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千古罪人，西安事变,如果你是张学良,你会怎么做作文

翻开中国近代史，做一件事就能影响整个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其实不多

张学良一个人做到了两次

一次是“东北易帜”

还有一次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光是对中国，对世界的格局变化都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对这个震惊中外的事变，直到现在，依旧众说纷纭

凭借一篇短短的推送，自然不可能把这件事的过程、影响全部都说清楚

但是还是想单单探讨下张学良这个人

熟悉“馒头说”的读者都知道，我之前在多次推送里，对张学良的评价不高

但在“西安事变”里，张学良却不是一个可以“一刀切”的形象

千古功臣？

千古罪人？

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代入张学良这个角色就会知道

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今日主打】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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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简单说说“西安事变”吧。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对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施行了“兵谏”——简单来说，就是把老蒋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干嘛呢？就是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件事看起来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谋”，但当时的东北军比西北军不是强大一点半点，而虽然是杨虎城最早提出的点子，但从头至尾，主要实施的，是当时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张学良。

所以，张学良无疑是整个“西安事变”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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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936年，全民抗战爆发的前一年。

如果你是那时候的张学良，心里应该很苦。

那一年，张学良35岁。27岁就当上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他，此时却在遭受全国的唾骂，他的外号，变成了“不抵抗将军”。

当然，张学良得到这个外号，完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确实是张学良自己一枪不放，让日本关东军侵入东三省的。（延伸阅读：《“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尤其是“江桥抗战”后，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孤军抗日，（延伸阅读：《一位孤悬东北的土匪将军》），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不发一卒救援，全国愤然，呼吁“严惩张学良”，他的声名已跌到谷底。

当年神抖抖的东北少帅张学良

但张学良还是觉得，自己也在替蒋介石“背锅”。

因为，“避免激怒日本人”，“忍让忍让再忍让”这些观点同样也是蒋介石的坚定主张。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不希望东北军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人（也打不过），打光拼光，怕自己的老本都没了。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依旧是希望“攘外必先安内”。但无论两人的出发点如何，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能息事宁人，就息事宁人。

关于避免激怒日本人这件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有多次交流，双方意见完全一致。

但现在“不抵抗”这个锅，全让张学良一个人顶了。

为了避风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曾经出国考察。但回国后他发现，日本人的侵略并没有因为占领东北而停止脚步，而数十万东北军被迫离开故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东三省领土已经丧失，数千万东北同胞成了亡国奴。

从小到大养尊处优，从小到大一帆风顺，现在丢的是他张家的地，损的是他张家的兵，但全国骂的还是你张学良。

如果你是张学良，你说你心里苦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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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张学良心中那份苦，接下来就该体会他那团怒火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数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其实军中要求打回去的呼声一直很高。但蒋介石却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一个全新任务：剿共。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陕甘，和当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剿灭共产党的军队。

张学良和杨虎城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东北军和共产党的军队打了两场大仗（劳山战役和直罗镇战役），被歼灭三个整编师，两名师长阵亡。

更关键的是，面对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一不补充粮饷。二不补充弹药，一切需要东北军自支。在南京，张学良提出请求，希望给阵亡的两名师长每人10万元抚恤金，蒋介石一直置之不理。张学良曾拍案怒骂：“我张某人混得连10万块都不值了！”

尽管张学良曾在自己回忆录里说过：“东北军成了我的包袱”，但促成他“九一八事件”中如此消极的一大动因，还是他认为抗日已经是全国的事了，不该由他的东北军独抗。

换句话说，他还是珍惜他的东北军的。1937年前的中国，其实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已，一些地方的军阀只是以“服从中央政府”的名义各玩各的，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有枪，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

但现在，张学良终于体会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原来你对我张学良，和其他军阀也没啥区别，都是借着共产党来消灭我们啊！

1936年12月4日，在解决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和李宗仁反蒋）之后，蒋介石把他的主力中央军开始北调，并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剿共”，谋划第六次围剿。当时蒋介石给张学良两个选择：要么，在中央军的监督下，全力剿共，要么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一起，调离西北，把位置腾出来给中央军（事实上，当时蒋介石已经准备用蒋鼎文和卫立煌来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了）。

