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教好还是早托好，早教到底是什么

孩子一周岁时送去托育机构残忍吗？林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帖子下有300条回复，有人提醒她要慎重，也有人表示支持。

寻找合适的托育机构并不容易，林女士花了两三个月，还有家长花了7个月时间。其间，他们遇到过管理水平差、资质不齐全、安全隐患多、出事易推诿等种种情况，价格高更成为局限家长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找到合适的托班后，原本一个月只学会五个词的孩子，用两个月说出了整句话，更多的孩子学会了自己吃饭、穿鞋……这些成长让家长们感到欣喜。

艰难的选择

女儿一周岁时，广东的林女士就在考虑把她送去托育中心。其实在孩子一周岁之前，家中一直有月嫂，但长期让孩子和月嫂一对一待在一起，林女士不太放心，而且月嫂工资高，大大增加了家庭开支。

双职工家庭、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请月嫂贵且不放心，那谁来照顾孩子呢？似乎只剩下托育机构这个答案。于是从孩子一岁开始，林女士就到处找托育机构。

然而，林女士身边的亲戚朋友并不支持，认为这么早送去托育机构对孩子太残忍。2020年3月，困惑的林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帖子，问“一岁送孩子去托育机构很残忍吗？”

“迫不得已选择送这么小的孩子去托育，我自己最是心疼和不舍。”林女士想知道是否有人和她一样，也希望能得到有类似经历的家长的建议。如果真的不适合这么早送过去，她就继续熬一熬。通过考察咨询，她也了解到一周岁的孩子不会走路，很多托育机构不收，就算收也要另外加价，综合考虑下来，她决定等孩子14个月会走路后再送去托育。

这条帖子有300条评论，有人告诉她托育机构水很深，一定要慎重，所以之后她花了很多时间选择托育机构，对环境、服务、作息、饮食等一一考量；也有很多妈妈支持她的选择，让她知道送托可以让孩子提前独立，给孩子更广阔的世界。

和林女士一样，北京的戴女士、孟女士，湖南的高女士以及福建的阮女士，都把一岁多的孩子送去了托育机构。她们选择托育的原因大同小异，包括孩子父母双方精力不够，比如双职工家庭；老一辈无法照顾孩子或存在照顾不周、教育观念不同的问题；请月嫂价格高昂，对月嫂放心不下，且月嫂适应周期长、流动性强。同时，托育机构也有其专业性，对一些家长来说，性价比相对较高。

但她们对托育机构也有担心——能不能照顾好孩子？

“现在有老师虐待孩子的新闻，我当然会害怕。”高女士在送孩子去托班之前很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问题。

同时，孩子存在个体差异，孟女士的孩子说话比较晚，去托班时只会说五个词：爸爸、妈妈、拿、喝水、奶奶。“去托班前，孩子由爸爸妈妈、奶奶和月嫂四个大人照顾，能更关注孩子的需求，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去了托班的话，我担心他不会表达自己。而且在家是四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去了托班就是一个老师照顾好多孩子，孩子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尽管有犹豫和担心，但综合考虑后，家长们还是作出了决定。

良莠不齐的市场与高昂的费用

要找到合适的托育机构并不容易，实地参观是“必经之路”，跑10家左右往往是常态，花几个月才确定下来也并不罕见。

2021年初，高女士开始在各个平台上搜索托育机构并实地考察，她还询问了一些同小区的妈妈，发现她们基本都没有托育经验，个别托育孩子的家长选择的机构每个月收费在8000元以上，对她而言门槛太高。

从萌生托育孩子的想法到真正把孩子送进托育机构，高女士花了7个月的时间。她感到长沙的托育机构太少，选择面很窄，“我刚开始住在高桥，属于长沙市中心，附近只有一家价格高昂的托育机构。”

