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五湖 寻觅龙虎之秘境

吴中盛景闻名天下，坐落在苏州城西南部的东、西两山，湖光潋滟、山色动人，成为千百年来城中士夫和远途访客最热衷的游赏圣地之一。位列道教十大洞天第九位的林屋洞，正位于两山中的西山之上。

尽管已在苏州昆山潜居6年埋首道教研究，但直到2023年1月，我才与朋友和家人两次走访西山，方得一窥林屋左神幽虚天的莫测玄妙。两次考察分别发生在1月11-13日和24-25日间。前次由我、西南大学余旸老师一家、浙江大学陈龙博士、我院宗教所孔雁老师、我所包晓彤同学组成团队；后次则是我与妻子和岳母三人前往，着重补充因前次时间紧凑、路线不熟而漏掉的包山禅寺和禹王庙等信仰圣地。当然，除我之外的参与者，可能并不清楚或者不深信此次行程暗揣着“用脚踏查”的目的，直到两组团队分别愤然抱怨“跟着白老师出门，总有拉练的感觉”之余，心中或许才生出上了贼船的叹息——当然，金庭盛景足以在心灵上疗愈我为大家带来的物理伤害。

结合两次考察见闻，以及前后收集的各类原始文献和现代研究，在接下来的两三篇系列文章中，我将尝试引领大家走入这个太湖中的洞天胜境，窥探金庭仙境的奥秘，见证洞天胜境对周边社会的辐射和影响。今天，就让我们从林屋洞的道教传统讲起。

图2：位于太湖烟波浩渺之中的林屋山，陶金摄

一、道经里的林屋洞

如百度地图所示，西山镇（2007年更名金庭镇）是一座岛屿，位于太湖之中，隶属苏州。[1]古来太湖七十二峰，“洞庭山为最大，而奠峙于中央，群峰环拱，远近参差，若圭若璧。”[2]林屋洞即位于此岛东部岸边。古人由苏州往西山，需从胥口乘船，太湖风浪时常左右着游客的游览进度、以至生死命运。但西山风景夺天地造化，复加卜居岛上的文人学者络绎不绝，如是人杰地灵，自然引得无数士夫深受感召，在妖风大作之时亦不顾波涛之险，上演了一幕幕险剧。今人除可继续选择已相对安全的水上航运外，更可直接驱车前往西山林屋洞——太湖大桥已于1994年通车，贯通胥口、长沙、叶山、西山多个岛屿。两次踏查时机选择得当，大桥之上畅然无阻，列子御风，电掣而过，洞庭碧波饱览，心如湖天开阔。心思缜密的读者或许已经开始指责我——明明是在驱车太湖，何以话及湖南“洞庭”？事实上，以“洞庭”名太湖并非笔误，此一称谓正引出林屋洞天的前世今生。

图4：今林屋洞内游览线路图[12]

江浙一带山水清幽，瑰丽的喀斯特洞穴数量不少。林屋洞这一自然洞穴能获世人偏爱，除景观尚佳外，更在于道教信仰为之赋予的特殊意义。对林屋洞影响最大的道教传说，与灵宝传统根本经典之一《灵宝五符》的出世存在直接关系。《太上灵宝五符序》最晚产生于东晋时期，书中讲到：帝喾曾将《灵宝五符》藏于钟山。尧舜时洪水滔天，禹受命治水有成，巡狩于钟山，祭祀上帝，“忽得此书”。事后，禹将五符一通“付震水洞室之君”，令其妥善保藏，以祀未来大劫时传于后学。多年后，吴王阖闾（前537-前496）率军赴包山，命包山隐居龙威丈人入洞庭探查。龙威丈人于洞中行一百七十四日而返，详述所遇“金城玉屋，周回五百里”、“四方上下皆是青石”等奇景，又言见题榜“天后别宫”、“太阴之堂”、“九泉洞庭之墟”等。龙威丈人最终从洞中获得灵书一卷，上呈阖闾。但书上文字奇诡，无人得识，故遣使求教孔丘（前551-前479）。阖闾使者诓骗孔丘，称此书为赤鸟衔来。孔丘指出使者谎言，点明此书实为大禹藏于水府的灵宝真文。孔丘还给出其在西河之上听到的不详预言：“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名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造洞庭窃禹书。天帝大文不可舒，此传伯长百六初。今虽取出丧国闾。”吴王阖闾并无资格保有此卷神书，尽管其试图妥善珍藏，但最终“函封不脱而失书所在”，吴国不久也为勾践（卒于前464）所并——孔丘转述的童谣于此应验。[13]《太上灵宝五符序》中讲述的这个传说提到包山石室中的一些场景、尤其是对“青石”的描写，与现实景观颇为吻合。因此，在上述传说形成时，应当确已有人在林屋洞中展开探索。灵宝五符作为秘宝不可轻易外泄，但从结果来看，这部道教著作终归已向凡人开示，于是太极左仙公葛玄从太极法师徐来勒重受灵书成为灵宝五符出世的又一个重要契机。[14]值得一提的是，太湖一带“禹迹”颇胜，[15]西山岛上即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禹王庙。不知古人拜谒禹王时，是否会联想到大禹与林屋洞藏灵宝五符间的关系。