这两点，都是张学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后一点，东北军一旦离开西北，那么返回东北故土，更不知何年何月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前往西安，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图为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杨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为此，张学良找蒋介石谈了好几次，其中12月7日的那一次，还是一次“哭谏”。张学良希望能停止内战，去打日本人，但每次蒋介石都把张学良骂得狗血淋头，更有一次，当众说：

“有的人放着眼前的共产党不打，要去打远在千里之外的所谓日本人，这种人就是汉奸，猪狗不如！”

蒋介石在这一点上，真是对自己太自信了，也小看了张少帅的脾气。在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当时说了一个发动“西安事变”的理由：“老头子居然敢骂我！”

这时候，“一二·九”运动又成了另一根**。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的数千名大中院校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又举行纪念活动，1万多学生再次上街游行。

“一二·九运动”

在西安的蒋介石闻讯后大怒，下令张学良马上镇压，甚至要“格杀勿论”。张学良忙上街去阻止学生们的游行。当时他说：

“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

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里，有不少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去！”

当着学生的面，张学良的回答是：“一周内给你们答复！”

如果你是那时的张学良，是不是也会“怒向胆边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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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发怒有意义吗？一枪崩了蒋介石有用吗？

这个时候，你该了解一下那时候张学良所抱的希望了。

张学良那时的希望，来自中共，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共背后的苏联。

张学良那个时候，确实是已经走投无路了：论地盘，东三省全没了，论部队，他的东北军打一点少一点，没有人员补充，没有装备补充（东北张家原来有自己的兵工厂），连粮饷都是基本上要自筹（根据张学良1993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的回忆）。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对手：共产党。

早在1936年4月，张学良就自驾飞机去过延安，和周恩来密谈。当时张学良的想法是：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希望共产党在外围逼，他在里面劝，争取劝蒋介石早一点抗日。

那次会谈，据说张学良不仅拿出自己的2万块大洋赠送给共产党，还送给周恩来一份中国地图，寄语：共同保卫中国。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在张学良晚年回忆中，依然很佩服周恩来

之后，东北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其实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张学良给共产党军队送过钱，而叶剑英更是成为了共产党在东北军的党代表。

因为张学良曾和中共商议组建“西北国防政府”的事，所以后来有人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假，割据称王是真。但这个说法缺乏依据——张学良本来就是全中国最大最强的军阀，他要自立为王，完全不必“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还需要到荒芜的大西北去割据称王？

那张学良的希望究竟是什么？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良的希望，还是能够通过联共，进而联苏，最终一起抗日，收复国土——当然，也包括他张家留下的东北故土。

当时可以打，有实力打日本人的，只有苏联人了。

但既然要和人家联合，尤其是要让强大的盟友（苏联）相信自己，那么自己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份“投名状”？

当时张学良的手里，有一张最大的“投名状”——

把蒋介石交给你们，难道还不能显示我的决心吗？

当时的张学良，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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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枪声大作，“西安事变”终于爆发。

当张学良得知自己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终于在华清池后山活捉了蒋介石，不由长吁了一口气。

但接下来，你就该体会一下张学良当时的惊恐心情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迅速组成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逆军”，由东、西两路进逼西安，空军甚至已经开始轰炸西安的周边地区。

不过这些，应该都没有脱离张学良的预料。

但随后而来各界的反应，却让张学良难以接受。

12月13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反对扣押蒋介石。

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反对扣押蒋介石。

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学生，那些张学良曾着力保护的西安学生，以为可以给他们一个满意答复的学生，也在“西安事变”后上街示威游行，要求立刻释放蒋介石，甚至一度和东北军

西北军产生冲突。

原本以为一抓蒋介石，天下欢呼雀跃，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有中共的态度。

尽管双方保持秘密联系，但现在没有史料表明，中共当时知道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以至于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公审蒋介石，然后枪毙，而另一派主张要和平解决。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谁的态度？当然是苏联的态度。

这也是让张学良最惊恐的——苏联严肃批评了他的“错误行为”。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当时批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方面是出于对张学良本人的不信任：当年他老爸张作霖派人冲到苏联大使馆里抓了李大钊最后绞死，而作为东北军的继承者，张学良上台没多久就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延伸阅读：《一场以卵击石的冲突》）。

