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读音天津师范大学，樊於期wu还是yu

樊於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其身份身世，仅“秦将”二字；其出秦前事迹，仅有“得罪於秦王”。其事极简，却在《史记》中留下了极为壮烈的一笔，是一个形象生动，令所有读史人都不会忘记的“酱油”。

留史只一言，但一言如何能尽？

樊於期到底是谁？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得罪於秦王”？两千年来，无数学者断须脱发，仍无法下结论，因为《史记》原文就只着这几字，而且无丝毫其他信史可供参考。倒是民间，为他自刎献头之烈，将他演绎成了一个忍辱负重、为天下而不惜一己之身的义勇之士。

数千年未有结论，也由此可知历代学者对历史之严谨，既然其人在《史记》只有“一言”，那就让所有疑问成为历史的留白吧！

但“好奇害死猫”啊！明知没有结果，读了《史记》之《刺客列传》，我还是没有忍住探究的欲望，意图去探寻历史的真相。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永远都在那里，但是至少在目前，它还躺在它躺着的地方，没人发现。

两千年来，禁不住诱惑的人们，为樊於期猜想了一些出身，其中有两种代表性说法：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书道“樊於期传檄讨秦王”，将樊於期描写为秦王弟成蟜的手下将军，在檄文中揭露秦王“隐私”，因而为秦王所恨；而杨宽先生则在其名著《战国史》中，认为樊於期即秦将军桓齮。由于《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战国史》则是历史研究，因此在学界杨宽先生的说法影响最大，近年来，甚至有不少学者将其采为信史，并在公开讲座及著作中直接采用。

《东周列国故事之樊於期反秦》连环画

当然，还有将两种说法“一锅炖”的，说樊於期就是秦将军桓齮，先“传檄讨秦王”，后为秦将军讨赵失败而亡燕。这种说法基本逻辑不通，“成蟜反秦”后，桓齮还在领兵攻赵。以秦王之心胸，岂能放过写此檄文之人？更何况还委以绝对的兵权？

至于冯梦龙的演绎，本为小说家言，没有任何直接间接的史料加以佐证，只能是作者的一种猜想。不过，很显然这种猜想也同样没有逻辑：如果樊於期真的替成蟜写檄文通告天下，《史记》如何会不记载樊於期得罪秦王的原因？

事实上，成蟜是否谋反，如今在史学界尚有争议。辛德勇教授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称：“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历代都据此认为成蟜谋反，此说不通。成蟜年幼而得秦王宠信，多有功劳，兄弟感情很好，其人又甚年轻，没有反的理由。因此，辛教授认为“反”当理解为“返”——成蟜在击赵返咸阳途中，在屯留因病（伤）死去。此说新颖，且颇有说服力。既然成蟜是“返”而非“反”，自然也不存在樊於期的檄文了。

那么，樊於期到底是不是桓齮呢？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其对樊於期就是桓齮的判断，主要居于两者读音相似。有此判断后，认为桓齮乃因攻赵兵败，畏罪而逃。

可是，杨宽先生忽略了几点：

其一，秦并无败将被严重追责的传统和法制。桓齮任将军期间，屡立战功，纵有兵败，也断不至于有被杀灭族之虞。而一旦判逃，则显然必被抄家灭族。以桓齮这种立下不世战功的军中悍将，会为了自己逃避责任而致“宗族皆没”？何况，如果两者真是一人，太史公有必要为他取个别名？就算是桓齮自己的化名，但既然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桓齮（如果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就不可能知道他被秦王悬赏）,太史公至少可以加一句“樊於期者，原秦将桓齮也”，且不省事而准确清晰!

其二，如果樊於期是兵败为逃避责任而奔燕，则为秦国之“公敌”。但《史记》言其“得罪于秦王”，已说明他与秦王之间是“私怨”。那么，樊於期逃走的性质，应当是“避祸”，而不是“叛逃”。樊於期既不是因兵败逃避国法，而是因“得罪于秦王”所以外逃避祸，说他是桓齮兵败逃燕就没有依据了。《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均有桓齮被赵国李牧所败的记载，《战国策》记其被李牧军所杀，较其兵败畏罪奔燕更为可信。

所以，无论是“樊於期传檄讨秦王”，还是“樊於期乃桓齮兵败亡燕”，都只是作者完全的猜测，没有依据。

樊於期到底是谁？

樊於期之事迹，除《刺客列传》外，信史再无任何记载。其在当时出名，皆出于秦王以“金千斤，邑万家”买他的脑袋；而其在后世出名，是因为在荆轲刺秦王事件中，他充当了一个悲剧的道具角色。

由此推测，樊於期大概原本就是一个小角色，军职不高也不低。不过，他的岗位应该比较特殊，能够接触秦王或其亲人，这样才有“得罪秦王”的“资格”。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得罪秦王呢？

前面说到，樊於期与秦王之间，乃是私怨，而非公仇。但奇怪的是，秦王只是给出了堪比封侯的赏赐，却绝口不提樊於期得罪他的原因；而樊於期在这一点上，与秦王保持高度的默契，从未吐露自己干了什么事导致“父母宗族皆被戮没”。

两人保持如此默契，只能说明一点：樊於期得罪秦王之事，于二人皆不光彩，二人都不愿为天下人所知。但秦王为此而怒极，对一个小角色的脑袋给出了封侯待遇；樊於期父母宗族皆被戮没，但始终“配合”秦王守口如瓶。如此私密，从古至今，还有何事为官家所忌？宫闱耳！

推到这里，我们似乎正在接近真相：一个秦宫内的中级军官，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受到某位贵人（比如赵太后）的诱惑，稀里糊涂犯下大忌。被秦王知晓（遇到？）后逃亡。秦王怒，灭其宗族，重赏购其首。樊於期得知父母宗族没，既悔且恨，自己做下不光彩之事连累父母宗族，如果被天下人知晓原由，岂不更丢祖宗的脸？因此，两人一个喊打喊杀但绝不说原因，一个逃到燕国也三缄其口。如果可以选择，他大概宁愿留下来承受秦王的怒火，纵然身死也胜于内心的煎熬，那一颗价值千斤的头颅，早就成了他的枷锁。荆轲的到来，于他而言，完全是一种解脱……

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千万别信，因为我也是猜的。不过，这大概就是《史记》“留白”之处的精彩吧！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