图5：西山岛禹王庙，2023年1月24日 白照杰摄

图7：林屋洞正门摩崖俞樾题刻“灵威丈人得大禹素书处”，2023年1月12日 白照杰摄

林屋洞藏禹书的说法出于道教内部，但有关唐代文官李公佐（活跃于9世纪前半）的一则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当地人（尤其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对这一道教传说的信任。这则传说在李公佐同时代人韦绚（801-866）的《戎幕闲谈》中得到记载。韦绚称，贞元丁丑岁（797），李公佐听说一则奇闻：永泰年间（765-766），楚州刺史李汤见证了猿形水怪出水事件。元和九年（814），李公佐登包山，宿道士周焦君庐，继而探灵洞，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李公佐与周焦君几番参详，了解书中记载大禹镇压淮涡水神无支祁之事。认为这尊被困锁水底的无支祁，应当就是李汤见到过的那只巨猿水怪。[21]有关无支祁的问题，不少学者已有所讨论，尤其是它与孙悟空原型的关系更引人联想翩翩。后世方志作者常常引用这则传说，尽管不无怀疑《古岳渎经》第八卷是李公佐所伪造，但结合更早的道教林屋藏书的传说，王鏊等人还是不免震惊道：“岂禹书真有藏于此者乎？”[22]

既为灵地洞宫，自然会吸引热衷仙道者来此探寻、修行和斋醮祈祷。据程义所述，1982年清理林屋洞时，在洞中发现梁代石碑、五代神像以及唐宋金龙、玉简和金钮。[23]其中梁代石碑上刻有二十余位道士题名，尽管拓片和录文似未见公布，但亦足以证明萧梁时期即有修道者汇聚于此。而这些题名道士，是否就是稍后将提到的林屋馆成员呢？此外，王玮玄和韩崇修道林屋洞一事在《真诰》中获得记载，《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对二人事迹进行了系统化处理。[24]唐时唐若山和周隐遥卜居林屋也为这所洞天增加了不少文化资本，有关这些情况，容稍后再述。

唐代开始，朝廷方面也对林屋洞提起重视，时常遣使者投龙告祭。这些祭祀活动使林屋洞的仙道圣地地位得以稳固，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看看古时在林屋洞及周边举办的祭祀活动。