几位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的过程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就是机构水平参差不齐。“我见过有托育机构开在居民楼里，总面积不到200平方米，相关人员没有健康证和教师资格。”阮女士只能用“关小猪”来形容这种机构。孟女士则看到有的机构楼梯很多，上面只简单铺了地毯、包了边，有的楼梯她行走时都觉得很陡，对于一岁出头的孩子来说更加危险。林女士发现当地有些托管中心在地图软件上根本看不到，她只能开着车在街上用目光搜寻，这些机构往往都是小型的，规范性存疑。

即使是家长们更加倾向的连锁品牌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广东这边有几个机构是连锁的，有很多加盟店，我去看了同一个连锁品牌的两个加盟店，电插座随处可见，垫子也是脏的，整体环境一般，而且机构老师的流动性很大。”那段时间，只要有空，林女士都扑在为孩子找托育机构上，找了两三个月才确定下来。

高女士实地考察后认为，长沙托育机构收费两极化明显，有1000多元一个月的，1-3岁和3-6岁混龄，30多个孩子挤在一起，由一两个老师照看；也有只做0-3岁托育的，每个月收费在4000元以上。“选便宜的我不放心，选贵的经济压力又大。”最终，她选择了小区楼下的一家托育机构，可以分季度、半年和一年缴费，缴费周期越长，平均每月价格越低，高女士按半年交了费，平均每月4570元，一个班10个孩子，4个老师。

林女士将孩子送至一家大型的早教类机构旗下的托管中心，按照半年缴费，平均每个月3500元左右，差不多一个老师对应照顾4个孩子。阮女士选择的机构一个月5000多元，一个老师对应2到3个孩子。

家在北京的戴女士和孟女士选择的机构价格更高，戴女士选择的机构一个月收费15000元，孟女士选择的机构一个月收费9000元，基本是一个老师对2个孩子。“每个月15000元，家庭负担还是挺高的，可能不具有普遍参考价值。”戴女士说。

家长花费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托育机构，还要面对高昂的托管费用，这背后是托育市场供不应求的现实。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现实中供给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给是短板。

分离焦虑与安全隐忧

选定了机构，送孩子入园是又一道“关卡”。比起上幼儿园的3岁孩子，被送往托育机构的3岁以下的孩子更有可能面临分离焦虑。

林女士的孩子有严重的分离焦虑，入托两个月，每天送去托育时都哭得“天崩地裂”，“看着很可怜，好在我们离开后不久他就能恢复正常。”高女士的孩子也经历了分离焦虑，“孩子晚上成宿地哭，托育机构老师安抚不到位，后来孩子去托班情绪也不太好。”

孟女士的孩子入园时没有分离焦虑，但今年5月，托班因北京疫情停课两个月，家长与孩子在家朝夕相处，孩子更依赖父母。复课第一天，孩子去托班时高高兴兴，但进去之后就开始哭。“除了要离开父母，班上熟悉的老师也都不在了，整个园区的老师包括园长都换了。”此后连着三周，孩子早上都不愿出门，在托班时还会望着家长来接他的方向发呆。“我会担心他去了之后是什么状态，知道他心情不好、望着马路发呆，我很心疼。”孟女士说，“我的先生比我更焦虑，更担心孩子的状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家长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孟女士发现，比起出门前在家再玩一会儿，早上让孩子一气呵成地做好准备出门，孩子对去托班的接受程度会高很多。托班老师建议让和孩子比较不亲的家庭成员去送孩子，这样他不会太舍不得，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还有一种担忧隐隐埋在林女士心底。有一次孩子手臂划伤了，老师马上给了她反馈，并向她道歉，说是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刮到了，但林女士担心孩子有暗伤，“会不会有老师对孩子不够耐心，做出了一些伤害孩子的举动？而且他们的监控不对外开放，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能去调监控。”但总的来说，有什么事老师沟通都很及时，所以林女士也还算放心。

