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虐之刑，湘西苗族蚩尤

三、蚩尤三苗部落在湘黔地区的迁徙、演变及分化。

蚩尤在大熊山山区根据地瓦解以后，三苗部落余众元气大伤，群龙无首，虽地广人多，暂时无力再无与炎黄华夏部落对抗，因此只有选择归顺，并加入了北方的华夏部落联盟。早期的部落之争是非阶级性，非政治性的，生存的竞争和扩张是其唯一的驱动力。三苗各部落既已臣服，华夏部落随即逐步进入长江以南的平原及部分丘陵地区，占有或共享粮丰水美之地。在与部分三苗部众共处或融合、同化的同时，另一部分三苗部众则被迫进一步往南方山区迁徙。三苗加入华夏联盟，在古史上有明确记载；另一方面，从现代地下考古结论来看，距今4000-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今川东、鄂西南及湘北）和北方的仰韶文化是互相渗透和影响的，与三苗参加过黄帝及其后世华夏部落联盟相吻合。据古史记载：至帝喾（即高辛氏，传为黄帝曾孙）执权时，三苗部落中强大的犬图腾部落首领盘瓠因征战吴戎部落有功，“赐以帝女及封食南山”，娶得帝喾之女并被封赏南山（即江南山区）。在当时的条件下，帝喾赏女联姻并“以夷治夷”的怀柔手段是较为仁智而适用的。从此让三苗部落中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盘瓠率部南迁，进一步分化、减弱了三苗部落联盟的合力。盘瓠成为长江中下游以南山区三苗各部的大酋长，属下各部落在心理特征、民风民俗的交叉演化过程当中，自然是犬图腾部落占了主导地位，并逐步向洞庭湖及以北地区三苗民众逐步渗透。但另一方面，按辩证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相互转化的。盘瓠受封南山，为三苗民民众部落心理特征、民俗民风的进一步统一和稳固，为后来的发展壮大进而重新与尧、舜、禹领导的华夏部落进行抗衡，埋下了种子，打下了伏笔！因此，这种三苗参与华夏结盟而“天下平定”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大约两百年后，当三苗集团发展、壮大到足以与中原华夏部落对立抗衡的时候，于是绵延于尧、舜、禹三个时代的三苗与华夏的战争开始了，并最终由华夏部落取得了胜利， “放欢兜于群山、窜三苗于三危”（见《尚书.舜典》）。
黄帝平定中原以来，随着私有制和氏族贵族的出现，氏族部落内部随之产生了矛盾和危机，至尧、舜、禹时代，“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见《庄子.在宥》）。与此同时，南方三苗部落的内部矛盾也在日趋严重，“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戳无辜”（见《尚书.吕刑》）。氏族贵族、首领占有了原本属于本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有财产，为使私有财产及特权得到保护，制定刑法用以对付本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敢于反抗的贫苦群体。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所谓 “至德之世” 的原始氏族制度已走向崩溃，要扩大和巩固氏族贵族的私有财产，缓和氏族内部矛盾，最佳的途径就是通过战争侵夺其他部落的地盘、资源与财产。当时，虽然三苗部落参加了华夏部落联盟，但只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华夏部落属于“宗主”部落，部落大联盟的大酋长一直固定在“宗主”部落中产生。因此，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扩张的需要，随着三苗部落集团力量的增长，因部落联盟大酋长的选举问题，因为不服尧拟“让位于舜”的酋长会议决议，三苗集团从大联盟中分裂出来，于是战争爆发。其中以驩兜（传为尧四岳之一，在联盟酋长会议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为首领的修蛇图腾部落最有实力，成为号领三苗各部族中的核心。驩兜率部向北方扩张，直驱中原大地，并与尧华夏部落在丹水展开（今丹江，位于陕西以南、河南以西地区）大战，最终人多财众的尧部落取得了胜利。
古史对尧、舜、禹华夏部落“平定叛乱”进行了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在这里，对共工、殛鲧部落不作论述，而只论三苗。关于“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我非常赞同马少侨先生的观点——丹水之战是尧、舜、禹征三苗的开始，最终以禹“窜三苗于三危”结束。而其间的舜，在驩兜部落逃窜至偏远“崇山”后，对其余回撤至洞庭、彭蠡之间重新集结的三苗之众更多的是采取分化、易俗，再与华夏同化的怀柔政策，但最终仍免不了引发战争，否则就不会有亲检“三载考绩”而落得“舜死苍梧，葬零陵”的结局；“放”和“窜”都非流放之举，而是逃窜之意，即三苗部众在强敌的追击下向南方险要山区逃窜求生；崇山和三危均不是山名，非历代诠注家所指的其实并不存在的西裔三危山（今甘肃敦煌一带）或湘西的崇山，而是取“险”、“多”之意，泛指南方山地（尤指湘西武陵及湘中南山区）。马先生的论断，与现代苗、瑶民族古歌唱传的迁徙路线是吻合的，与今湘西北山区流传的诸多驩兜传说及遗迹是相符的。今湘西北张家界市西南20公里武陵山区，尚存驩兜墓、驩兜屋场、驩兜庙等遗迹，民间亦颇多关于驩兜在此征战的传说。驩兜战败后，率残部逃窜的“崇山”即今湘西武陵山区。“驩兜”在苗语中为“思念故乡”之意，可见驩兜部落是由远方来到武陵险要山区的。古史又云：“驩兜生苗人”，可佐证驩兜是蚩尤、盘瓠之后又一苗族始祖。
