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树新专辑(朴树新专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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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今何在?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2.14总第1031期《中国新闻周刊》
“华语音乐当然在进步,为什么会倒退呢?”沈黎晖仰坐在办公室阳台的椅子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22年初的这天下午,这位摩登天空CEO兼清醒乐队主唱,正忙于财务、预算、总结等各种公司事务。他掌管的音乐王国在高速运转。北京东四环外的这栋旧厂房里,摩登天空的几百名员工填满了两层巨大的平层,新歌录制间隙,乐手们钻出录音棚,聚在楼下抽烟。
千里之外的海南,上一年度最后一场草莓音乐节刚刚落幕,相隔半个月,新一年的年度发布紧随而来。2022年,160多张专辑被列入摩登天空的发行计划,平均两天一张,创历史新高。摩登天空将全面布局虚拟世界,一位虚拟音乐人即将出道。继摇滚、民谣、Hip-Hop之后,今年将大举进军国风板块。
似乎存在着两个华语乐坛。一个在江湖之上,打造魔音贯耳、批量生产、算法分发的网络“神曲”;一个在殿堂之中,遵循传统制作流程,工业化淬炼高品质音乐。两者偶有交汇,但在2021年末的舆论场上,形成泾渭分明的撕裂。“华语音乐完了”的悲观论调,再次甚嚣尘上。
殿堂之中的唱片公司,曾经为音乐天才提供了起飞的引擎,也按照私人订制的模式,将一个个平凡的素人包装成时代巨星。他们打造白金唱片,生产国民金曲,创造集体记忆。他们曾经决定人们能听到什么音乐,喜欢什么曲风。他们定义了流行,也塑造过审美。
有人疑惑,网络热歌横行的年代,作为音乐行业曾经的守门人,唱片公司如今在做什么呢?
流量逻辑影响唱片工业
2021年末,太合音乐集团“A18我们的主歌”企划收官,这个由英文字母、数字、中文等一系列代码组成的概念,透露出音乐公司积极求变的心态。企划收录11首歌,每首歌均来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音乐人的合作。初衷是鼓励来自不同体系的音乐人打破壁垒,在口碑品质和流量数据中寻求平衡。
网络热歌《你的答案》原唱阿冗、《白羊》唱作人徐秉龙,这些自带流量作品的音乐人都受邀而来,与太合音乐旗下唱作人混搭。李玉刚则与赛博朋克说唱乐队“MiniG迷你机”合作了《东方不败SWORDSMAN》,李玉刚清亮的嗓音,与电音形成了奇妙的互动。
(2003年11月18日晚,滚石唱片公司十年庆典——经典重现“情感万花筒 巨星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行。赵传在会上演唱。图/视觉中国)
八九十年代,五大国际唱片公司(华纳、环球、BGM、百代、索尼音乐)登陆华语市场前,本土唱片公司像野草一样疯长。在人们的生活里,音乐的存在从未如此重要,后来也再没有超越过。滚石、飞碟和宝丽金,是当时的前三大唱片公司,香港的宝丽金捧红了邓丽君、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王菲等人,台湾飞碟唱片则拥有王杰、姜育恒、苏芮、蔡琴、张雨生等巨星。
1993年,宝丽金发行张学友的专辑《吻别》,创下了400多万张的销量纪录。直到数字音乐时代,流量明星们才用数字专辑销量将他远远甩在身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5万张销量的唱片被称为白金唱片,10万张是双白金唱片。那几年,全球最火的歌手是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张学友当时专辑总销量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迈克尔·杰克逊,可见华语唱片市场的红火。滚石同期的头牌巨星周华健,也在1993年发行了超级畅销专辑《花心》,在抗衡与协力之间,与“四大天王”共同为流行文化繁荣的90年代拉开大幕。
