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尸产下活婴的电影，古墓挖出女尸产子

我们都爱孩子，看重孩子，希望他们远离伤害。所以当我们看到新闻里的恶性事件时，激愤与谴责常常是第一反应。

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而非简单的谴责。过于明晰的愤怒和悲哀常常会遮蔽一些更需要深究的东西。呈现在新闻和影像里的，有时会失于直接；而那些潜伏于琐碎日常里的，却又过于隐秘。

站在2019年尾，我们从这一年受新闻和网络关注的个别新闻案例出发，回顾关于儿童的出版和影视作品，希望对隐秘于琐碎日常的问题作出一些回应和反思。

厘清过去是艰难的，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千头万绪，无法用某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论来概括。而每一种过去都会通向未来，每一个孩子都会成长为“大人”，如果他们的心灵曾经遭受过冷酷，那么就会像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所写的：冷酷的开端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的儿童的心会萎缩，一辈子都像桃核一样坚硬、布满深沟。

我们需要倾听、看见与改变。因为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不过，在开始今天的回顾之前，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一个概念——“儿童”。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的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儿童”，既包含了日常语境中的“儿童”，也包含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

撰文 | 风小杨

01

“被标价”的早熟儿童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极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卢梭《爱弥儿》

在2019年之前，“童模”作为一个词语尚未被广泛而持续地讨论，而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日常可见的普遍现象出现在各种童装广告中。2019年4月，随着杭州3岁童模妞妞被母亲责备踢打的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舆论开始迅速发酵，引发声讨，并渐渐从最初对虐童的质疑蔓延到了对整个童模行业乱象的反思。

童模妞妞

妞妞事件掀开了童模经济的冰山一角，也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浙江湖州一个叫作织里的地方。这个有着“中国童装之都”之称的小镇，拥有童装企业5700多家，辐射国内117个大中城市和境外15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占据了中国童装市场的半壁江山。在织里，发达的童装产业衍生出了兴盛的童模行业，童模行业又催生出了童模培训班，由此发展出一条体系完整、分工细致的产业链。

而在低投资、高回报的诱惑下，千千万万的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从全国各地涌向织里，涌向更多的资金酬报。为此，孩子们不得不被迫推迟或者牺牲上学的时间，日日夜夜、不分寒暑地在一家又一家童装公司，在换不完的衣服和摆不完的姿势里奔波。有些家长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甚至帮孩子物色做整形手术的地方。有时候孩子太累了闹情绪，家长们就会用呵斥或体罚的方式责令其继续，于是有了妞妞那样的事件。

这引起了人们的怒火：本该天真烂漫、快乐玩耍的童年，却被明码标价，责令工作，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于是有了更多的声讨，更多的介入。2019年5月27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滨江区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规范童装拍摄行业。12月16日，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推出了重点年度节目《成长启示录》，第一期便聚焦童模行业。

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童模行业的乱象渐渐得到遏制。不过，这背后所隐现的更多问题仍需被持续地探讨、解决。去往织里的孩子，很多来自生活并不宽裕的家庭，他们或带着成为童星的梦想，或背负着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这些家庭该如何抑制欲望、走回生活的正轨？已经在童模行业浸润多年的孩子们，提前习得了社会的圆滑和世故，训练出了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和“敬业”（譬如织里著名童模谷歌面对镜头时说的“我一定要努力把照片拍好，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他们又该如何找回童年、面对自己的未来？冠以“超级童模”、“最强童模”之名的各种少儿模特大赛愈发受到欢迎，它们又会将孩子们带向何方？

在现代消费社会的滚滚潮流中，童模只是诸多现象中的一环。近日，韩国一个名叫李宝蓝的6岁小网红因为在首尔买下一栋价值约合5500万元人民币的豪宅引发舆论关注，这一事件令不少网友感到反感，要求对网红进行年龄管制。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一名患有脑瘫的俄罗斯小网红为全家带来1800万美元的收入，但大多数人对此持积极态度。在这样混沌莫辨的潮流之下，那些低龄小网红和童星们又该如何健健康康地成长呢？