二、林屋洞祭祀仪式及遗存

古人在道教信仰影响下，常常会在灵气聚集、真仙藏景的洞天福地建斋设醮。对林屋洞而言，风雨之祀和投龙之祭便是最常见的带有官方性质的仪式活动。有关在林屋洞的求雨和祈晴活动，唐代在姑苏担任地方官的皮日休（约838-约883）与苏州本地诗人陆龟蒙（约卒于881）的诗歌中便有所记载。据皮日休《太湖诗序》所述，咸通十一年（870）夏六月，“会大司谏清河公忧霖雨之患，乃择日休，将公命，祷于震泽。”“祀事既毕，神应如响。”[25]而后，皮日休和陆龟蒙以西山岛上游览盛景为题，各作诗二十首，编合成集。皮日休在《太湖诗序》中没有点明这次祈晴祭祀的具体地点，但根据其二十首太湖诗在《初入太湖》后，紧接着《晓次神景宫》《入林屋洞》，以及稍后的《三宿神景宫》，可知皮、陆二人的金庭之行，主要居住在神景宫中。而神景宫正是矗立在林屋洞旁、与林屋洞绑定的道观。复根据两人的《太湖诗二十首》写景顺序可知，带着祈祷任务而来的皮、陆两人最先走访的就是林屋洞，则推测此次祭祀就是林屋洞举办，便有一定可能性了。元代陆友仁（1290-1338）《吴中旧事》记载了一则发生在淳熙乙未（1175）春夏之交的道法祈雨。据称当时天久不雨，吴郡醮祭月余，毫无效验。通判赵师瑀怒见于色，恰有自少奉道、得“路真官”道法的林光祖通判寓于吴，颇有兴云布雨之术。这里的路真官，无疑就是当时威名赫赫的道教法师路时中（1120-1127）。赵师瑀请林光祖行法祭祀，后者飞章上奏，“檄告水府”，并差儿子林永寿等人投书林屋洞，由灵佑观（也就是之前的神景宫）道士协助祭祀。事毕之后，天降甘霖。[26]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吴中旧事》记载的这个故事指出当地百姓认为林屋洞是“太湖龙窟”，投书其中便可交通龙神。故乞晴乞雨的仪式，自然多会选在林屋洞举行。明代陈仁锡（1581-1636）的诗歌《送黄石斋偕徐霞客游洞庭时旱祷》的背景，也是天旱祈雨，诗人称希望请黄道周（字石斋，1585-1646）和徐霞客（1587-1641）代为祈祷，“凭均赊取三尺水，以耕石田厘丰年”。[27]诗歌后半回顾林屋之游，可推测陈仁锡想象中理想的求雨之所，正在这所洞天之中。大旅行家徐霞客，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关于他的林屋探秘之旅，牵扯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下回再讲。

伴随着凡人的祈祷，由神龙背负的书简不时被投入林屋洞或相邻的太湖之中，遗迹和文物的发现，丰富了文献的记载，给予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为发展西山旅游，当地开始清理林屋洞，先是抽掉洞内多余的水，接着规划游览线路，设置灯光背景等。期间便在洞内发现古代道教遗物，包括前揭梁代道士题名碑，以及8条龙、3枚玉简，还有根据科仪规定与龙简一同投入的3个金钮等。8条龙中，4条金龙、2条鎏金铜龙，2条铜龙。一应文物为苏州博物馆收藏，龙、简、金钮的基本情况获得公开。[28]

图13：《金石屑》所录传世宝正三年吴越王太湖投龙简拓片（清人伪造）[34]

