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兴，可能国内的读者知道的不多，但他是马华文学重量级作家，曾获得过台湾文学金典奖年度大奖、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等荣誉。

他有著名的“雨林”三部曲，《群象》(1998)、《猴杯》(2000)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背景都设在婆罗洲雨林，被誉为绚烂华丽的“雨林叙事”，三本小说都是讲华人与雨林原住民的故事。而凭借这些作品，张贵兴也成就了在马华文坛的地位。

夏日的午后，读起《猴杯》就像置身在隐秘的雨林中一样。张贵兴将许多声、色、味、影、画并置在这一空间内，猪笼草、蔓芒萁等野花野草，三叶甲虫、蜂虎等动物云游四方，弥漫在空气里的清香,四处却又暗藏着杀机，有来自猛禽的威胁，虽然危险，也抵不过人性的恶。

张贵兴热带雨林书写，已然成为一种醒目的文学地标。《猴杯》是他的生涯代表作，讲述了一个持续家族四代的爱恨情仇故事，“雉”因为“误嫖”自己的学生，被开除教职，他被迫从台湾回到故乡马来西亚“砂拉越”。雉因着要寻找失踪的变得似兽的妹妹，在达雅克人的带领下，游历一座座长屋，切身体会雨林与原住民文化。在这过程中牵引出家族的隐秘史，以及华人与当地族群的矛盾冲突，血腥阴暗、摄人心魄的恩怨情仇逐渐浮现。

文字背后是对族群记忆缺失的修补、重构,也是对南洋华人集体命运的反省、思索。下面将从历史背景、写作手法、主题意义三个方面，来分析本小说。

一 在种族歧视的政治语境中，华人难以与异族实现文化融入，触动对自身历史的追溯

1、历史真实：“从哪里来”和“身居何处”的矛盾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海外华文文学！”这是流传的一句名言，作为中国文学海外流传的一脉，历经几代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努力，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多年以来从中国移居到海外各地的炎黄子孙们，哪怕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却仍在用他们的母语，不断地写着。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只要有华人，都有华文文学。

张贵兴出生在中国广东，1970年代末来到台湾，他在马来西亚度过了近20年的岁月，经历过复杂的大马政治、文化处境，又尝试着融入台湾的文化土壤。张贵兴的尴尬在于，当他试图书写台湾时，台湾的学界只把他作为一个入籍者，一个东马华人，一个“外省第一代作家”，他的作品只是台湾文学这道大餐里面小小的点缀品，可有可无。

而当他回归“雨林”时，当地的马来西亚华人也不认同他的写作，认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好奇的想象和夸张的描摹。而讽刺的是，同为马华作家代表黄锦树的《雨》，在台湾就卖了几千本，引入国内后，被加印了好多次。从上面不难看出，这些华裔最常面对的是“从哪里来”和“身居何处”的矛盾，这意味着他们陷入母国与居留国文化纠葛的两难处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国外的圈子不好融入进去。

主人公“雉”也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我既不属于台湾，也不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被原住民视为掠夺财物的罪人，在入侵者日军的眼里视为异类。即便通过祖父四代人的努力，好不容易有了一大片产业，也时时刻刻被原住民盯着，最后黄金被抢走，祖父被杀死，而且还被残忍地割掉头颅。

生在中国，长在马来西亚、而在台湾求学、成长和定居的马华作家李 张贵兴正是典型的代表。更常体验包含着失落、痛苦和被疏离的经验，这些去国离家的游子常常面临着既不被母国、也不被居留地承认的困扰。他们在被马来西亚、中国及台湾多重边缘化的处境中如何想象故国，如何建构自己的小说，是重要的议题。

2、文学真实：对原生情感的追寻，对自身历史的追溯

这些马华作家也许有被边缘化的痛感，在《猴杯》中，处处能找到这种再现与迷失的证据。祖父苦苦支撑，但他始终认为这块土地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因此，他将疼爱的孙子雉送到台湾读书，并交代他“有出息一点，最好不要再回到这块地方。”