《吻别》和《花心》风行的次年,内地一批鲜嫩的歌手以“94新生代”之名集中爆发,包括北京的陈红、陈琳、谢东、孙悦等,广州的杨钰莹、毛宁、甘萍和李春波等。这是内地唱片工业第一代造星成果。受到港台影响,内地唱片工业在90年代初加速膨胀,1990年在香港创立的大地唱片,两年后迁到北京,推出了《我的1997》和《校园民谣1》,命名了名为校园民谣的曲风。同样由香港人创办的红星生产社,在北京小宾馆里起步,推出了郑钧、许巍、小柯等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清华毕业生宋柯,创立了人文气息浓郁的麦田音乐,签下朴树、叶蓓和尹吾。
(1986年,李宗盛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发行。)
叶云甫1998年进入滚石唱片担任企划时,正是风光年代的尾声。那时双白金销量只是一个门槛,决定着新歌手能否发下一张专辑。滚石世纪末最后一张王牌五月天,才刚被李宗盛签进公司。其实,危机当时已经潜伏下了。90年代,风头正劲的滚石向海外迅速扩张,在亚洲开了12个分公司,却遭逢唱片市场萎缩,最终赔得很惨。
危机从四面八方而来。1995年,五大国际唱片公司进军华语市场,2000年前后,本土唱片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五大收购,飞碟和宝丽金分别委身华纳和环球,只有滚石倔强地保持着独立。滚石为摆脱困境,试水网络音乐市场,却遭遇盗版横行,以至于节节败退,顶峰时200多名艺人缩减到十几位。世纪之交欠下的债,直至2012年才还清,创始人段钟潭接受采访时感慨,25年辉煌不抵5年亏损。
最近的十年,滚石缓慢复苏,在广州落地“中央车站” live house,举办了几届原创歌手和原创乐队大赛,并与时俱进地成立了滚石电音的厂牌,力图保持新锐的姿态。疫情发生后,线下演出锐减,叶云甫再没来过大陆,他在台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电话采访。
(1997年,演出中的香港演艺界明星。右一至右六为陈慧娴、张学友、黎明、刘德华、周华健、薛家燕。图/石宝琇FOTOE)
叶云甫觉得,2015年之后滚石走出了寒冬,整个音乐市场也进入一个“未知时代”。以前,一张专辑怎么做,主打歌长什么样,变动不大,唱片公司按市场需求提供内容。而网络平台主导声量的时代,没有标准模式,市场难以捉摸。推歌手、推新歌的方式瞬息万变,滚石也在适应未知。
“比如摩登天空也得面对网综这些东西,怎么介入,又不让原来的歌迷反对。”他笑着说,“都是大家的共同题目啦。”
音乐这门生意
“内容——场景——用户。”1月19日,摩登天空2022年度发布派对上,沈黎晖指着大屏幕上的三个圈说,摩登天空早已实现这三个要素的闭环。接着,三个圈投影出对称的镜像,“虚拟”两个字浮现。“虚拟内容、虚拟场景,以及虚拟场景里的用户,也将在未来形成闭环。”他宣布,摩登天空将全面拓展虚拟世界。
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沈黎晖掏出手机向《中国新闻周刊》演示,今年的线下草莓音乐节也会增加AR(增强现实)体验,App里可以扫出虚拟的地图、互动游戏和消费提示。这意味着,就算你去音乐节寻求狂欢,也摆脱不了手机了。
(沈黎晖。图/IC)
摩登天空的音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俨然成为分众音乐时代和抖音神曲时代的另一个滚石。
急切地捕捉潮流、拥抱时代,这一切都像极了互联网公司。“民谣、说唱、乐队,最近六七年中国几次原创音乐潮流,全是由摩登引领。”沈黎晖用平静地语调回忆,“但最初十年我们就是行业的一个奇葩,很边缘的厂牌。”摩登天空于1997年在北京成立,那时四大天王余威尚存,年度金曲是《知心爱人》,崔健、黑豹、唐朝开创的上一个愤怒、“死磕”的摇滚时代已经走入低潮。而摩登将一批更年轻的摇滚乐队聚拢在北京的地下,相比前一代人,他们更时尚、放松、无所谓。
摩登天空从边缘到主流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那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创办,两年后又创立草莓音乐节。本世纪初,国内户外音乐节文化由北京迷笛音乐节肇始,经由草莓音乐节开枝散叶,节假日去郊区奔赴一场音乐派对,成为越来越时兴的生活方式。而从另一面来看,从脏兮兮的烂泥地进化到风景如画的景区,音乐节也由寄托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蜕变成享受当下、彰显品位的社交场景。