赵宋在林屋洞的投龙，刚刚提到的天禧二年龙简便是典型的实物证据。而根据明清方志记载，吴越王所投龙简也曾多次被岛民拾获。在明代官场和文坛均负盛名的王鏊，在专门记述太湖风土的《震泽编》中记载道，林屋洞侧之龙潭：“唐时岁遣使投龙醮祭。至吴越王时尤谨。宋嘉定（1208-1224）初，民于山下获一简，简以银制，常九寸，篆文隐然，皆以朱漆填钑，题云‘太岁壬戌’。国朝正统中，亦有于龟山西湾沙上得一银简，篆刻如前。”[35]吴越自907年建立，至978归宋，其间“壬戌”年仅有962年。彼时赵宋已经建国，是为宋太祖建隆三年（963），在任的吴越国主是钱俶（929-988）。清代王维德（1669-1749）在其《林屋民风》中抄录《林屋记遗》中有关此枚“太岁壬戌”银龙简的结局。据称拾得此枚银简的农民不止一人，彼此争夺诉讼于县，最终县宰吴机将龙简没收。[36]《林屋民风》和金友理（活跃于1750前后）的《太湖备考》均引用了《洞庭记》中有关这枚吴越简的记载，称林屋洞东的东皋里湖可能是吴越王使者具体的投龙之处，那枚壬戌简上刻有岁月朔日以及“伏愿斗牛分野，吴越封疆，年年无水旱之忧，岁岁有农桑之乐”等语。[37]《太湖备考》和《林屋民风》又记载了之后另外几枚龙简的发现过程，分别是：1、明崇祯十七年（1644）夏大旱，村民在湖底淘得宝正二年（927）吴越武肃王钱鏐龙简一枚，简文得到完整抄录，简文显示投龙处为东皋里湖；2、明正统年间（1436-1449），有人于龟山西湾拾得银简一枚；3、清康熙丁亥（1707），渔人在鼍山下捡到银简一枚，据称“篆刻制度俱如前”。[38]明崇祯十七年（1644）拾得的这枚银简的下落，鲍昌熙和严可均（1762-1843）的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根据二人所述，可知此枚银简题写时间为“宝正三年”（928）。简文题写的干支为“太岁戊子”，宝正二年岁在丁亥，三年太岁戊子，[39]显然宝正三年正确，《太湖备考》等材料所述宝正二年有误。据悉，此简长八寸多，宽六寸，周围刻蟠龙，重二十两，沈拙斋欲以白银四十两交换但遭到拒绝，于是请求制作拓片数十张，使得简文等信息得以保存。后得简者之子，因家贫而熔简为银锭，不禁令人扼腕。好在这枚已经消失的吴越国龙简录文已为严可均《平津馆金石萃编·补编》等著作收录，保存下一些有效信息。[40]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屑》等著作还给出此枚银简的拓片（图11），但王宣艳等学者参合已发现的其他吴越国龙简的形制和内容，判断此方拓片很可能是清人依录文伪造出来的。[41]反过来想，当一件古物值得制赝者耗费心神作伪、推销，且有好古者愿者上钩时，它原有的价值便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确认。严可均后来又听闻，在乾隆年间，太湖渔人又捞起一只吴越玉简，“旧藏林屋民家，未审所在。”[42]

图20：2023年1月11-13日西山考察团部分成员在太湖最高峰缥缈峰合影，从左至右：陈龙、余旸、白照杰、包晓彤、孔雁；其余团员受够了跟白老师跑步上山的辛苦，在半山休息——值得宽慰的是，从山脚到半山，有旅游巴士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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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有关西山镇的建置、物产、历史等，近年新修的《西山镇志》最值得参考。此镇志为西山镇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方志，尽管20多年过去已显得有些陈旧，很多当代信息有待更新完善，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王维德撰：《林屋民风》，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页。

[3] 郭璞：《山海经》，卷13，见《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册21，第837b页。后文使用《道藏》均为此三家本，不再给出出版信息。

[4] 《紫阳真人内传》，见《道藏》，册5，第546页。

[5] 郭璞：《江赋》，见萧统编：《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卷12，第747页。

[6] 左思：《吴都赋》，见萧统编：《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卷5，第368页。

[7] 陆广微：《吴地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587，第61b-62a页。

[8] 顾炎武：《肇域志》，清抄本，收爱如生基本古籍库，卷7，第20-23页。

[9] 杨循吉：《林屋洞天志》，见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收爱如生基本古籍库，卷17，第64-65页。

[10] 王鏊：《震泽编》，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5-6页。

[11]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12]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13] 《太上灵宝五符序》，卷1，见《道藏》，册6，第315a-318c页，

[14] 有关灵宝经出世道内传说的简要梳理，参闾丘方远：《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鈔》，《道藏》，册6，第376b页。

[15] 有关太湖禹庙的一些情况，参戈春源：《太湖禹迹略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81-84页。

[16]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卷18，第320页。

[17]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卷11，第191页。

[18] 宇文邕编，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卷83，第43页。

[19] 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见张君方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卷27，第611页。

[20] 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见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8页。

[21] 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卷467，第3845-3846页。

[22] 王鏊：《震泽编》，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7页。

[23] 程义、姚晨辰、严建蔚：《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1-44页。

[24]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卷16，见《道藏》，册5，第129b页、第196a-b页。

[25] 皮日休：《太湖诗序》，见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26] 陆友仁：《吴中旧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590，第457a-b页。