02

教育乱象中的迷惘儿童

家长和学生被卷入了一种经济关系中，他们在其中成为“教育”供给品的消费者，但是既没有机会让学校直接为他们负责，也没有机会让政府直接为他们负责。最后，只剩下一种情况，那就是系统、机构和个人都在适应问责逻辑的要求，所以问责就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方法。

——格特·比斯塔《测量时代的好教育》

2019年，最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教育名词”或许就是“量子波动速读”（Quantum Speed Reading）了。10月下旬，培训机构“凡思教育”组织儿童进行“量子波动速读”大赛的视频在网络热传。根据该机构的理论，“量子波动速读”是一种革命性的阅读方式，掌握这种阅读方法的孩子，只要翻书几分钟，就能完整阅读几十万字，并把书中内容复述出来，而且学会后不仅可以速读，还能闭着眼睛和书本发生感应，即使戴上眼罩也知道作者传达的情绪和内容。

就是这样一种离奇的“量子波动速读”法，经过一番神乎其神的包装，竟然俘获了大批父母的心，招揽了一大批加盟商，将招生工作做到了全国各地。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何这样一眼就可看破的谎言会骗取如此多家长的信任，究其根本，不过是因为营销者抓住了广大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用“补功课不如补方法”之类的说法迷惑了他们。这种骗取人们智商税的营销方式和多年前背背佳、好记星等教育产品火爆出售的情况如出一辙。

反映因考试制度而扭曲的亲子关系的网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除了类似的智商营销外，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继续以国学教育之名迷惑众多父母，骗取钱财。2019年10月25日，一则名为《因为曝光豫章书院，我朋友被逼到自杀》的视频在B站发布，将“豫章书院”这一名词再次引入公共舆论，并引发了一场“反豫章书院运动”的视频接力。豫章书院的前身是一家戒网瘾学校和德育学校，主张“通过回归传统，用国学启发学生”，2017年11月被曝光对学生施行一系列严酷的体罚管理措施，遭到舆论谴责。但是经过两年的舆论发酵后，豫章书院竟依然在扩张，2019年4月15日正式更名为堂渊文公司，续存营业至今，并对曝光者进行报复。

这场由B站兴起的“反豫章书院运动”反映了短视频时代的情绪传播效应和能量，但是仍需要警醒的是，情绪的释放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在豫章书院背后，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问题少年”被送往由“豫章书院”、“女德班”、“杨永信”们构建的道德监狱之中。他们盯住的，是那些抱有“棍棒底下出孝子”“女性需退避隐忍”之类想法的父母们，而这样的思想在目前的社会中仍是一股强劲的力量。只要这些这样的思想不减少，“豫章书院”们便会层出不穷。

另外一则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小辫子老师事件”。10月15日深夜，一篇名为《湘西山村女教师深更半夜被要求进城谈话，害怕之余发朋友圈求助：我该怎么办？》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广泛传播。起因是10月11日小辫子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称自己疲于应对上级各类形式主义检查，耽误了教学，也让乡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文章很快“被要求”删除。15日夜晚，小辫子老师被要求进城谈话，在惶恐和无助中发朋友圈求助，由此引发众人关注。这起事件使我们再次关注乡村教育的诸多困境，而这种困境也和更大的系统痼疾紧密相关。

03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你们尤其要爱小孩，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活在世上，好像是对我们的一种指示，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变得纯净。侮辱孩子的人是可悲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作为一种古老而隐秘的暴力，性侵、虐童、拐卖等行为依然持续不断地发生，在2019年的新闻和案件披露里，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7月3日，新城控股57岁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9岁女童，被刑事拘留。正是这位犯罪者，曾发起“七色光计划”公益活动，针对儿童及青少年捐出高达2亿的资产。2019年11月14日，据披露，广东茂名一名12岁农村智障女孩小文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遭受多人性侵并两次怀孕。2019年12月20日，最高检披露一批案例，四川成都某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汪某某以检查作业、辅导功课为由，对班内多名女生实施猥亵、强奸行为，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从业禁止”五年，教育部门吊销其教师资格证，禁止其终身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职业。