(2017年12月18日,“把青春唱完——高原镜头下的中国摇滚时代”摄影展在天津智慧山艺术中心开展。最右一幅照片记录了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演出者集体致谢后离场。图/中新)
很难说,时势造就了摩登天空,还是摩登天空创造了时势。举办第一场音乐节时,摩登天空砸进全部家当,后来,公司靠此扭亏为盈。十多年间,音乐节融入城市青年文化,乐队文化走向普罗大众,当年被地下音乐滋养的文艺青年,拥有了话语权和消费能力。独立音乐时代到了,曾经受欢迎的人美歌甜型歌手,也希望装扮上独立、个性的外衣,这样才有资格上音乐节。摩登天空走出昏暗的live house,逐步主流化,草莓音乐节甚至被纳入官方背景的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内容板块。
唱片市场越来越不景气,音乐节倒成为新的增长点。统计数据显示,国内近年每年举办约300场音乐节,十年前仅有六七十场。摩登天空是推动者,也是受益人。草莓音乐节以其对消费的强力拉动,受到各地的欢迎。沈黎晖说,去年海南陵水草莓音乐节,两天4.5万名观众,在海南吃住、旅游、逛免税店,直接拉动4个多亿消费。一般音乐公司的收入结构,版权和艺人经纪各占一半,而摩登天空还有一个现场演出板块,一度是主要收入来源。
摩登天空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思维,在每一个细分板块,都要打通音乐内容到场景、消费的链条,最终联结到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
疫情刚开始时,有短视频平台来合作线上音乐会,采买摩登天空的作品。一听说音乐会打算免费上线,即使采买费照付,他否决了。“这点我们就非常不认同,就觉得怎么能免费呢?你辛辛苦苦做的东西,用户就应该付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摩登天空自己做了半年“草莓星云”线上演出,旗下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痛仰等乐队依次上线,票价40元。
他从中看到音乐公司与平台公司不同的商业逻辑:平台将用户看做核心,而音乐公司的核心是内容,所以永远站在音乐人这边。事实上,摩登天空也没有忽略用户,草莓音乐节60%以上的票,是在他们自己的App上卖出去的,他们牢牢将用户绑在身边。
(1994年,专辑《校园民谣1》发行。)
阐述摩登天空的生意时,沈黎晖反复提及一个重点:“场景”。摩登天空不断拓展场景,音乐节、live house等都是音乐消费的场景。短视频也是场景的一种,摩登天空不为此焦虑的原因,是自身开拓的场景已经足够多。今年,摩登天空还将把武汉百年建筑民众乐园改造成摩登天空IP综合体,汇聚音乐现场、艺术空间、购物消费等综合业态。沈黎晖不谦虚地说,在场景创新方面,摩登天空比任何音乐公司都要激进。
“但我们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从来没有变。不是说彩铃一来我们就去做30秒彩铃,短视频一来我们就做30秒短视频。”他说,在单曲年代,摩登依然用EP或专辑的逻辑做音乐,大部分专辑依然在发行实体CD和黑胶唱片,甚至准备仪式感地“复活”卡带。
挣到了钱的摩登天空,有了更多自由去做那些不挣钱的事。据沈黎晖说,摩登天空80%的业务完全不为了挣钱,比如他们正在发掘非遗民族音乐,并资助学院做课题,留下学术资料。他称挣钱并不是自己的追求,当年成立摩登天空,也只是为了给自己所在的清醒乐队出一张专辑。如果能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感兴趣的事情,不断循环下去,“这就很爽了啊”。
“大家长”转型
太合音乐的网站上写着一句话:“我们从不将艺人视为资产,而是将其视同伙伴。”公司可以为艺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艺人经纪、企划宣发、版权运营、商演代言、粉丝社群等。从大包大揽到精准服务,唱片公司已经自觉转变了定位。开创“大家长”制度的滚石,也在2002年解散了制作部,告别这一模式。
滚石(中国)艺人发展部副总经理叶云甫在朋友圈分享一篇名为《唱片公司对独立音乐人到底还有什么用》的文章时评论,“这的确(有)一堆问题,仍需要唱片公司,即专业能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谓专业能力,主要不是指音乐方面。据他观察,唱片公司已经很难在音乐上为音乐人帮什么忙。今天唱片公司的能力,体现在知道去哪儿发现好音乐和音乐人才,继而,帮他们策划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演唱会,要巡回,这不是小事情,需要公司或团队去做。”他说。
