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罗马（文明城市罗马汉化）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文明城市罗马（文明城市罗马汉化）,以下是这个问题的总结，希望对你有帮助，让我们看一看。

潘岳：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 而中华选择了中华？

作者：潘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来源：中央社院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编者按

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该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现将文章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

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

北魏陶牛车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察举制”被发展为“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300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4 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汉字——贵州龙字田

德国的尼格拉城门

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如哥特人建国，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一般选择在城外建立城堡。乡村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乡村城堡风貌的起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在治理上，哥特人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罗马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罗马人信奉基督教，哥特人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2 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如同刘渊一样，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但和刘渊精通《左传》《尚书》不一样，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却不喜欢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

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自立为意大利国王，虽然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但他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下令罗马人当官，哥特人当兵。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罗马人完全保留着自己的服装、语言、法律和习俗。甚至对宗教，狄奥多里克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莫高窟

第二对君臣，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汉人世族子弟。崔浩为拓跋焘屡出奇谋，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恢复文官制度；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但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部落时代“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已接受中原伦理观的鲜卑人，对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和在南朝的亲族密谋要投宋。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

但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崔浩虽死，其政犹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罗马凯旋门

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但法兰克习惯法实行**制。《萨利克法典》严正宣称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

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惯，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万人。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领主在采邑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俨然独立王国。孟德斯鸠说，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釆邑，也就没有执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没有向地方派遣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司法和政治事项的必要了。

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所谓国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6 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眼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罗马法体系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但日耳曼领袖们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因而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语言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文字。由于拒绝学习希腊罗马文字，中世纪早期的300年中（从476年到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竟然都不会写字。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种族而由德行决定。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观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

1 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尽管中国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马的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暴乱。相比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宗教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4至6世纪，打了6次拜占庭与波斯战争；7到11世纪，打了400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争；8到15世纪，打了800年西班牙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战争；10到13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宗教真正和解的。可以说，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

西方社会喜欢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国再到美国乡村自治，最终演化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即“家国天下”。

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

西方诸多学者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反而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这种低烈度的、持续数百年的、很难把彼此一次性消灭的局部战争，使得战败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了技术的积累性发展。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出现商业控制的独立城市，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争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300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海昏侯墓发掘现场

3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何为中国”的讨论。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却无力统一，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实则辽夏金全都吸收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鼎盛时的哲学是“世界主义”。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4世纪以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人也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辉煌历史。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产生这一悲剧。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

顾颉刚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的前身，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东洋史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他，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者费孝通。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担心敌人使用“民族”概念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他强调，“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语言团体”，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孝文帝长陵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隋朝大隐士王通，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只有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小学生排演《木兰辞》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战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