身份不认同的无力感和迷失感，贯穿始终。其实马来亚联邦独立后，马来西亚华裔族群中的大部分已选择入籍，把居留地看作自己国家认同的对象，华侨身份已成为历史。可虽然他们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本土化，就文化而言，却与中国脱离不了关系，可从文字、语言、习惯、节庆等，召唤出一种强烈的认同，牵涉到对原生情感的追寻。

在《猴杯》中，张贵兴则侧重于写这些想逃离又无法躲避的命运。“雉”的曾祖父余石秀以猪仔的形式被卖到婆罗洲，凭着自己的勤劳、精明与狠毒创下了一座种植园。

曾祖父是苦力出身，是最早被卖到矿区的一批华人。他用数十块金块换取了园区的经营权，可如何获得这些金块，是余家家族史上一个古老的谜题。曾祖接管园区后，将当初只种植咖啡和烟草的中型垦地扩充到一个拥有茶园、胡椒园、胶园、罂粟园和伐木厂的大型种植园区。

可原住民达雅克人却无法认同曾祖父的这座种植园，他们认为他这是“占我土地，扰我山林”…因此，不停地骚扰余家种植园并最终杀死了曾祖父余石秀。而祖父终于还是继承了曾祖父的种植园，并且似乎还继承了他在婆罗洲的行为方式。

小说大量着手于人与土著之间的族群关系。在“砂拉越”的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族群交往，其中既有平等互利的贸易、互相关怀、互相学习，亦有因为经济关系，而引起血腥惨烈的侵略与屠杀。

在种族歧视的政治语境中，中国常常被贬抑为种族的原罪，华人即使不断自我忏悔与自我改造，也难以与异族实现文化融入。华人对于马来西亚土地上的原族群来说，是陌生的外来族群，尴尬境遇，面对不公平的政治对待，华裔希望能找到自己的根，作品里大多数都会有对自身历史的追溯。

二 雨林下的各种隐喻，是“人性森林”活生生的呈现

幽暗、潮湿 、酷热的雨林像是阴郁、颓废、暴戾的天然温床。看着写雨林，但其实是写两个家族，即华人和原土著两个家族争夺婆罗洲雨林的主权。隐蔽在雨林下，是各种看不见的斗争流血和冲突。

张贵兴不是将雨林中的奇珍异兽陈列出来，我读完此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作者善用比喻。文章几乎每隔几段，就会出现大量的比喻句，让你身临其境的展开联想。

人胆猪心状石块依旧布满河床上，岸边的树根仿佛从死动物身上流出的肠子。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称之为“密实华丽，浸淫漫漶，每每蔚为奇 观”，而黄锦树则说其“以文字为群象”，“呈现出些许汉赋体的华丽”。

作者用魔幻现实的笔调书写家族史，牵涉到殖民者、开拓者、侵略者、土著的故事，持续了家族四代，超越历史与现实。其中既书写种族的生活特征，也书写他们的生长环境与习惯，比如长屋、猎人头等，同时又有对华人与达雅克人惨烈战役的绘声绘色描写。文中有两处最为精彩的隐喻，下面将举例说明。

1、猪笼草的隐喻：“暴力式”书写食物链上的捕食者

《猴杯》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它是指“猪笼草”，是一种热带肉食植物，俗称“猴杯”，也叫“忘忧草”。猪笼草吸引蜜蜂、蚂蚁等近七十种动物，当荒地生长着猪笼草时，其他动植物就凶猛地、暴利式地滋生了。

主人公的身上都有猪笼草的纹身，仿佛是图腾和信仰一般。故事推进过程中，几乎都能看到猪笼草的出现，这食肉者有这本事，土地越贫瘠顽劣，它越蓬勃，象征着食物链的顶端。

看到猪笼草里的死婴，其描写让人咂舌：

“大火跨过无数藤蔓野草，停在一个红色瓶子前，瓶内的消化液清澈如琥珀，一具婴尸漂浮在其中，几乎撑破捕虫瓶。瓶子仿佛一个十月孕妇肚子，曲线优美丰满，婴孩瑟缩羊水和子宫中随时破腔而出。”

