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可以写字还可以(手可以写字还可以干嘛造句)

2018年2月10日，我在台北内湖第三次拜访韦政通先生，他说：“我生于1923年。”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九十五岁：每天练气功、读书、写书，生活全部自理，讲话中气十足，完全看不出衰老之象。晚上，韦先生请我在湖边的小馆小酌，他喝了三杯58度金门高粱。临行时，我想送他到家里，他步履轻松，坚持在社区门口就道别：“我一个人回家就行，放心！”

我当时闪念：韦先生活到百岁完全不是问题。世事难料。我后来听何怀硕先生说：2018年8月4日晚饭后，韦先生一个人散步出社区，准备到附近洗相片，突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8月5日淩晨就逝世了。

第一次见韦政通先生，是2009年夏天。当时是韦先生身体健康的低谷，他的手已经不能写东西了，料想自己的写作生涯即将划上句号，就连藏书都捐出去了。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智慧不老”。韦先生说：“‘智慧不老’是对自己的勉励。我现在手不能写字，但嘴还能讲，所以到大陆去讲学，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叫《智慧不老》。”

没想到第二次见韦政通先生，他活出了人生的新境界。2015年春天，我再去台北，打电话给韦政通先生，他说：“你住在哪里？我来看你。”我说：“当然是我来府上拜访您。”到了韦先生家，他说：“你上次来看我时，我的手不能写东西。过了一年多，我突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叫‘三分钟懒人气功’，便去买了一些气功书，照着练，每天早上起床练一个小时，睡前再练一个小时，练了一年零一个月，手又开始能写东西，这几年又出了好几本书。现在我还能坐飞机到深圳讲课。老弟，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有好身体，到老了会活得越来越好。”当晚，韦先生已订好一家酒楼，又带上金门高粱，和我对饮了三杯。

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韦政通说：“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对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韦政通说：“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但在思想上，我跟他有些距离。他对传统的感情是真诚的，很了不起，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而对学院派，韦政通认为有好有坏：“有的人很好，余英时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一定要聪明，还要非常勤奋。你看余英时，那么好的学历，那么好的师承，那么好的天赋，而且非常用功。”

韦政通生于江苏省丹阳县新丰镇，家里是当地的首富。他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教材，金钱对我没有诱惑。”1949年，韦政通由上海出发赴台湾，理由很简单：为了追一个女孩子。韦政通笑道：“追女孩子其实是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离家。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是个护士，常来我家打针、拿药。后来她跟着军队去了台湾，我就借这个机会追来了。我偷了母亲十块银元，当兵跟着军队来了，到了基隆，我只剩下一块银元，买了香蕉吃，剩下五毛。五毛钱也就过下来了，流浪了好几年。这是性格的问题，我对那个家没兴趣。”

我问：“到台湾后跟那个女孩子还交往吗？”“我们非常要好。她知道我来台湾，也很惊奇。她结婚时，我参加她的婚礼。她买嫁妆，都是找我，而不是找男朋友。她能够结婚，我也很高兴。我们长久都有来往。”

初到台北，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同时写作小说、散文。1954年，韦政通厌倦“浑浑噩噩的生活”，辞去新闻工作，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卖稿为生。这一年3月21日，由劳思光介绍，第一次拜见牟宗三。韦政通回忆：“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我，就把我的人生道路整个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也吃了很多苦头，跑到山里住，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钱花完后，我穷得要命，一个馒头吃一天，拿开水泡，分几次吃。熬过几年，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三年山居生活中，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为了买一部八册的《陆象山先生全集》，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1957年，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寺院女尼的文史课，生活稍为安定。