在这些性侵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熟人作案，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性侵案发率居高不下。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2月18日披露，今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共一审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4159件。

反映性侵的电影《难以置信》剧照。

虐童事件也是屡禁不止，幼儿园、特教机构等都是事件频发地点。2019年10月9日，山西太原一幼儿园老师在卫生间用湿毛巾捂住孩子头部，致其恶心呕吐，昏迷6小时。11月5日，福州市长乐区一幼儿园保育员用针扎8名不午睡儿童。11月18日，江苏一幼儿园老师让4名未午睡的孩子排队自扇耳光。11日20日，湖南娄底一家幼儿园幼师在看到孩子哭闹时，用围裙蒙住其头部不断摇晃并殴打幼童，这一过程恰巧被孩子家长李先生观看监控视频时看到。11月27日，北京明声听力康复中心发生虐童事件。国人虐童行为甚至被带到了国外。2月20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华人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两名华人女教师被捕，一名接受调查。录像显示，这些教师多次强行拖拽、脚踹、推搡、用棍棒殴打幼童，一名嫌疑人称自己在中国获得教育学位，这种教育方法在中国很正常。

这些事件所显露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痼病。但它们只是被新闻所披露的伤害，更多的暴力隐于不为人知的角落，隐于家庭的日常。比如今年2月28日，广西河池市大化镇的一名小女孩被父亲捆绑双脚倒挂在摩托车后拖行，类似的现象数不胜数。12月17日，“西安7岁男童天天遭母亲家暴却仍想她”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起因是今年11月初，天天胸前被母亲用刀割出很深的伤口，被送到医院救治。但天天却说，母亲只是用切菜刀不小心割到了他；他想妈妈，“哪怕被打也想和她待在一起”。这一现象反映了许多家庭内部的伦理困境，亲子之间的隐秘暴力因为涉及更多复杂的情感问题而常常得不到有效解决。此外，那些目睹家暴的孩子们也常常无法摆脱幼时的阴影，在成年后重回“家暴”的怪圈。

11月，因为一张名为“梅姨”的素描画像在朋友圈刷屏，14年前震惊广东的儿童拐卖案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自2003年至2005年，“人贩子”张维平共拐来9名男童，而这些孩子都是由梅姨牵线找到买家，但十几年来，“梅姨”始终没有被抓获，仿佛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画像后来被证实是被拐卖儿童的家长邀请“画像神探”专家林宇辉所绘制，并非官方公布。这一消息使大家陷入沮丧，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关注起儿童拐卖事件。国内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每日都在更新着寻亲信息。相比于几万未寻到孩子的家庭，真正寻到孩子的只有几百个。根据“宝贝回家”的数据，在失踪儿童中，农村户籍占92.95%，几乎相当于全部；而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加起来，又占其中的一多半。

04

被淹没与被困住的

我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

——袁凌《寂静的孩子》

2019年7月7日，浙江省象山县松兰山景区内发生一桩女童遇害案。遇害女童章子欣为浙江省淳安县人，时年9岁。7月4日，章子欣被租住在自家房屋的梁邓华、谢艳芳带离淳安，7月13日，女童遗体在石浦海域被经过船只发现。由于当事人的诸多行为举止违反常理，此案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但抛开此案的离奇倾向不谈，女童的留守儿童身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受此案件影响，淳安县所在的杭州市于2019年7月15日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排查留守儿童安全隐患。

留守儿童和流动/随迁儿童是尤其脆弱的儿童群体，因为缺少亲人的安全看护和学校的教育陪护，常常面临更多伤害。据披露，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留守儿童犯罪3944人，起诉4660人。

由于学籍和户籍的限制，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住在城市里的流动儿童，大多只能在办学条件不足、资源有限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升学面临诸多门槛，常常不得不成为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候鸟儿童”或者被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失学儿童。但流动儿童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嵌在中国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复杂社会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会始终存在。而整个社会及文化上对乡村有意无意的忽视，使得真实乡土的痛苦与衰亡、孩子们的成长困境被遮蔽了。