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的意见。

1936年的苏联，西边已经受到了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苏联无法承受东边再受到日本的夹击。这个时候，能拖住日本的，只有中国。而中国当时只有一个堪称领袖的人，那就是蒋介石。如果蒋介石一死，本来就已经暗流涌动的中国势必马上四分五裂，日本将轻而易举地腾出手来，对付苏联。

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坚决不允许处死蒋介石。

应该说，从张学良到当时的中共，都严重低估了蒋介石当时在中国的声望，以及抓捕蒋介石后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也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周恩来代表中共，奔赴西安谈判，着力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提出的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应该说并没有什么有悖情理之处，但为什么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负面反响？

可能还是因为这种“下犯上”的方式，以及当时没有人能替代蒋介石。

后来有过好几个张学良表示“后悔”发动“西安事变”的版本，但基本都是当时在蒋介石控制下的产物，可信度存疑。

张学良晚年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时声称，“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他也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表示：

“”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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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感受下张学良的“义”吧。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围所有的人都劝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连蒋介石本人都劝他不要送，但他坚持要送。

他为什么要送？

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讲义气，有担当。

“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出自《张学良口述历史》）

1946年，被幽禁在台湾新竹井上泉温泉的张学良

但是，张学良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吗？

张学良曾对当时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说：

“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

你看，他真的以为，政治能像演戏一般，按照设想的结局发展。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随即就被拘禁，自1937年开始，到1990年终，软禁53年。

所以张学良有一句自评：

我的人生，到了36岁就结束了。

【馒头说】

关于“西安事变”，到现在都一直有各种争议。

有人说，张学良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要抗日，全国人民当时都受了共产党的煽动。

说实话，我不太认同。如果连抵抗外族侵略的情绪都需要煽动，那这个国家早就完蛋了。从1931年开始，当时的抗日情绪蔓延全国，完全是自发的。如果说要怪，只能怪其实也是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自己太自信，太独断，自己觉得“这里面的道理你们都不懂，你们要等我先安内再攘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了民众的承受底线。

张学良自己有过评价：“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又有人说，如果张学良不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早就统一中国了，现在的江山就是国民党的了。

我还是觉得未必。当时的中共确实处于低谷，被国民党合围，第六次围剿即将开始。应该说，“西安事变”确实大大缓了中共一口气。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肯定会被消灭？那还真的未必。

还是张学良在回忆录里的话：“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我自己也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不易。中共能够在经过长途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能忽视，想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别的不说吧。1945年抗战结束，共产党的军队确实比之前要壮大不少，但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历史顶点，所有的割据军阀通过抗日战争都已消失，手里的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德械师改成了美械师）都比抗日前只好不差，而且已经无需“攘外”，可以专心“安内”了，那么战争的结果呢？

还有人说，都怪张学良，“西安事变”提前了全面抗日的时间表，如果给蒋公多准备一段时间，抗日战争未必有那么惨。

这个观点，我觉得又把日本人想得太天真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日日夜夜守在边境线，等着蒋介石慢慢休整和训练的，是要坚持等到蒋介石全部准备好，才肯全面侵华的。换句话说，没有“西安事变”，就不会“七七事变”，日本人是不会主动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他们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时间表来的。

张学良这个人，是复杂的，但只有复杂的人，才是真实的。

必须承认的是，大陆以前的一些教科书和一些宣传手段，对在抗日战争中同样抛头颅洒热血，承担正面战场阻击任务的国军将士，是很不公平的（所以“馒头说”一直希望能多写一些这样的故事）。所谓“物极必反”，这也造成了现在一些人又片面夸大乃至神化蒋介石和国军，进而神化那个“完美的民国时代”。

张学良是人，蒋介石也是人，周恩来是人，毛泽东也是人。是人都会有错，关键是，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了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用“上帝之眼”来做事后诸葛亮。

这或许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迷人之处：中国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掉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旋涡，每个人身处巨变的时代，都展现出了最真实的人性，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导致最错综复杂的事件结果。

从来没有完美的人。

也从来没有一无是处的人。

还有，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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