尧、舜、禹征三苗之战，前后绵延约二百年，至禹“窜三苗于三危”，长期与中原华夏部落对抗的三苗集团被瓦解。臣服之众被华夏部落融合、同化，余众则退于洞庭、彭蠡南部的偏远、闭塞山区，与当地土著部落（族）及同样为外来的其他部落（族）或纷争、或在交错划地聚居中逐步融合同化，同时与原蚩尤大熊山根据地三苗遗民后裔、武陵山驩兜部落后裔等 “团聚”，并进一步融合，得以生息及繁衍。这就是后来由三苗部落演变、分化而成的苗、瑶族（或及畲族等）有着共同的犬、枫树或其他图腾崇拜，视蚩尤、盘瓠、驩兜为先祖的原因。禹之后，私有制最终导致以纯血缘氏族为基层单位的部落体制流于崩溃，自此“三皇五帝”时代结束，人类迈入以地域性为组织的部族、世袭时代，也朝民族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事实上禹时期较为先进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已经接近“国家”的雏形，故“三苗之国”、“三苗国”频见于古代典籍，是有其合理性的。基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了。“三苗”之称自此渐不见于史籍，南方山区三苗及其他非华夏部落（族）遗民，殷商之际被称为“髳人”，周秦时期被称为“荆蛮”、“苗蛮”、“南夷”， 后又根据辖地建制或地理特征相称，如汉晋南北朝的“武陵蛮”、“长沙蛮”、五代隋唐的“莫徭”，唐宋的“五溪蛮”、“梅山蛮等”，宋元明清以来的“苗”、“瑶”、“仡佬”等。蛮者，或粗野、凶恶、不通情理，或愣、强悍之意也，可见在人数、地域、意识形态均以华夏部落（族）为主导的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体制下，三苗遗族和诸如“西戎”、“北狄”、“东夷”等其他少数民族先民一样，主流上是被所谓的“正统”所蔑视和排斥的，是弱势群体。楚国前期，就连其各代君主，对周天子及北方诸侯强国，都是以“蛮夷”自称的。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就必须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去尊重、正视历史。
随着北方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南方以“南蛮”为主体民众的“楚国”亦开始兴起。《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云:“季连，。。。。其后中微，。。。或在蛮夷。”，说明司马迁认为楚的先人是属于南方苗蛮部落的成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荆楚是三苗部落中较大的一个部落。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楚是合在三苗中的部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黄帝以来的华夏部落（族）本来就是包含各臣服部落（族）的大联盟，因此熊绎家族有可能出自在尧舜禹时代（或更早于此）臣服的原三苗部落（族）的一支。另蛮、苗、芈（楚之国姓）为一声之转，似有血统渊源相承之意。按《左传》记载：西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之后楚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弹丸之邦，不断向南向东征战扩张，吞并了许多南方小国。到东周周平王31年（约公元前740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已发展成为南方大国。楚武王之子文王元年（公元前 689年）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周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可见当时周对楚国的畏怯之情，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自此楚国成为东周的较大的一个诸侯国，并逐步吞并了诸多南方小国，日后更是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古今史学界公认同熊绎为楚始封君，丹阳为楚之始都。但其始都“丹阳”具体所指何处？较为主流并为史学界、楚研究者所公认的考证，一说今湖北秭归或枝江西，一说今河南省淅川县境的丹水和淅水交汇地（与古史载“尧战于丹水这浦以服南蛮”、“尧乃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的丹水为同一区域），均符合古人依水而居依水建都的规律；亦有安徽当涂甚至湖南长沙之说，虽古来不乏典籍记载，但均不足为信。虽说古籍一般在唐代才出现丹阳为“丹、淅水交汇处”的注解，比“秭归或枝江”的说法晚，但丹、淅水交汇处的说明似乎更为可信。其一，古代“阳”指南面，丹阳从字面上理解，可理解为丹水的南边，从当代地图来看，准确位置应为今河南西陲丹江口水库西岸地区。丹江口水库区域自丹水和淅水汇合处起，呈西倾“U”形经今湖北丹江口市、郧县注入汉水。则“丹阳”正好是丹江口水库以西、郧县以东这一区域，今豫、鄂两省分界线正好贯穿这一“U”形区域中心偏东而过。其二，结合西周时代战略交通情况来看，丹水流域为北往西周都城（今陕西西安一带）、南通苗蛮、西进三秦及巴蜀、东连中原的交通、军事要道，且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富饶，历来为三苗与华夏纷争之要塞，较为符合“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的政治与军事目的。因为熊绎贵为先朝功臣后裔，且深受西周成王信赖，因此在西周分封制的社会体制条件下，通过分封委其驻守丹阳要塞并防南蛮各国北上，当在情理之中。其三，而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华夏先民聚居于此，创造了灿烂的仰韶文化，稍后由苗蛮先民——三苗部落创造的居家岭文化也沿汉水而上渗透到了这里，并于三苗鼎盛时期在此留下了居住遗迹，后尧丹水之战“放驩兜于崇山”，此地域再次被华夏部落全部控制，并创造了后来的龙山文化。这些结论说明古丹阳及周边地区曾是苗蛮先民的活动区域，亦印证了尧、舜、禹征三苗当属史实。
