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下岗，对于目前的体制内或者准体制内的同学而言，似乎是一个遥远或者陌生词语。说陌生，因为下岗很多时候，主要针对的就是国企或私企职工，对于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编而言，感觉陌生是非常正常不过。再说遥远，因为下岗，尤其下岗潮指的是上个世纪的下岗潮，时间间隔都已经近30年了。但公务员、事业编真的如传闻一样，铁得不能再能铁？终生没有下岗危机吗？答案显然不是。

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其中也包括公务员和事业编的稳定性，当然现在我们谈论的下岗，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显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年的下岗就是硬下岗（简单粗暴直接），而现在的下岗，多为隐形下岗。所以，今天我们从1998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分流到2022年山西某县机构改革，说一说，当年下岗有风险的公务员，为什么现在转变为事业编有下岗风险？

一、1998年的国务院部委公务员分流和2022年的山西某县事业编分流，它们有什么提示？

和国企职工的下岗不同，即使是1998年的国务院部委分流，其分流政策和待遇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即使存在所谓的下岗，其实应该定义为下海比较合适，因为下岗的公务员多为自愿的。

在1998年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各部委共分流了1万多公务员，分流主要途径为三个，一是临近退休的公务员提前退休，二是政府花钱推荐去重新学习，三是安置到下属事业单位或国企中去。通过上述分流途径，我们不难看出，公务员的分流最起码是有稳定工作保障，既没有一刀切直接推向社会，也不存在实质性下岗风险。

我们再回头看看，2022年山西某县机构改革，在改革中，该县1960多名事业编中共分流了900多名事业编，对于这些事业编，他们的分流措施主要有，而对因改革超编的 903 名事业人员，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这里特别说一下，村“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村“两委”主干也就是俗称的村主任和村支书，先不提工作量和聘期，也不提待遇，只说一个政策，很多地方有关于选拔优秀村“两委”主干录取为乡镇事业编的政策。再说综治网格员，这个岗位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法委下属事业单位的岗位，还有一种兼职的综治网格员，这一种严格意义上说连临时工都不是。所以如果事业编一旦选择或被选择为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基本上就面临实质性的下岗风险。

通过对比上述两类人员的两种分流方式，明显可以看出，虽然时间间隔近25年，但公务员的分流政策仍然要比事业编政策好上不少。

二、为什么当前的事业编分流政策要比上世纪的公务员分流政策还要差，而且存在实质性被下岗的风险。

1、两者数量基数不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数量约为800万左右，而事业编人数大概为4000万人，其中教师大概有1000多万，医疗卫生人数在1300万左右，扣除上述两类事业编人员，其他普通事业编1700万左右，人数也是远超过公务员数量。在剔除身份的差异前提下，两者的数量不同是两者分流政策不同的重要原因。

2、保障优先级不同。虽然这一点很多事业编同学难以接受，但从车补，再到绩效奖金政策的制定执行，很多地方，在同等情况下，公务员保障的优先级都是要高于普通事业编（教师除外）。在分流改革时，也是如此，从1998年国务院部委公务员分流再到后面的党政机构改革，即使是改革最激进的东北某省，公务员都是保底稳定工作。

当然，综合来看，即使是事业编分流，其安置政策仍然是远优于当年的国企职工下岗政策，而且真正面临下岗的风险的事业编职工数量仍然是极少数。

三、怎么办？

近几年的公务员、事业编降薪潮已经让很多年轻的公务员、事业编倍感压力，但从目前的经济下行和地方财政愈发困难来看，本轮降薪大概率不是终点，公务员、事业编待遇继续下降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千万不要过度迷恋在公务员、事业编待遇只升不降、编制只稳不松的美梦之中，早一些心理预期、早一些打算。当然，也要清楚地看到，即使是现在的各类公务员、事业编改革，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稳定还是有保障的，一刀切推向社会的可能性基本是微乎其微的。最后，如果还年轻，不要迷恋事业编和公务员一样或者差不多的谎言之中，说难听点，公务员改革还能退回事业编保底，但事业编改革真的是退无可退了。同等条件下，还是尽力成为公务员吧，毕竟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都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