《何以为家》剧照。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乡村有留守儿童，城市也有大量因为父母工作忙碌而留守家中的孩子。袁凌在2019年出版的新书《寂静的孩子》里记录了这样的一些孩子，比如“自杀宝宝”天天、因为“留守”而变得敏感多疑的然然等等。和乡村的孩子比起来，他们具有更多的个体性质，和家庭、环境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问题也更隐秘、更幽暗。

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孩子们的处境是相似的。在书中，袁凌还写下了一些困在边境的无身份儿童。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女人们到城里谋求更好的生活，留在乡里的男人只能偷偷跨境结婚。这些中国男人和越南女人结合生下的孩子没有国籍，没有户籍，无法上学，也无法谋得好工作。这些孩子，会在怎样的境遇中长大呢？

12月17日，有网友质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在某网络公益平台上线的针对贫困女童的“春蕾计划”存在资助对象性别问题，起因是四川凉山州某中学提供的100名受助学生名单里有47名男生。

对此，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回应，“春蕾计划”在筹款之初，资金全部资助贫困女生，但在今年项目执行过程中，有部分极度贫困地区学校老师反馈，当地贫困家庭男生也急需帮助。经综合考虑，该项目在保证大多数受助者为女生的前提下，资助部分男生。

基金会表示，春蕾计划在未来的执行中，将始终以女生作为资助对象，如确有需要资助男生的情况，将在筹款文案显著位置特别提示。这一事件虽得到积极的回应，但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男童女童不平等待遇的大讨论，许多参与过扶贫项目的志愿者集体回忆经历过的诸多不公现象。这些需要资助的贫困女童大多为留守儿童，未来将如何更为广泛地推进男女平等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寂静的孩子》 作者：袁凌 版本：中信·大方2019年6月

05

失衡少年的罪与错

如果我们只是将多起暴力事件看成少数心理失常的青少年的随意行事的话，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事件归咎于个人的精神错乱而无其他缘由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

——埃利奥特·阿伦森《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

今年10月，随着电影《少年的你》在全国公映，校园暴力的话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在今年所曝光的新闻中，校园暴力案件也居于较高比例。

许多成人都曾遭受过在学校被欺凌的情感创伤，在《少年的你》的评论中，很多网友写下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校园暴力事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发布了一份题为《数字背后：结束学校暴力和欺凌》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有32%的青少年学生曾被学校同龄人欺凌过”。这一数字不容小觑。

在根据1999年美国科伦拜恩高中校园枪击案写成的书籍《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中，作者阿伦森提出，如果我们想要减少校园暴力和杀戮，预防类似惨案再次发生，就不能把目光仅仅聚焦在枪手身上，而是必须考察这两个枪手所处的更为宏大的社会环境。事实上，施加伤害的两位少年也是受害者，他们和台湾影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实施无差别杀人行为的李晓明一样，都是被侮辱与被忽视的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考察和改善他们所处的环境，而非首先隔离和他们类似的孩子。

截图来自《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科伦拜恩悲剧发生几天后，作者16岁的孙子放学回家对作者说，校长发出通知，要他们将那些着装怪异、行为诡异、不合群的或被大家冷落的人报告给校方。作者感到忧虑，因为通过让“正常”的孩子指出“奇怪”的孩子，无意中将已经很坏的情况变得更坏了，校长暗中制裁那些被嫌弃和排挤的学生，这些学生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受欢迎。他这样做，将这部分本就不受欢迎的学生推向了深渊。

这一反思使人想起今年同时上映的韩国电影《蜂鸟》。在电影中，“那些抽烟的、那些不学习就知道恋爱的、那些去KTV的”都被班主任定义为“混混”，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环境考上大学，班主任让大家匿名写下班里的“混混”，早恋的中学生恩熙位列其中。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可悲的错误。