文中详细描写了蚁虫被吸引继而掉入猪笼草陷阱的过程，欲望的繁 衍与代代相传从猪笼草展开。土著达雅克族人为抢救濒临枯死的大型猪笼草，甚至喂食以婴儿尸块。

猪笼草作为《猴杯》中的核心意象，已从植物过渡成为欲望的象征。曾祖父花了十年时间，贿赂利诱、挑拨离间、控制消灭土族。土族和园区之间的关系，犹如蜜熊之于蜂巢，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课题和食物链之争，关键在于谁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

2、雨林的隐喻：对“人性森林”活生生的呈现

张贵兴将“雨林”比作母亲，比作一切生命的源泉。书写了雨林般茂密的历史图景，而真正的雨林则被抽象化、神秘化、象征化，成为一切生命活力的源头，成为历史的终点和开端。他也被誉为“雨林”书写之父。

故张贵兴的雨林，首先是感官性的体验。

蔓芒萁、灯心草、大红花和过沟菜蕨正处在二八年华青春期，其中还有许多芳名芳龄祖籍父母不祥的野花野草，叶子像镖矢或野猪獠牙，花儿像大海螺或掠食中的兽口。火蚁的百万大军依旧忙碌护土建国，三叶甲虫、金龟子、天牛、蜂儿、蚱蜢、螳螂云游四方，一支大鱼狗像掷碎的瓷器当啷一声破荫而出。日头肥大，植物葳蕤矮壮，虫兽沉默凶猛。

满篇铺天盖地“暴力式”书写无疑是这部小说给人的首要印象。在张贵兴的小说中，充分调动视、听、嗅、味、触等感官，使人有如闻如见、可触可摸的真实感受。

进入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雨林腹腔时，水声成了和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据。滋喇喇。滋喇喇。淘隆隆。汗汗。湃湃。有时像野猪群渡河，有时像鸟虫合奏，有时候像火烧雨林。水声愈响，兽声愈频繁。兽声规律，有的在同一地响起，有的忽东忽西，忽上忽下。

热带的植物、昆虫往往长着比内陆的植物、昆虫更为肥厚、庞大的肢 体一样，在南洋雨林这个特殊生态环境里，人类的兽性复苏，人世间的挣扎、矛盾、丑恶、爱恨等也空前膨胀和放大。而这一切，都在情欲的对抗中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得以呈现。

在《猴杯》中，张贵兴将现实情境、文明生活、雨林传说、原始信仰等交错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的动态雨林。雨林总是与各种欲望挂钩。物与人类之间，政府与反动组织之间，华族与土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弱肉强食、互相绞灭，为乐、为权、为钱、为欲。看似一片宁静祥和的南洋雨林，暗藏着杀机，深埋着多少头颅。因而，张贵兴的雨林书写即是对“人性森林”活生生的呈现。

三 人性罪恶的展示和探索：直面海外华人移居、奋斗的惨烈过程

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南洋的半原始雨林生活，长屋、猪笼草、大蜥蜴、吹矢箭，意象奇怪繁复，具有浓烈的魔幻主义色彩。另一条是台北的现代都市生活，通过男主人公在台湾教书，对大学、夜市等物象的描写，一边是半原始社会、一边是现代社会。

透过密密叠叠的雨林，拨开土著文化猎奇的面纱，我们仍会发现：小说的核心仍然是人性，文章其实是回顾婆罗洲华人的辛酸奋斗史。

1、从落地到生根

小说中展现了顽强生命力的刻画，不管是面对种种挫折的百折不挠，还是面对恶劣环境的挑战，都彰显了华人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不屈不挠、斗智斗勇的人文精神。

《猴杯》重点叙述了主人公“雉”的曾祖父、祖父在婆罗洲的创业史 。雉 的曾祖以猪仔的形式被卖到婆罗洲，凭着精明与狠毒终于挣下一份家业。

曾祖父向殖民政府签下第一座种植园代理权时，还很荒凉。十年后运行地蒸蒸日上，曾祖父又开发了第二座种植园，在园区内开设赌馆、**馆和妓院。曾祖父明白，苦工在里面吸大烟，只要上瘾，就会不断赊账。只要赌出瘾头，逢赌必输，必然欠一屁股债，那就是他一辈子的奴隶。