那几年中，韦政通在《人生》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牟宗三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后，韦政通与牟宗三接触频繁。“牟宗三先生没有文人气，有点野气。他不喜欢文人文绉绉的样子，夏天会把衣服拉开，裤脚卷起来，比较随便。他家庭背景特别，父亲在山东开骡马店，供江湖上的好汉住宿，像《水浒传》一样。他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所以有点野气。后来年纪大了，做学问久了，就是个学者模样，但有时说话也狂。他是够资格狂的，学问那么大。”韦政通回忆，“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他对我是一种生命的震撼，我真正崇拜他。他对学生特别好，我这一生从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对学生这么好。他很传统，不轻易收学生，一旦收你为学生，就比子女还要爱护。他结婚以后，我们学生五六个人到他家吃吃喝喝。我们嗓门很大，在他面前不会像小媳妇，可以狂笑。他自己也是那样的人。我们在他家闹得太厉害，他新婚的妻子就很不高兴。他悄悄把他妻子拉到房间，说：你对我生气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对我的学生发脾气。你看他对学生的爱护到了什么程度。我后来想，这一点我自己做不到，我爱护妻子一定超过学生的。”

▲韦政通在台中一中任教时，与学生合影留念

韦政通也在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1958年，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到省立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韦政通说：“徐复观对我是有恩的，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教书，他带了些文章找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长，说：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他学识好，如果你能在台湾任何高中里找到有这样水准的老师，我就不姓徐。他这样对厅长说，我才有一个学校去。徐先生早期跟蒋介石一样，在日本读士官学校，回来后当到少将，做蒋介石的秘书。他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中混的。五十岁到台湾后，看到国民党政治太腐败，就离开政界了，在学术上奋斗。他天赋很高，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去世时是八十岁，三十年功夫在学问上有很大的成就。徐先生的自学精神给我影响很大，是现成的榜样。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学成大才的传统。梁漱溟是自学的，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钱穆是自学的，徐复观也是自学的。没有经过正式的高等学校训练，一样可以搞出一片天地。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甚至影响更大。”

当年徐复观与殷海光打笔仗，彼此是什么样的论敌呢？韦政通说：“他们在四川是很好的朋友。殷海光开始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有往来。殷海光后来在《中央日报》当主笔，多少跟徐复观有点关系，因为徐复观在党里的关系比较多。到台湾以后两人走的路子不一样。一个是新儒家，代表传统主义；一个是西化派，代表自由主义。刚到台湾时两人还能来往，殷海光还在《民主评论》写文章，后来距离渐远，不相往来好多年。到了晚年，殷海光得了癌症，二人又开始往来了。徐复观来看望他，在经济上也帮他。”我听金耀基先生说，徐复观先生拿了两千块钱，请金先生带给殷海光先生治病。韦政通则说：“不止两千块，也不止一次。徐复观毕竟做过官，家庭环境比较好，他的房子很漂亮。”

韦政通当年在《文星》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殷海光看到了，非常欣赏，就请他的学生王晓波带韦政通来见面。韦政通说：“我们做了四年的朋友。那时正是白色恐怖年代，殷海光受迫害。没有人敢跟他往来，就是我们几个，陈鼓应、王晓波、我。”大家都心知肚明：殷海光门前那个卖馄饨的人是特务，对来往的人都会记下来。韦政通说：“我们那时不在乎。我们是非常喜欢殷海光这个人。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当年很红的杂志《自由中国》，他当主笔，杂志影响力很大。自由主义的代表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

对《自由中国》事件，韦政通说：“因为是个冤狱，国际上也很轰动。蒋介石一定要把雷震放到监狱去，坐了十年牢。我被国民党迫害很久，因为殷海光，我成了嫌疑犯。后来在《文星》杂志发表文章，成了反传统。因为这些罪名，我在大学教书一直受影响。所以教了二十多年书，就不教了，干脆关起门自己写书。”

▲殷海光（左）与韦政通

回望当年的白色恐怖，韦政通说：“很容易就坐牢。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一扣罪名就可以坐牢。有的人今天还在课堂，明天就在监狱。威权政治就是这样的恐怖。我当时差一点坐牢。我写了几十本书，从来没有提过国民党，也不提蒋介石。一个人的境界应该提升，不能老在那个层次上。我们年轻时恨国民党，都知道在我们死前它一定垮掉。现在也没什么人对国民党有好感。这个政权还是腐败。它不求长进，光马英九品德好有什么用？都是老人在混，年轻人上不去。你看党产，本来就是人民的财产，早就应该还给人民。但它不肯，有党产就有钱选举，民进党是没钱选举的。”而对开放D禁B禁，韦政通说：“大家发表文章比较容易。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少，以后就多了。在言论ZY这方面，台湾有很大的进步。看电视就知道了，没有什么不能讲的。言论非常自由。”