高女士的遭遇则直接将她“劝退”。有一周，孩子身上出现了三次伤痕，包括手臂上的划伤、膝盖上的淤青和嘴唇破皮，都是高女士把孩子接回家后发现的，老师没有主动告知。“我在群内反映情况，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三番四次加主班老师微信，都没有通过。我只能和前期销售人员沟通，销售人员再和带班老师联系。我周五发送了好友申请，她周六才同意，直到第二周周三，老师也没告诉我孩子是怎么受伤的。周四我忍不了了，就自己去查监控。”

高女士记得，园区监控显示屏挂在托班进门左手边的墙上，那天她坐在前台的座位上斜着脑袋看了很久。她发现监控有死角，自己孩子出现的画面并不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他们没有提前告诉我孩子受伤，处理态度也很消极，这是我最在意的。”高女士想让园方退费，园方拿出一份协议，要求高女士签了才能退费。协议上写着“学员本人不会就此退费事宜散布、谣传或发布任何对该单位不利的言论，否则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她只能签了这份不让存底的协议。

高女士签的协议。受访者供图

超乎意料的进步

尽管在送托过程中，家长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忧虑，但孩子的成长往往也能让家长得到最大的宽慰。托育机构往往会安排多样化的课程活动，孩子的生活相对比较丰富，能更多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多名家长发现孩子的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有所提高。

孟女士的孩子语言发育滞后，带着仅会的五个单词入园一段时间后，他的表达欲旺盛了起来，表达能力也有显著提高。孟女士和家人为了教会孩子五个词花了一个月，但入园后两个月左右，孩子就能说整句话了。超乎意料的进步让孟女士惊喜，“因为我之前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语言问题。可能是在家时，孩子的需求我们能很快了解，他不需要有太多表达。而在托班，小朋友多、老师多，他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就激起了他的表达欲。”

“我感觉孩子的社交需求挺大的，他们需要同龄的朋友，托班能满足孩子这方面的需求。”阮女士说。

孩子自理能力提高也是多位家长的共识。戴女士的孩子改掉了“跑一圈吃一口、被人追着喂饭”的坏习惯，能自己安定地坐在桌边好好吃饭了。阮女士的孩子除了学会自己吃饭，鞋也能自己穿了。

还有家长觉得孩子的性格变得更好了。最开始，孟女士的孩子内向敏感，不肯和小朋友手拉手围着老师做活动，只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会主动参与进去，上楼梯时还会叮嘱其他小朋友注意扶扶手。“之前他在电梯里遇到邻居或陌生人会往后躲，现在会想去了解别人。”孟女士很高兴看到孩子的变化。

戴女士的孩子在托育机构自己盛饭吃。受访者供图

除了孩子的成长，托育还给家庭带来了积极的改变。多名家长表示孩子入托后，夫妻双方都能将更多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也不用因月嫂的问题焦虑，和老一辈人因育儿产生的矛盾也能减少。林女士还笑着说，之前天天长时间对着孩子，有时候容易耐心不够、冲孩子发脾气，现在“距离产生美”，每天七点才接回来，就更疼他一些，亲子关系也更融洽。

同时，家长们也提到了对托育市场环境优化的期待。

孟女士看到很多托育机构备案了，希望针对机构有更明确的监管和考核标准。林女士在考察时发现，当地一些托育示范单位的价格偏高，“有一家示范单位一个月收费7000多元，这种价位可能让普通家庭望而却步，所以我希望能对托育机构的价格设定有更多监管。”戴女士也说，“我身边很多同学可能不会选择一个月15000元的托育机构，他们会希望有更多价钱相对合适、更具有普惠性的托育机构，但这种目前非常少。”

针对大量家庭的托育需求，今年8月，《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印发，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7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明确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着力增加普惠性服务、加大投资支持力度、规范各类服务收费、减轻机构经营负担，这与家长们的希望相契合。

“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不一样，特别是女性在职场上比以前有更多追求，生完孩子后女性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并不公平。而且现在育儿成本很高，希望国家政策能更好地落实，减少育儿家庭的后顾之忧。”戴女士说。

新京报记者 叶红梅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