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省委原书记的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在分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1979年4月初，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这个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对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向邓小平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叫特区，因为在沿海搞来料加工，王全国最早提出来叫加工出口特区，后来广东省委在书面汇报中写成出口特区。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等人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立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赴粤闽两地。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此也很关心。谷牧按中央的决定，在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助福建的同志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从深圳回来后，向邓小平汇报了粤闽两省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谷牧提个问题，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时，谷牧遇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炉，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习仲勋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在穗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了广东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作出贡献。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习仲勋在机场迎接叶剑英委员长到广东视察。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一起来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写道：“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的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邓小平对深圳的同志说：“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我的主张，究竟办得成功不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当听到创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情况时，邓小平插话：“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从24日到26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了国贸大厦、深圳渔民村、蛇口工业区，26日晚上，邓小平为深圳写下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俩的职务分别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刘田夫正式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习仲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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