韩国电影《蜂鸟》剧照。

在今年发生的诸多暴力事件中，不管是校园暴力，还是少年犯罪，都呈现低龄化的倾向。11月11日，河南禹州大涧学校二年级女生被三名男同学往眼睛里强塞纸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从女孩眼中取出至少几十片纸片。3月16日，盐城市建湖13岁男孩邵某将其母亲杀死，原因是邵某不服母亲管教，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致使其母身亡。10月20日，大连沙河口区13岁男孩杀害一名10岁女孩，因男孩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对其进行收容教养。多起骇人听闻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引发人们广泛关注，由此引起社会关于刑责年龄下限是否应该降低的讨论。

罪错少年暴力行为背后的因由，需要更具体、更深入的考察。在此可以借用《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的作者阿伦森的话：“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事件归咎于个人的精神错乱而无其他缘由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

《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 作者：（美）埃利奥特·阿伦森 译者：顾彬彬

06

那些生病的孩子们

在草堆或者木板代替的床铺上，在漏下带着烟尘雨点的屋顶下，在一失足就性命不保的悬崖羊道上，在难以下咽的连皮粗粮里，在贫穷、脏污和疾病一起熠熠发光的院落里，或者是在物质有余却心灵匮乏的家庭里，我在走访的艰辛之余，领会到了孩子们生存的质地，和他们如何挣扎着摆脱地面，在阳光下开出灿烂花朵的勇气。

——袁凌《寂静的孩子》

2019年10月，一则“济南市民上山采蘑菇挖出一活婴”的新闻引发舆论声讨。后来，被埋婴儿的爷爷主动到派出所交代情况。起因是孩子父母在当地医院生了一对双胞胎，老大很健康，但老二被查患有多项疾病，家人放弃治疗后带着孩子回了家，发现孩子“死亡”后，孩子的奶奶用土办法进行了厚葬。他们是看到报道后才知道孩子“活了”。

这则悲喜交加的新闻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贫困家庭大病孩子所遇到的生存困境。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新闻，某家长得知孩子罹患白血病，便放弃了治疗。拦在孩子治疗前面的，是高额的医药和血价。我国18岁以下的孩子，每年新得白血病的有1.5万人左右。根据《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统计，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儿，平均治疗费用高达58万。其中，花费最多的家庭达到了180万。

除了常见的白血病，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罕见病。在袁凌四年的探访中，他遇到了许多罹患大病的孩子，他看着这些孩子“如何挣扎着摆脱地面”，如何寂静地走向死亡。

《寂静的孩子》一书里有很多很多没有被袁凌写下的孩子。书前的儿童探访档案保留了一部分名字。譬如一个叫周莉莎的蓝嘴唇病女孩，袁凌在云南遇见了她。头一年探访时，她还能写下自己的名字。第二年再去，女孩却已经去世。这个女孩喜欢文学，死前的遗愿是让爸爸把她参加学校作文竞赛得的奖状带回来。有一个看起来很忧郁的男孩，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一直停留在六岁，稚齿也因此不褪。虽然时常呕血，忍受灌肠的痛苦，但他依旧充满着调皮男生的活力，还给班上的女生写情书说要保护她。这并不是一些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是一些关于美好的故事，它们使我们不要忘记倾听每个生病孩子内心里快乐的声音。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孩子们内心的快乐在慢慢减少。抑郁症和自杀现象的低龄化在2019年尤为严重。

2019年10月，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接诊了一位7岁小男孩，他经常失眠、流泪，还和父母说“不活了”，去医院一查原来是患上了抑郁症。2月21日，深圳宝安区一13岁男生小金坠楼身亡，家长称，开学第一天小金只上了半天学便被班主任要求回家补寒假作业。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一个男孩突然冲出车门，从高架桥上跳了下去，紧追在后的母亲因为没有抓住男孩，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跳桥事件曝光后，很多网友指责这个男孩“承受能力太差”，“太娇贵太脆弱”。

但是是什么使得这些孩子变得脆弱，变得抑郁了呢？《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10%-15%的儿童存在焦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问题，而就诊率不到三分之一。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对健全人格、意志品质等非智力因素远不够重视。

