有动过任何撤点并校的念头”。而当地一位从事了20多年基层教育的老师提醒我：“只有关注到这些孩子生存的环境、成长的境遇，才能真正了解这顿饭的价值与意义。”

改变确确实实发生着。四年级丁志刚的妈妈杨美泉得知校长拍视频的事情，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在厦门打工的丈夫，后来丈夫每天都会点开短视频平台观看，父子间交流的话题又多了一个。

章站亮告诉我，他早就不再纠结所谓教育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他只是想上好每堂课、做好每顿饭。他觉得，做饭这件事对孩子们最大的影响，可能就在于这顿饭本身。

下午4点，放学铃声想起，正好也是章站亮揭开锅盖蒸汽弥漫的一刻。当天最高气温是5摄氏度，小雨还没有停，以至于那片蒸汽呈现的幸福显得如此具体，吸引着25个孩子奔向它。排骨的油脂浸润着糯米，很快操场上没有人说话，只剩下咀嚼的声音。我注意到，吴林涛三次起身，加了三碗。至少在吮吸排骨那一刻，他的表情单纯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