丹江口水库建于二十世纪50年代，淹没了丹淅流域方圆几十公里的区域，原江岸陆地成为一望无际的库区水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库区水位的不断变化，一些在水下沉睡几千年的遗址遗物得以重见天日。 1977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淅川县仓房镇丹江岸边下寺龙山附近发掘出24座春秋时期的楚国墓葬，共出土了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和玉器等各类文物达8000余件。其中最大的2号墓墓主为楚康王年间楚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子庚墓（殁于公元前552年），至今已2500多年。整个楚墓群出土的器物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工艺之先进、铭文之丰富，为国内同类楚墓所罕见，其中很多器物后来都成为“全国之最”。1990年—1992年间，再次在该墓群附近的和尚岭、徐家岭等地发掘出10余座楚国贵族墓葬，出土文物达2000多件。此次发掘被评为当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迄今为止，共在这一区域发掘或探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群28处，墓葬总数达2000余座。估计另有许多墓葬及遗址因葬身水底而无法探测。考古成就说明楚人在丹淅流域的活动是频繁的。因此结合《史记》、《汉书》等古文献记载来看，丹阳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作为楚国早期都城所在地的可能性要大于其他任何一种说法。
综上所考，楚国由受封丹阳的小国不断南征，吞并了诸多小国而逐步发展壮大。随着疆域的拓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其都城亦向南向东迁移，即大致按丹阳——秭归——枝江湖北——郢（江陵）的线路推进。
楚自受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存在了约七百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荆楚文明。其间自文王元年（公元前 689年）迁都于郢，至战国中期（？？年）为鼎盛时期。《战国策·楚策一》云：“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可见楚国盛时疆域之广。但纵观整段楚国历史，其在江汉地区发展和强大起来之后，能稳定控制的中心区域均为今鄂、湘两省及赣、徽部分地区，正好与三苗部落“右彭蠡之波，左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的中心领域大体吻合。而禹“窜三苗于三危”以后，三苗遗众或仍在原居地被融合、同化；或逃窜于南方险要山区生息繁衍，即“南蛮”、“苗蛮”。就算楚国的主源熊绎部族来自丹阳华夏部族，但楚国的主体疆域是在先期三苗属地上的。数量占少数的熊绎后人，是在被征服但数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三苗遗地民众的支撑下得以运行政权体系的。马克思理论认为，一个民族为另一个民族所征服，但被征服者的宗教陷入困境民过来却又征服了征服者。因此楚国国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包括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等，都是以三苗遗地民众为主导的三苗文明与华夏文明渗透、融合的复合体。从民俗民风和地下考古资料来看，三苗与荆楚有着共同的蛇、鸟、犬等图腾崇拜。楚国取得“镇抚南方夷越”的地位后，荆楚各部族暂时成为一个相对稳定、融合的复合体。其中自然也包括南方山区的的蚩尤部落根据地遗裔、盘瓠部落遗裔、驩兜部落遗裔及其他部落遗裔，并都有一定程度的向东向北往原三苗中心地域回迁的客观事实存在。正如马少侨先生所言：“荆楚之民虽然不等于就是三苗之民，但毫无疑问是包括三苗之众在内的历史共同体；荆楚之国虽然不等于就是三苗之地，但也毫无疑问是在三苗之地上建立起来的历史区域。”，“荆楚文化是以三苗文化——巫文化为基础，吸取诸夏进步文化和集中了境内各族文化的精华发展起来的。巫文化源于九黎，盛于三苗，而昌于荆楚。荆楚文化，就是三苗巫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无论古代资料记载，古代神话记载，地下出土文物记载和民俗学资料，都在不同角度上把三苗、荆楚、苗族的历史系统地连贯起来，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历史体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