[27] 陈仁锡：《送黄石斋偕徐霞客游洞庭》，见《无梦园初集》，明崇祯六年张一鸣刻本，卷5，第70-71页。

[28] 程义、姚晨辰、严建蔚：《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1-44页；程义：《宋真宗天禧二年林屋洞道教投龙遗物简介》，《中国道教》2010年第1期，第37-39页；陈小三：《苏州林屋洞出土玉简铭文初探》，《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第90-91页。

[29] 图片采自，程义、姚晨辰、严建蔚：《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彩插4。

[30] 程义、姚晨辰、严建蔚：《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3页。

[31] 程义、姚晨辰、严建蔚：《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3页。

[32] 陈小三：《苏州林屋洞出土玉简铭文初探》，《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第91页。

[33] 陆龟蒙：《奉和太湖诗二十首》，收其《普里集》，卷2，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1083，第291b-296b页。

[34] 引自鲍昌熙：《金石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台北：新文丰，1979年，册6，第4623b页。

[35] 王鏊：《震泽编》，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9页。

[36] 王维德：《林屋民风》，卷5，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37] 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16，第3页。

[38] 王维德：《林屋民风》，卷5，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16，第3页。

[39]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14页。

[40] 严可均：《平津馆金石萃编补编》，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台北：新文丰，1979年，册4，第2720a页。

[41] 有关吴越国龙简和此枚伪简的情况，参王宣艳：《吴越国钱氏银简考释》，《东方博物》第72辑，第27-39页；黎毓馨主编：《吴越揽胜：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园》，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6-9页

此传世拓片系出伪造的情况，以及以上两种相关研究，均系曲爽告知，特表感谢。

近日获悉又有学者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伪刻吴越钱鏐投龙简问题，甚有意趣。见张鸿鸣：《吴越国钱鏐投龙简的伪刻、流传与影响》，《文献》2023年第1期，第117-130页。

[42] 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卷3，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1977年，册25，第19332b-19333a页；鲍昌熙：《金石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台北：新文丰，1979年，册6，第4623a-4625a页。

[43] 潘耒：《游西山洞庭记》，见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03页。

[44]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45] 参王冬亮：《洞天绘画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22年，第65-69页。

[46] 王悬河：《上清道类事相》，卷2，见《道藏》，册24，第878b页。

[47] 沈炯：《林屋馆铭》，见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78，第2014页。

[48]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49] 《吴地记·后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587，第68a页。“乾符”当为“乾封”之误。乾符二年即875年，皮日休咸通十一年（870）时即与陆龟蒙一同求雨林屋，宿于神景观，此观不可能为乾符二年初建。

[50] 王鏊：《震泽编》，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卷4，第9-10页。

[51] 王维德：《林屋民风》，卷12，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80页。

[52] 石韫玉：《苏州金石志》，金石二，见《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台北：新文丰，1986年，册5，第513a页。

[53] 《灵佑观修建记》，见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54] 《灵佑观碑记》，见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78页。

[55] 《灵佑观永禁分房碑记》，见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2页。

[56] 《重修灵佑观记》，见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3页。

[57] 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6，第12页。

[58] 宋代朱长对灵佑观的记载称，此观为“盖明皇时建，内有林屋洞。”见宋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卷2，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484，第16b页。但这一说法来源不详，且独成一说，暂不取信。

[59] 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卷3，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484，第41b页。

[60] 刘大彬：编，江永年增补，王岗点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10，第273页。

[61] 令狐楚：《送周先生住山记》，见王维德：《林屋民风》，卷6，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62]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卷12，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册6，第290页。

[63] 范成大：《灵佑观》，见其《石湖诗集》，卷20，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册1159，第747a-b页。

[64] 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6，第12页。

[65] 汪道昆：《游洞庭山记》，见其《太函集》，明万历刻本，收爱如生基本古籍库，卷71，第11页。

[66]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78页。

[67] 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册1，第39页。

[68] 唐晏：《游西洞庭记》，见《唐晏集·涉江先生文鈔》，民国十年排印本，收爱如生基本古籍库，第28页。

[69]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70]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镇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71]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见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20页。

白照杰，澳门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中国道教及佛道关系等领域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