(1999年,朴树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发行。)
在内地,唱片工业一直在恶劣环境中脆弱地活着。2011年,太合麦田CEO宋柯喊出一句“唱片已死”,随后辞职卖了一阵子烤鸭,让这一话题受到热议。唱片业式微,一个原因在于盗版猖獗,当时音像制品正版率仅为5%至10%;另一个原因在于版权结构不公平,2011年中国音乐产业300多亿元版权产值,作为内容创作者的音乐公司,分到不足2%。
这种先天不足,让孱弱的唱片工业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内伤颇重。现在,渠道话语权进一步移位,老牌唱片公司又需要努力调整姿势。据乐评人邓柯观察,唱片公司产生了几种身份的变化:一些因为积攒了很多版权,可以卖版权度日;一些退化成单纯的内容提供商;还有一些顺应时代,改做“神曲”。
(宋柯。图/视觉中国)
而太合音乐集团副总裁胡译友坚持唱片公司应该重视另一项职能:融合。A18企划就是一项融合的尝试。去年,太合音乐还与故宫博物院、北京电视台合作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歌音乐专辑,以流行音乐嫁接传统文化元素,出现了《光亮》《天地龙鳞》等在数据上表现同样出色的品质热歌。
不要忘记老牌唱片公司之外那些新的音乐公司,融入新的时代,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和惯性上的负担。2018年成立的霓雾娱乐的CEO田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给自己起名娱乐公司,而非音乐公司,就是打算全面拥抱这个“一切皆可娱乐”的世界。霓雾娱乐旗下拥有盘尼西林、皇后皮箱、和平和浪等乐队,他们几年前就开通了短视频账号。
《2021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篇》总结说,过去一年,音乐行业全面进驻短视频,从主流歌手到摇滚乐队,从小厂牌到大公司。连Joyside这样的中年朋克乐队,也开始自导自演搞笑短视频。田甜看得出来,这几位大哥可能“每天都在研究吧”,他很赞赏这种态度。
有一阵子,在很多朋友的提醒下,田甜才发现和平和浪的一首歌在抖音火了,被使用超过 80万次。而粉丝更多的盘尼西林,都没有一首歌达到这个量级。“我们会问自己,第一,为什么他们的音乐会被频繁使用?第二,我们自己怎么能主动把这些歌传播给用短视频的人?”
“很多人就觉得做线上内容,是因为疫情。并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线上做得越好,线下就越火爆,这是现在和未来艺人要面对的常态。”他坦陈,音乐公司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宣传,而短视频平台是眼下最有效的宣传渠道。“是不是平台也需要日常地跟音乐公司做面对面的碰撞?大家聊一聊,我们才好有计划性地来帮助艺人去做。”
霓雾娱乐打算更主动地走出这一步,他们计划今年与MCN公司合作,专门策划传播内容,因为与短视频平台深度合作的MCN公司更清楚平台需求,知道流量扶持的方向。他希望旗下音乐人都可以摘下面具,展示真实自我。比如,一个冷酷的吉他手下了台,或许是温暖奶爸,可以拍些带娃的视频。用户就喜欢这种,“甚至以后可以接奶粉广告呢”。
红海之外的可能
喧嚣之外,有人怀着更超脱的姿态。
元旦刚过,卢中强连续一个多星期扑在录音棚里,为河南卫视与优酷合作的小年夜“新民乐国风夜”监制录音。凭借国风元素的“奇妙游”系列晚会,河南卫视已经收割了一年的流量,这次他们相中民乐,与深耕民乐的“新乐府”厂牌达成深度合作。
卢中强走出录音棚,裹紧羽绒服,绕到十三月文化的办公室里。这位唱片行业老将,前华纳唱片制作人、十三月文化老板,已经年过五十。穿越流行和网络音乐江湖,他最终栖身在民谣和民乐的角落里,就像这个录音棚,隐身在北京八王坟汽车站的一角。