数十年间，韦政通著述不断。1977年至1979年，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写作之中，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进入“非我作诗，乃诗作我”境界。韦政通突然说：“有个问题你没有注意。我这一生有这样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爱人杨慧杰。我们是台中一中的同事，我教高三的国文，她教初三的国文。她很能干，很漂亮。她看到我当年在山上苦读的日记，非常感动，就这样萌生了爱苗。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她永远支持我，相信我会出人头地。我们结婚四十多年，她对我影响很大。我写书，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她。后来什么人对我的批评，我都不在乎，只有她的想法我才在乎。当年我被国民党迫害的时候，没有工作，她一直支持我。这个家没有她的话，很难维持下去。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她说，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数十年如一日，不知道孤独，不知道寂寞，没有过年，没有过节，就是工作。”

韦政通曾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国的智慧》、《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传统的更新》、《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伦理思想的突破》、《先秦七大哲学家》、《孔子》、《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等。他自觉学术之路宽阔：“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也写了很多。几千年贯穿下来的。还有专门研究，荀子、董仲舒、胡适、梁漱溟、毛泽东。我思想上比较有创见的是伦理思想，跟任何人讲的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讲。西方的伦理学跟中国的不一样。我在这方面比较有创见，是对传统伦理批判出来的，是跟当代文化结合的新的伦理思想。还有，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

在韦政通的著作里，《中国思想史》是最大的一部书。他说：“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做这样工作的人很少。拿体育来比喻，很多人是短跑健将，但长跑很难。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需要很好的身体，很坚强的意志，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到达终点。”

韦政通听过胡适十几次的演讲。他回忆：“胡适风度很好，口才也很好。这人十分难得，名满天下，一方面跟他广博的知识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他相貌好，你看见他，就会喜欢他。”1978年，韦政通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一书，他笑道：“那书完全是为了稿费，写得不好。”

而对新儒家，韦政通自有看法：“我反新儒家，实际上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很情绪化。新儒家很了不起，把五四反传统的风气扭转过来，这是对历史的贡献。他们是对民主、科学讲得有问题。对传统的热爱，重新诠释，都很了不起。”至于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自由、科学问题，新儒家能解决吗？韦政通的回答是：“不能。它不能反传统，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传统资源不多。但他们的架构是民主、科学，是为儒家服务的。（此处有所删节）

▲韦政通在书房

现在看来，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有进步吗？韦政通说：“科学有进步。放卫星后面有很多科学的基础，科学进步的问题不大，民主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但中国会走出一个很特殊的模式。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在改变，国家领导有RQ，这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环。不为抢位子打仗，这是很大的进步。中国的民主我们不知道怎样搞，但会有自己的一套，完全不走是不行的。”而韦政通认为台湾的民主是跛脚的民主：“台湾有民主，但内容不充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主性格的教育没有下功夫。一个国家的基础在于民主性格，就是国民性。法治问题也严重。司法要DL，审判要DL，立法要公平。台湾法治不健全，很多条件尚未成熟，人民对法律信任度不够。台湾搞民主选举，选出来的议员都是没有水准的。好人不敢去选，也选不上，因为国民水准不够。当年国民党没有诚心让台湾走民主道路，国民性格教育不好，所以现在选举很烂。台北还好，只有台北不能买票，别的地方都可以。有些人想：你送钱给我，干嘛不要啊，我拿钱不一定投你票。这在台北不行的。台北是华人世界国民水准最高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特别高，超过香港。”

