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动（昆明学生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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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罗有祯，没有失去革命斗争的决心，他在自己的家乡宁洱组织发动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勐先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震动了全省。虽然勐先起义失败了，罗有祯也被杀害，但由这位“失联”共产党员发动的武装暴动，在云南红色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罗有祯于1910年6月12日生于宁洱县等雅乡（今黎明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秀。1928年春，罗有祯高小毕业后考入普洱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此时第四师范革命气氛浓厚，《新青年》《新潮》《向导》《东方》等进步书刊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学校，很受学生欢迎。罗有祯参加了宁洱“旅普同学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29年，罗有祯和同学们大闹学潮，并坚持了3个月之久，迫使当局辞退不称职教员，罢免独断专行的校长，释放被捕的学生。学潮过后，罗有祯加入了共青团。

1930年初，罗有祯考入了昆明师资训练班。这一年年底，云南反动当局的“清共”白色恐怖达到高潮，罗有祯目睹中共云南省委4位领导人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被杀害，他没有胆怯，反而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坚定了他革命的决心。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罗有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初，罗有祯从昆明师资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市郊大普吉小学任教。他除了认真教学，空余时间还经常出入农家，访贫问苦，准备开展革命活动。但就在这时，罗有祯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他几次进城找原来所在党小组的党员联系，打听到在四川可以找到党组织，便马上辞去教师工作，卖掉全部行李作为路费，从昆明到了成都。然而当时四川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罗有祯找遍了成都，都没有找到党组织的踪迹。此时，罗有祯身无分文，靠着沿途打工、乞讨回到昆明。回昆明没有几天，罗有祯就被特务盯上了并被逮捕入狱，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在狱中，敌人酷刑审讯，罗有祯沉着应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查不到证据，罗有祯的父亲又四处求人营救，罗有祯得以释放。

罗有祯出狱后，又找到了原来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赵昆明”，两人相见喜出望外。“赵昆明”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未被破坏时下发的学习材料和国民党报纸上的消息进行分析，寻找线索，设法找到党组织，但也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决定到罗有祯的家乡宁洱继续寻找党组织。

1932年秋，罗有祯与“赵昆明”一起回到宁洱，继续寻找党组织。但此时中共宁洱县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县委书记牺牲，党员已经转移或隐蔽，组织活动暂停。找不到党组织，他们商量决定，按照早先党内传达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行动，发动群众武装起义。

罗有祯的老家等雅位于宁洱、江城、墨江、思茅四县交界处，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农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里曾经建立过中共宁洱特支，发展过一批党团员，建立过农民“互济会”组织，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后来因机密泄露而失败，但仍保留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罗有祯和“赵昆明”以教书和种牛痘为掩护，走村串寨，联络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和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

1932年，罗有祯到江城县小学、九如乡（今洛捷乡）对门寨和三家村小学教书，“赵昆明”继续以种牛痘为掩护开展工作。在江城，他们联合进步教师，在学生、教师、农民和国防队士兵中传阅进步书籍，教唱进步歌曲，讲述革命故事，宣传革命道理，讨论进步思想，还组织学生到凉水箐、三家村开展社会调查，在彝族聚居的九如乡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当地群众抗交苛捐杂税。

在罗有祯他们的宣传发动下，九如乡的一批农民进城向县政府请愿，反对征收苛捐杂税。九如乡乡长向江城县长密告了罗有祯的活动，罗有祯等三个进步教师被捕，罪名是“宣传赤化的共党嫌疑分子”。在监狱里，罗有祯等人坚决否认有罪。这时，“赵昆明”返回省城活动营救罗有祯，罗有祯的父亲也到江城找开明士绅出面保释。罗有祯等三人被关押半年后，终于被释放，并“驱逐”出江城县境。

1933年秋，罗有祯出狱后回到宁洱等雅，虽遭两次入狱磨难，反抗意志更加坚定。这时的宁洱连续两年遭灾，粮食产量大减，但是官府的田赋、地主的租谷却照缴不误，颗粒不少。许多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就连国民党宁洱县党部办的《训导周报》也说：“无论其钱之足成否，概勒令添制钱二十文，以是十分困苦之乡人，无钱可添，空篮而归，全家枵腹者，比比皆是，其苦也不堪言矣。值此，饿殍载道，遍野哀鸿。”统治者横征暴敛，农村民怨沸腾，经常发生饥民抢粮和暴动斗争。

罗有祯认为这正是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他和早期加入“互济会”的表哥罗承美一起到宁洱的勐先、等雅和江城宝藏等地，用通俗的语言动员群众：“你们穷，你们饿饭不是你们命不好，是你们劳动出来的被老财主剥削去了。没有吃的，到老财主家去拿，分给大家吃；没有穿的，到有钱人家去拿；田地也要拿过来，分给大家种。”他们广泛联系早期农民“互济会”会员、青年读书会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还争取了几支绿林队伍，组成了一支有200多人枪的联合武装。