在雨林中“雉”寻找妹妹丽妹的过程，家族隐藏的历史一层层地剥离出来，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雉完成了自我忏悔和超越。曾祖父余石秀总是使用残暴冷酷以及不择手段的方法去夺取金钱和土地，譬如他曾为了篡位而害死原任园主、陷害邻居让他们被日军击毙后再夺 取他们的土地；对待工人以及女人，他则予以软硬兼施；对于违命的工人，他极其残暴地用刑拷打甚至杀戮；对待土族，他则贿赂利诱 、恫吓威胁、挑拨离间等。

这就是丛林的法则，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

2、华人劣根性的双向清算

在他抵达婆罗洲之后，如何在当地累积原始资本和创业：

“据说曾祖和总督签约前，顺手在总督办公室放下一张用猴皮包扎的疙瘩物，里面是大小十数坨加里曼丹三发金矿区出产的金块——那是曾祖从矿区偷窃到的赃物——曾祖串通工头和一群苦力挖掘金脉时偷鸡摸狗，最后窝里反，出卖难友独吞金块。最能表现曾祖智慧和余家作风的，就是曾祖煽动苦力造反，短暂占领了矿区三天，篡位虽然失败，却没有完全吐出他在矿区搜刮到的财富。”

这篇小说讲述了华人在残酷雨林环境下罪恶的发家史、殖民史，对华人劣根性进行了深刻剖析。一方面是婆罗洲祖父主线。曾祖父的发家原本劣迹斑斑，非常可疑，成功后更阴险毒辣，远胜英殖民者，对土著毫不容情，所谓黑白通杀。

另一方面，则指向主人公雉。作为台湾中学教师的雉不务正业和同事老萧炒股赚钱，在风月场上不知不觉嫖宿了自己的学生王小麒。而丽妹既是祖父的爱恋和性伴侣，又是土著布设勾引祖父企图探查黄金宝藏地点的棋子。

文中，雉当年的中学华文教师罗老师在当地是炙手可热的国语老师，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唐山背景使他在文艺界“呼风唤雨”，这样的一位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却经常用首饰和服装引诱达雅克女子，并强奸达雅克幼女。

华人的劣根性更集中地被呈现，比如，作为统治者的上层奸诈多端，以**、赌博和**等不良娱乐牢牢拴住苦力，让他们成为可以终身榨取的长工。这些华人不仅继承了白人殖民者的恶性，甚至比他们更丑陋与罪恶。这也是华人身份自我迷失的一种探寻实践和寻找过程，具有别样的含义。暗含着作家对于人性、价值与命运困惑的普遍性追问。推动读者探索历史的真相。

祖父余石秀的行为可以看作是欲望与暴力机制的转移，从底层苦力变身为剥削者、掠食者，前被压抑的欲望就会获得极大的反弹，犹如被 开启的潘朵拉之盒，欲望与生命力的突然爆发使糜烂与罪恶也随之扩散。他们无限膨胀的物欲以及感官需求的贪得无厌，实际上是长时间压抑的爆发以及“饥饿”的补偿。

从文明的台北到蛮荒的雨林，从人性到兽性，《猴杯》给我们展示了理性和兽性的冲突，夹杂着历史、人性、欲望和权利的相互倾轧。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是写在2000年，再次改版后，结局有变化。

以前的版本：雉选择迎娶达雅克女子为妻，小说最后一句是雉的承诺：“我会娶你的，亚妮妮。在我心目中，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而新版的小说中结尾是这样的，“第三支吹矢箭射中雉的小腹时，雉缓缓倒卧骷髅堆中。他重复做着做了许多次的噩梦，这一次，他没有醒过来。”

在新版的序言中，张贵兴写到：“二十年前心里已潜伏着一个结局，接近完稿时，觉得这个结局太惊悚了。我压抑着情绪，没有让这个结局浮上台面来。二十年后重读，发觉种种铺排和暗示，都指向那个结局。”

新出版的《猴杯》恢复了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