医学研究人员在临床上发现，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父母在面对孩子出现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容易焦虑。这时候家长往往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过度补偿，一是过度限制。这两者都会引起孩子的抵触心理，不利于心理障碍的治愈。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孩子在某个阶段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常常是因为家庭出现了问题。从更长远的阶段来看，很多成人的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童年。

07

更深的问责，更隐秘的世界

谴责是一场伟大的室内运动。

——埃利奥特·阿伦森《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

在回顾了2019年的诸多儿童新闻后，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对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更深的问责，而非谴责。探寻孩子们更隐秘的内心世界。

原因可能来自于家庭。在今年出版的著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一位家庭教师用她长达八年的观察，讲述了九个真实的家庭故事。被母爱束缚的茉莉、被保护过度的若娃、像皮球一样被父母推来推去的陈小乖、热爱篮球却被困于补习中的纪小弟……每个故事中的小孩遭遇都让人心疼、叹息，故事中的母亲们在爱的名义下认真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却忽视了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忽视了孩子们在爱的枷锁下不堪负重的心。经过改编的同名网剧被称为“亚洲版《黑镜》”，更聚焦地描述了家庭中因追逐分数的考试制度而扭曲的亲子关系，以及单一成功价值观之下被忽略的个体。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作者：吴晓乐 版本：大鱼读品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年11月

原因可能来自于社会和集体。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剧《难以置信》中，16岁女孩玛丽·阿德勒报警称自己遭遇了入室强奸，但女孩身边的亲人和调查人员都怀疑她是否真的遭到了性侵，在调查人员的多次粗暴对待和强迫下，玛丽最终改称自己没有遭到强奸。在小说《熊镇2》中，遭受性侵的女孩玛雅告诉大家自己受到了性侵，但换来的却是小镇居民的不信任和集体沉默，当她终于报复了性侵自己的少年凯文，面临的却是小镇粗鲁的暴力。

而在今年刚刚出版的纪实著作《巨浪下的小学》中，作者用6年走访，探寻了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中大川小学悲剧的真正原因，我们看到，除了海啸这个显而易见的怪物，悲剧的背后还藏着我们看不见的阴暗。书中记录了一位遇难者母亲的哭诉。她说，自己的孩子被一个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我们向它发泄愤怒，可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就好像一团黑影，没有人类的温暖。”她说，“海啸是个看得见的怪物。可是，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作者问道：“看不见的怪物是什么？”这位母亲答道，“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隐藏在那些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中。”

《巨浪下的小学》 作者：（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译者：尹楠 版本：新经典丨文汇出版社2019年10月

今年四月，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在国内上映，引发了许多观众的感动和共鸣。小男孩赞恩（Zain）公开起诉自己的父母，对所有贫困的父母说：“无力抚养孩子的人们，不要再生了。”电影中尤其触动人们的一幕是，赞恩在儿童监狱里看到一则新闻，新闻里说：“这份关于儿童不公现象的报告，深深触动了我们的观众。”这是一种奇怪的吊诡，电视里的新闻和电视外的赞恩呈现了一种令人窒闷的困境——谁又真正能为受到不公待遇的儿童说话呢？赞恩只能自己说。

《教育的情调》 作者：（加）马克斯·范梅南 李树英 译者：李树英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

袁凌在《寂静的孩子》里说，每个孩子都需要被“听到”。而在《教育的情调》这本小书里作者说，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到”。我们需要学会一种特殊的知识——敏感，去注意孩子们一个害羞的表情、一种情绪的流露、一个期待的眼神。一旦一个孩子被认为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有“行为问题”，我们就会试图找到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一种行为疗法或医学疗法来对付这个孩子。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忘记了去认真聆听和观察这个特殊的孩子。我们用分门别类的语言把孩子分了类，这种语言像真正的监狱一样将孩子限制起来，这实际上是对孩子们的一种精神上的放弃。

我们需要倾听、看见与改变。因为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风小杨；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