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诸葛亮诫子书淡泊宁静

吴怀东/文
摘 要：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两个成语在今天流行很广，影响甚大，被很多人视作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大多数读者都以为这两个成语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其实，它们有更早的来源，而且，诸葛亮的原意也与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由统治之术转换为日常行为规范，实与汉末建安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诸葛亮的个人处境存在关联。
关键词：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政治哲学 家教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两个成语在今天流行很广，影响甚大，被很多人视作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大多数读者都以为这两个成语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其实，它们有更早的来源，而且，诸葛亮的原意也与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
书信是人与人信息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魏晋时期由于书写手段的简化以及“人的自觉”，书信数量迅速增加，且呈现出情感真挚、风格隽雅的特色。今传《诸葛亮集》就收录了诸葛亮与亲属、友朋的诸多书札，上述两个成语确是《诫子书》有关词句意思的浓缩：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181—234）因为汉末动乱从琅琊逃奔到襄阳，后幸得刘备知遇而出山，方在汉末与三国初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隐居于隆中时与当地名士黄承彦之女结婚，婚后却长期无子，曾将效命于孙权麾下的兄长诸葛瑾（174—241）之子诸葛乔（204—228）过继为嗣子，诸葛乔曾任蜀驸马都尉，可惜英年早逝，后生子诸葛瞻（227—263）。《诫子书》教导儿子要潜心学习，追求远大目标。在今传《诸葛亮集》中，除了上一封《诫子书》，还收录了《又诫子书》，云：“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告诫儿子遵守饮酒之礼，内容看起来都很家常。有人认为《诫子书》是诸葛亮建兴十二年（234）六出祁山带兵出战武功于病逝前所写，此时诸葛瞻只有七岁，年纪尚幼，不知何据，不过，由此书可见诸葛亮对后辈教育的重视，这正体现了汉代以来重视家族以及家族文化传承的社会观念。此外，从《诫子书》等还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思想倾向与处世谋略。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思想其实并非诸葛亮所发明，而是出自《淮南子·主术训》：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断；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毁；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屣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狂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孟云飞书法
在《淮南子》之前，《文子·上仁》也有类似文字：
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下扰即政乱，民怨即德薄。政乱，贤者不为谋；德薄，勇者不为斗。乱主则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处一主之势，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猛兽珍怪，贫民饥饿，虎狼厌刍豢，百姓冻寒，宫室衣绮绣。故人主畜兹无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达，群臣辐凑。
古代学者认为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故《文子》直接引用“老子曰”。可是，从《汉书》作者班固到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都认为《文子》是伪书，直到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有《文子》一书的残简，学者们通过与今本校对，得以部分恢复《文子》原貌，《文子》为伪书之说不攻自破。由此可以还原，《淮南子》那段话袭自《文子》，其思想来自先秦原始道家（也有学者认为今本文字是袭自《淮南子》，此观点尚待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的思想都来自先秦道家）。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的借用及其转化。“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所论属于原始道家政治哲学，讨论的是一种为君治国之道。按照《文子》以及《淮南子》的阐述，其所谓君主之澹泊，要求为君者不应嗜欲泛滥，而要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所谓君主之宁静，要求为君者不要躁动不安，要淡定沉着，最终才能达成远大的目标。上述观念体现了原始道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和将为君者个人修养与治术贯通的统治策略。这种政治观念就是黄老道家思想，汉初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政治观念的现实社会实践。这种观念从本质上说就是调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实行与民休息，不要过分盘剥被统治者从而避免被统治者反抗的政策。可是，原本是为君之道的道家政治哲学思想却被诸葛亮借用转化为子女教育的观念，他强调修身养性明德致远，这种变化可说是道家思想与社会思潮变化的结果。总体来看，道家思想在汉末混乱的社会背景下逐渐淡化其治术色彩，更多地显示为一种个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这正是当时流行的玄学。诸葛亮的家庭教育观念符合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大势。其实，扩展看来，诸葛亮一生处世智慧乃至政治谋略带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及道教色彩，如以动制静、谨恪自励、低调谦和等，难怪后代小说戏曲把诸葛亮塑造成穿上道袍、摇着羽扇、呼风唤雨的道士形象。然而，这并不否认诸葛亮是儒家的信徒，他隐居隆中，洞察天下大势，待价而沽，积极干政，忠心耿耿，为刘氏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如同宋代苏轼所论：“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衮，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诸葛亮论》），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朱子彦教授仅根据诸葛亮死后李邈抨击诸葛亮而确认诸葛亮有“狼顾”之心（《九锡之谜：诸葛亮是否会登上九五之尊》，收入《朱子彦论三国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按：“九锡之谜”之“谜”似乎应作“迷”）。
其实，李邈之上书可以理解为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人身攻击，诸葛亮在蜀汉朝廷中不可能没有树敌，诸葛亮身后有人批判他实属正常，但是，李邈这样直率的批判在诸葛亮一生所接触的人物中只是个例，实不足为据。应该看到更多的人对诸葛亮的肯定，特别是要看到诸葛亮一生忠于蜀汉的实际表现，而且，以诸葛亮精明、沉稳的政治智慧，他肯定看得到觊觎“九五之尊”的巨大政治风险，所以，我们认为史学界主流的解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蜀史四题》，收入其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


再从具体的处世方法看，诸葛亮之说又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和现实指向。诸葛亮教育儿子要“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求儿子专心学习，这是众所周知的一般意义之教导，其实，我们应注意其中还包含恭谨处世、躲避政治构陷之警诫。诸葛亮在蜀汉朝廷中位极人臣，他深知官场波诡云谲，一着不慎即身死族灭，转瞬间前功尽弃，因此，他既希望后辈趁年轻潜心敛性努力学习，“志当存高远”（《诫外甥书》），成才后趁时而出，参与政治，有所作为，以免“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诫子书》）——由“穷庐”我们可以联想到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的生活以及心理状态；同时，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也希望儿子“行于尘世”却“不染尘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为人澹泊宁静，不纵性贪欲，要身正行修，这样在政治上才不至于授人以柄。《又诫子书》甚至指导年龄尚幼的儿子在日常中如何待人接物（饮酒之礼），谆谆教诲，细大不捐，不仅见其拳拳爱心，更可见其教导儿子应对社会复杂局面却不便明言之苦心。
总体而言，《诫子书》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渊源和诸葛亮复杂的情感心理以及教导的现实针对性在后代读者的解读中却被忽略，不免令人遗憾。
（原载于《名作欣赏》 2018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