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是一个令无数世人所向往的时期，在这二十三年里，唐太宗李世民对内以民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虚心纳谏；对外平定外患，包容团结，稳固边疆，就这样，在他的治理下，整个大唐内无隐忧，富足强盛，外无强敌，四海臣服，百姓生活太平，安居乐业，一个闪耀世界的大唐帝国，一个被后世所歌颂的黄金时代也就此形成。

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可历史总是这么的耐人寻味，如此耀眼夺目，光耀史册的“贞观之治”，却只维持了仅仅二十三年就匆匆谢幕了，留给后人的更多是不解和惋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繁荣无比的“贞观气象”早早落幕了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思考的。

1.成也太宗，失也太宗

在唐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里，他重用贤才，励精图治，再加上他虚心纳谏，广开言路，这才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凤毛麟角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自己千古明君的历史地位。但无法否认的是，“贞观气象”的盛景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美璧，它同样有着自己的“瑕疵”，而这瑕疵的始作俑者正是唐太宗自己。

太宗执政初期，他吸取了百姓“载舟覆舟”的教训，为了自己的集权统治和大唐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做到了一个寻常君王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群臣面前虚心求学，从谏如流，向他们请教关于治国理政的方法和意见。

唐太宗问策于臣

唐太宗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为了能够一改武德年间略显死气的朝堂之风，精力旺盛的唐太宗要求他的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班值守，以便能焚膏继晷地随时问策，而当谏书较多时，唐太宗就把它们粘在墙上，以便及时思索。

除此以外，在贞观初期，唐太宗就让谏臣们参加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政务上的失误，也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自己提出建议和批评。

随着时间的流逝，前期的励精图治、高效清明，使得贞观新政的成效渐显，但到了后期，当唐太宗意识到大功告成时，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志满气骄、渐不克终的氛围充斥了朝堂的角角落落。当我们以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为分界线，将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为“贞观之治”的衰退期。

也正是在贞观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唐太宗把谦虚好问的纳谏之风逐渐抛弃了，他开始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也不再注意发挥各级官员的群力，个人权威所带来的独断专行代替了群策群力的兼听众议。

于是“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成了贞观后期的主题，就连一直对唐太宗虚心纳谏赞誉有加的魏征也评价道：“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李世民身上渐起端倪的拒谏和骄纵之风，魏征上书劝谏道：“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

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朝堂上的劝谏之声就更少了，唐太宗或许是感受到了异样，便将文武百官召来，让他们像以前一样指出自己的种种过失，可群臣早已知道，此时的唐太宗已不像之前那样虚怀若谷了，便奉承他说并没有什么过失。

群策群力带来大唐盛世

当我们反观贞观年间，大唐朝堂上，纳谏之风的前后对比，我们就能发现，当唐太宗逐渐改变自己广开言路，任人唯贤的良好品行，这就使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严重破坏，朝堂的清明之风被扼制，富有活力的政治理念也进而中断，而随着政治活力的丧失和群体惰性的增长，后世赞誉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之势了。

2.老臣再见，贞观再见

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仕途也是如此，仕途千里，终有一别，当官，总有告别的时候。

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开始，李世民手下的智囊老臣纷纷到了人生的谢幕时刻，从贞观十九年到贞观二十二年，短短四年间，就有岑文本、高士廉、马周、萧瑀、房玄龄等五名重臣先后去世。

肱骨老臣的离去也带走了一个盛世

要知道，同现代社会的退休制度所不同的是，古代官员是没有退休这一说的，官员都是终身制的，只要有一口气在，你就还是国家官员，什么时候把眼睛闭上了，你的这一辈子才算剧终，你的仕途才能打上鸣谢字幕！而这种制度的存在，也为朝堂注入了慵懒之风。

贞观后期，开启贞观盛世的肱骨之臣也已到了垂暮之年，于是官员素质的蜕化，群体统治功能的下降，使得整个智囊群体逐渐染上了一种随和的、懒散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拼搏、向上、敢于纳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

当然，这种垂暮之风的出现，与李世民晚年时心境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早在贞观十年，大唐群臣就对唐太宗放弃广开言路的政风开始表示不满了，越往后这种呼声更大且公开化了，为了防止局面愈演愈烈，诸多朝臣都对唐太宗进行了劝说，先是马周劝谏唐太宗恢复早年的政策，关心百姓，减少劳役，之后魏征也劝道，自贞观九年以来，唐太宗的施政作风变得越来越专断、自负和奢靡。