1934年春，罗有祯和罗承美在勐先太阳村召集开会，决定3月18日在勐先回龙街集中起义，组织农民暴动，首先攻打和回龙街相邻的江城勐野井盐田。勐野井距江城县城60公里，距宁洱、墨江、思茅县城都在100公里开外，驻守的保井队士兵只有30多人，力量相对薄弱，容易攻破，敌人援兵也难以很快赶到。他们计划攻下勐野井后，再集中兵力攻下江城，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宁洱和车里、佛海、南峤（今西双版纳的景洪、勐海和勐海县勐遮镇）地区发展。

罗有祯将起义的200多武装编为7个大队，自任总指挥，起义口号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有钱的不消喜欢，无钱的不要气，没有吃的跟着我们走！”“上等之人是敌人，中等之人莫管闲，下等之人打伙来过年！”“地主富农是我们的菜园，中农莫管闲，贫民雇农和我们过年！”“富人莫猖狂，穷人莫要气，杀官安民，穷富要拉平！”他们把这些口号写在红旗上，旗角标上各地“互济会”名称。罗有祯组织成立了指挥部，定于4月13日举行暴动。以哈尼话“笛”（意思是“打”）作为联络暗语，暴动者胸前佩戴红布标志，并卷起一只裤脚作为识别记号，还定下纪律，“不要糟蹋庄稼”。

附近农民互济会成员和群众得知起义的消息，纷纷赶来参加。到攻打勐野井前夜，这支由汉族、哈尼族、彝族等民族农民组成的起义队伍已发展到500多人。罗有祯等人进行了部署：设立作战指挥部，队伍分为主攻大队、接应大队、防堵援兵大队、后勤大队。行动前，起义军在勐先草皮街召开誓师大会，罗有祯作战前动员说：“我们要做到我死你活、你死我活都一样！”

1934年4月13日黎明，起义军主攻队的七八十人手执枪械，高举红旗，敲着铓锣，向勐野井发起了攻击。不料国民党江城县长事先已有准备，加强了防守兵力，凭借有利地形和武器优势，拼命抵抗。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起义军不能得手，只好后撤。当天下午，罗有祯迅速抽调补充兵力、武器，200多人的起义军兵分三路，再次向勐野井发起进攻。此时勐野井附近山上到处都是起义队伍，铓锣声、口号声、枪声震天，吓得敌人胆战心惊。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保井队难以支持，纷纷弃枪而逃，6个头目和团兵被击毙，缴获30多支枪、数百发子弹、20匹骡马，以及6000多块银元。攻下勐野井后，起义军开仓济贫，把敌人屯集的粮食、食盐及铜钱分给贫苦农民，然后按计划原路返回等雅，准备攻打江城县城。

勐野井之战后，起义军声威大震，队伍不断扩大，发展到1000多人，转战于宁洱、江城、思茅、墨江、景谷等县的几百里地域。地主、豪绅们惶恐不安，东躲西藏，只顾逃命。宁洱县长紧急报告称，农民武装“禁种富户田，烧房毁契，捆人勒索，压谷米价，宣传赤色主义”。江城县长则在报告中惊呼“匪势猖獗”、“骇人听闻”，“星星之火，酿成燎原之势”，自此“永无安枕之日”，“诚恐酿出外交”，“重贻边患”，“实于运销税收大有妨碍”。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震惊之余，先后组织“三县联剿”“五县联剿”，出动了两个正规军营，协同五县民团，联合进攻起义队伍。起义军在宁洱、江城、墨江三县结合部抗击进攻之敌，多次击退敌人。后来罗有祯、罗承美率领队伍隐蔽到山中。敌人暗中收买叛徒，于1934年6月4日杀害了罗有祯、罗承美。罗有祯被害时年仅24岁，罗承美年仅26岁。

罗有祯、罗承美被害后，起义队伍失去了统一指挥。在国民党正规军和五县民团的进攻下，起义队伍坚持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直到1934年8月，历时半年之久的勐先暴动才被镇压下去。凶残的敌人割下罗有祯、罗承美各一只耳朵，钉在江城县城十字街头的墙上，还在一旁贴上布告：“共匪前抢勐野井，匪魁罗有祯、罗承美耳级示众。”

云南省档案馆迄今还存有一批有关勐先暴动的资料，有宁洱、江城县及第二殖边督办公署报省的呈文10多件，有当时地主老财和勐野井部分商民的呈禀，有“围剿”、杀害农民军及其领导人的报告，有“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部、云南省政府的训令，还有“剿办”后派员验收的报告等等，无不惊呼“星星之火，不难燎原”，“实属骇人听闻”。

勐先农民暴动是在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后，革命处于低潮时爆发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次起义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在云南早期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斗争中不多见。这次暴动在滇南边疆播下的武装斗争的火种，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来源：《少年战士》

责编：李冬雨

编审：沙兰梅

终审：钱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