春节前,新乐府旗下乐团“新民氣”(新乐府民乐氣氛组)发布了新专辑,“你可以听到trap的笛子、核的唢呐、EDM(电子舞曲)的二胡,但是底儿是个特old school的嘻哈的底儿。”卢中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曲子被免费发布在网上,可以被所有人用作背景音乐。虽然不奢求流量,他也不拒绝流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玩儿这个音乐,可能会出圈、成为爆款,在短视频上火,我希望是这样。”
正经说起流量的问题,这位唱片工业老将却意兴阑珊。他靠在沙发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其实我年轻时特别容易愤怒,但后来发现,没用。”
他回忆起2009年,带着民谣歌手马条的新专辑向一个排行榜推荐,因为没钱打榜,排行榜没接茬。他生气地做了个话剧来骂排行榜,名字叫《那一夜,我们搞音乐》,马条主演,在剧院演了九场,人气挺高。后来他终于接受:“市场有它自己的逻辑,就没再去做这些东西了。”
(2009年6月17日,中国首部摇滚话剧《那一夜,我们搞音乐》在北京解放军歌剧院首演。图/视觉中国)
他选择离开红海,转而去开辟蓝海。其实,他对大众的口味非常了解,也是彩铃时代的赢家。2004年他给戴军新专辑收歌,收了一首《老鼠爱大米》,戴军痛斥了他,觉得太俗了。后来他重新编曲,让作者杨臣刚自己唱,红遍网络。网络歌曲带来了彩铃时代,他成立“网络秀”公司主做彩铃,一首热歌一个月能带来三五十万收入,几乎是躺着挣钱。
不过,他觉得网络音乐实在是无聊,每天写七八首彩铃,让他“颓”了。他做起了更纯粹的民谣,签下万晓利、马条、苏阳、山人乐队等音乐人,也签下了“新一代摇滚教父”谢天笑。2010年彩铃时代落幕时,民谣已经积累了不少听众,十三月启动“民谣在路上”巡演,网罗最好的一批民谣歌手,到各个城市走唱、行吟数百场,被誉为“中国民谣的复兴运动”。
民谣的成功让他信心大增——小众市场并不是做不起来。他后来觉得民谣也成了红海,原始感动随着市场扩张在缩减。2014年,他又转向民族音乐,成立“新乐府”厂牌。他从小在戏曲大院长大,音乐启蒙是二胡,“民族音乐在我的血液里,当我看到民乐各种跨界融合之后产生的变化,特别有吸引力。”那时他已经见过马条唱布鲁斯调的西北花儿,山人乐队把云贵民歌玩得“这么high、这么大”,想尝试民族音乐的可能性。
这些年,新乐府与昆曲、粤剧等各种戏曲和民乐班底合作,做了30多张专辑,正好赶上“国潮”的兴起。他们正打算落地国潮剧场,作为专属演出场地,并且与政府深度合作文旅项目,感受到市场的逐步扩大。“我早就认为我应该绕开流量,否则你的创作也颓,面对平台越来越甲方的嘴脸也颓。”卢中强吐着烟圈慢悠悠地说。
出乎意料的是,他想绕开流量,流量却找上了门。
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3月,一首《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在微博和抖音大火。“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也不会花五百去烫头。”戴着圆墨镜的西北汉子张尕怂,笑呵呵地拨弄着三弦,用轻快的西北小调,抚慰了疫情中的紧张情绪。他前一年与十三月签约,当时有人把他的弹唱视频发给卢中强,卢专程去北京的江湖酒吧看他的演出,三天后就谈定了合约。但对于这场毫无预兆的走红,卢中强坦言:“完全没想到!毫无规律可循。”
张尕怂成了十三月的流量密码。前不久,他还参加了音综《中国潮音》,一路闯入决赛。张尕怂的走红也给了卢中强信心,说明民乐还是被需要的,也证明真要把音乐做好了,将个性化做到极致,在这个时代不会被埋没。
卢中强继续埋头在小而美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当我脱离个体思考,被裹挟到一个宏大的话题、可能性当中,我就充满了无力感,你改变不了什么。”对于提升大众音乐审美这件事,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奢望过,因为“可能性是零”。而当他回到录音台,或者坐在冯满天对面,听他缓缓弹起中阮,依然能陷入原始的感动,并且被激励着要去做点什么。
“我们面对红海是无力的,但对于音乐的未来是乐观的。”卢中强说,今天的十大热歌跟当年的彩铃其实是一回事,永远都有人在担忧,低水准的音乐会不会侵蚀审美。“我觉得要有精英意识和忧患意识,你想做的事情认真去做,会有回报的空间。”他说,“至少我们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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