谈到台湾民主政治的根源，韦政通认为：“人是文化创造出来的，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人。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ZZ政治搞了几千年，一下子搞民主，有待摸索。西方也是走得很缓慢的，女性投票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的。台湾的民主慢慢会好一些，希望能把法治建立起来。”而韦政通坦言：“台湾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老百姓只要有钱，拿护照出国，十年不用办手续。以前还有员警到家里查户口，现在没有了。只要不犯法，是不会有人来管你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的程度，韦政通认为要比较地来观察：“DL那边搞得乱七八糟，文化大GM后把文化都破坏掉了。香港是个过分商业化的社会，香港的报纸，商业气很重，广告很多，内容很贫乏。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有相当的内容。报纸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情况来，台湾的报纸反映出老百姓比较重视知识。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有遭受破坏。1949年到台湾的很多人是高级知识分子，除了几十万大军还有大批的教授。刚到台湾时，很多教授教中学，因为台湾的大学容纳不了。文化看起来很抽象，要从人的生活来看。以环境卫生来说，香港不错，跟台北不相上下，但人情不一样，在机场问人就可以发现。台北人比较有礼貌，文化要从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少数的精英不能概括全部。整体来看，环境、卫生、人文素质，台北是相当不错的。”

▲字迹是韦先生生前遗留在桌前最后的手稿，落款时间写着2018.7.30，是韦先生发生车祸的前几天。（图源：水牛出版社）

在外人看来，台湾“官不聊生”，吵架、打架层出不穷。韦政通说：“这就是水准的问题。都是没有水准的人选没有水准的人。台湾的选举有问题，真正的人才选不上，莫名其妙的人倒选得上。国会经常打架，媒体的因素很重要，你不打架，他不报道的。没有好的名气也要有坏的名气，要有名就要闹点事，媒体就会报道。一个民意选出来的人，他必须经常上报，使得老百姓不会忘掉他，下次选举才有机会。打架就是有种，才容易得到票。真正做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媒体不会报道的。议员打他的对手，选民才开心。台湾的政治也有问题，两个党变成了死对头，结解不开。两个党很难沟通，你赞成，我永远反对。”而对台独，韦政通说：“不单是外人很难理解，台湾人也很难理解。最严重的时候，民调显示几乎一半赞成台独。台湾经历过多方统治，就像一个孩子有很多爸爸，从西班牙到荷兰，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有多少个爸爸？思维非常错乱的，台湾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社会，被这么多政权统治过，都会留下影响。尤其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而且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要了解台独必须了解这个背景。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少，尤其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非有一天，北京、上海、广州都比台湾强，台湾人就会想跟你在一起。要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跟另一个比较差的社会合并，是比较难的。”

论及中国情怀，韦政通说：“我有自己的中国情怀。毕竟是搞中国学问，但不是情绪化的，而是理性的。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不统一，但不能急迫，急迫会出事。时间长的话，自会水到渠成。统一是跑不掉的。台湾的问题不单是台湾自己的，还有美国的因素，美国绝对不希望统一的。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力量悬殊太大。美国是很重要的因素。以前大陆和台湾紧张的时候，美国的第七舰队就过来了，要保护台湾。”

▲韦政通先生与孙女韦心怡的“搞怪”合影

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韦政通认为哲学上中西方差别太大：“西方哲学完全是抽象的，哲学家跟品德是不相干的，哲学上有成就，历史就有你的地位。中国哲学，不管儒佛道，重的是修养，而不是系统化。新儒家的贡献就是面对西方，把中国文化系统化。原来读书人重的是修养和人格，一个修养差的人在中国历史是得不到好地位的。李白的诗才可能超过杜甫，但杜甫才是诗圣，因为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中国是以道德为标竿来看问题，它跟西方是两码事。现代人研究哲学完全是西化的东西，中国人的原貌已经不见了。”而他感觉西方学术对自己冲击很大：“现在要在学术上有点成就，没有西方的背景是不行的。纯粹读中国书成才的人，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了，多多少少都要讲点西方的。至少要有个背景，纯粹读中国书已经没有办法出头了。”

▲韦政通生前办公桌

针对所谓“国学热”，韦政通说：“‘国学’这个词太泛滥了，什么都包括在里面。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应该把它分开，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清楚点。‘国学’太泛滥了，没有意义了。大陆称牟宗三、唐君毅为国学大师，这个不合适。‘汉学’也不太好，自己怎么称自己为‘汉学’，西方人才用的，在中国用没意义，还是要分出来。”

原载于《思想》杂志第36期，原题为《韦政通：自学成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