但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固，唐太宗开始专断独行而不顾群臣的意见，那些年和贞观旧臣所建立的良好关系也渐渐有了裂痕，更有甚者，他开始对批评置若罔闻，并吓骂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旧臣，而他的这一系列做法更使得满朝上下人心惶惶。

就拿吏部尚书唐俭来说，早年间，他就和唐太宗的关系十分要好，加上他又是唐廷的老臣，几十年如一日对大唐尽心尽力，于是唐太宗便将女儿豫章公主嫁给了他的儿子唐善识，可就是这样一位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老臣，就因为在和唐太宗下棋时发生了一点小争执便被贬到潭州，从一位朝廷大员陡然变成了一个地方小官。

《朝野佥载》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唐俭事太宗，甚蒙宠遇，每食非俭至不餐。数年后，特憎之，遣谓之曰：‘更不须相见，见即欲杀。’”

由此可见，晚年的唐太宗已沾染上专权的习惯，甚至到了一种“舍我其谁”的狭隘程度。为此，朝中大臣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而使自己晚节不保，大都恪守中庸之道，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或如尉迟敬德一般“谢宾客不与通”，安度晚年，或为保全官位、财富，不敢多言，更有一部分人，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除了官员的懒政、怠政外，还有一部分官员随着官职升迁，权力增大，自控能力也在逐渐衰退，面对诱惑，贪图安逸，追求享乐也就是常事了，这也导致了大臣中贪污、受贿等行为经常发生。

“老去”的贞观之治

其实贞观后期，群臣们集体素质的蜕化，毫无疑问也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缩影，从对群臣的谦虚好问到无人敢犯颜直谏，唐太宗晚年缺点的暴露，彻底激发了大唐群臣素质的蜕化，而这反过来也加速了贞观末年政治的衰败。

3.黄昏终将来临

唐太宗执政二十三年，他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缔造出震烁古今的黄金时代，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千古明君”美誉的帝王，到了执政后期，也开始变得和普通的君王无异，开始好大喜功、奢侈靡费起来。

事实上，贞观初年，唐太宗就曾严格削减了大兴土木的开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和赋税负担，而他所推崇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的执政理念，更为他赢得了臣心和民心。

可这个理想化的形象只存在于唐太宗执政初期，到了贞观十年左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自己皇权的稳固，他早年的勤俭节约和爱惜民力的执政作风也就让位于大兴土木和奢靡浪费之举了。

大兴土木——宫殿群

于是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唐太宗大肆营建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奏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

不止于此，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唐太宗“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魏征更为此呈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他在奏疏中逐一列举了唐太宗的十项缺点，而其中的关键一点便是“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

虽然群臣一再劝诫君王要节俭、节约民力，不要大规模地修建宫殿，以免重蹈隋末的覆辙，但到了贞观晚期，为了满足自己的游兴之趣，李世民还是下旨修建了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玉华宫等宫殿，这些宫殿的建造过程，在当时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加重了当地人民的徭役赋税，仅襄城宫的修建就“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

唐太宗不再“躬行节约”的执政作风也表现在对外政策上，贞观前期，由于实行包容的民族政策，大唐与边疆各族始终处于和平发展之中，可到了贞观后期，这位“天可汗”其猜忌、独断、好大喜功的人性弱点也侵蚀进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之中。

晚年的唐太宗为了消除日渐显现的边境事端和民族隐患，从而进行了多次与边疆各族的战争，尤其是对高句丽的战争，让整个大唐帝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系列的征战不仅造成了综合国力的严重内耗，更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而衰的转化，将一个富庶、安宁、和平的盛世推向了乱世的边缘。

高句丽之战失败

但当我们细细思索原因，无非是历史的周期律在作祟，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国家进入盛世后，眼前的繁华盛景，使得统治阶级满足于现状，对明知发现的问题也只是选择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往往不触及根本，忽略了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使得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身上，同样的情况也如期上演，随着国家越来越强盛，唐太宗也丧失了忧患意识，逐渐变得懈怠和骄纵，开始追求奢靡享乐的生活，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放弃了从谏如流的品行，淡漠了开拓天下的艰难，走向了明君的对立面。而他的“渐不克终”留给世人的启示也是深刻的，从“躬行节约”，“民为邦本”到“滋生自满”，“独断拒谏”，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以至于，忽视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最终使得一世英名晚年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