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特征介绍

导 读

中国的中产阶级父母正在面临着两难抉择的矛盾：一方面，他们需要确保孩子在始于幼儿园的竞争环境下的未来；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以孩子个性、创造力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通过对布达佩斯的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的民族志调查，本期解读文献指出，这一矛盾的结果之一是以确保孩子身心健康为由而移民海外。在匈牙利的中国新移民认为当下中国大陆社会环境过度商业化并缺少人文价值；因此，他们追求他们想象中的正宗的、以人为中心的“欧洲生活方式”。但是，在为孩子的“快乐”而欢乐的同时，父母们保持着对子女未来根深蒂固的焦虑。寻求身心健康的环境符合关于“人口素质”的中国国家话语，但在这里，它已变成个人追求，并打破国界线，将这种中产阶级与国家的矛盾出口到全球舞台。
引 言
据学者研究，中国移民的当代趋势呈现“向上层集中”的一种特殊转变：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家庭鉴于对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儿童福祉的担忧，以及对于国内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的担忧，正在向全球北方国家迁移，这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移民研究通常聚焦于研究推动移民策略的经济结构。学者Gracia Liu-Farrer认为，移民口中“子女教育胜于财产收入”的非经济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阶级再生产策略，在早期，获得发达国家中“英语国家“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大学学位、工作和福利，最终转化为自身或家庭在中国社会内部地位的提升。然而，随着中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移民到发达国家中“英语国家”以外的地区，这一情况变得微妙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欧盟的几个南欧和东欧成员国纷纷推出了投资居留计划（又称“黄金签证”）。中国公民一直是这些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从2013年启动以来到2019年，占葡萄牙所有参与者的54%，占西班牙所有参与者的50%，占匈牙利所有参与者的80%。2015年，共有约50000名中国公民通过“黄金签证”和类似计划获得了欧盟永久居住权。

这种迁移不同于以往将外国生活方式的消费转化为本国文化资本的简单逻辑，而是中产阶层“希望在环境优美绿色、文化历史深厚、基础设施健全、以白人为主的城市环境中追求轻松的生活方式“这一新逻辑驱动的，这是他们想象中真实的“欧洲”所具有的，紧紧围绕 “抚养子女问题”这一核心。这种逻辑明显的非经济性和时间性上都偏离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因为它不是面向未来的物质利益，而是面向当前的情感生活质量。根据Inglehart的价值观变化理论，随着物质条件的稳定，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往往会从生存转向“后物质”目标，如清洁环境、自我表达、言论自由或性别平等。将匈牙利等边缘移民国家作为移民选择，似乎符合韦伯“价值合理性”的逻辑，提醒我们移民可以具有内在的增进福祉的价值。但与此同时移民父母对于子女选择“快乐“或是”内卷“是有着持续的矛盾心理，这与以往的理论相较而言存在着模糊性和不一致性，由此进一步探讨以孩子为中心的价值观如何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他们如何与国际流动联系在一起，以及他们如何继续塑造移民路径。
研究表明，移民在子女“内卷“和”快乐“间的矛盾心理不仅助推了移民本身，而且会对当下所呈现的移民行为和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产生持久影响。基于全球化背景，这种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对于国内环境的不满而推动而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不同于中国资本全球化引发的其他人力流动，这种流动是基于对于子女拥有更美好童年的理想发生的。研究通过引入一种较之当代其他中国精英移民特有的“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cosmopolitan nationalism）”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这些移民与母国间呈现出新的复杂关系。
研 究 方 法

文章选择布达佩斯为研究案例地，自2015年起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了2013年至2017年间通过“黄金签证”计划移居匈牙利的约20个家庭，为我们描绘了这个中产阶层夫妇或者带着孩子的母亲如何移民至布达佩斯，并希望借此为他们和子女创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图景。研究重点关注其中8个家庭，深入参与他们的休闲和学习活动，与孩子们的学校、老师交流，关注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此外对其余的15个家庭进行了广泛的非结构化访谈。这些家庭通过两个不同的样本进行了滚雪球抽样：一个是通过居住在布达高档花园区的朋友网络，另一个是在佩斯的社会混合中心区，这两个网络大致对应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拥有大学学历，绝大部分曾在北上广的私企中担任要职；他们都拥有房产，并保持着定期旅游和给孩子报课外班等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游刃有余，一部分人维系着国内的财产和业务，能够在匈牙利半退休地生活着；一部分人则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为移民提供资金；还有一种情况是丈夫留在国内继续养家糊口，但无一例外，他们都依靠国内的资产或商业活动来获得在匈牙利生活的的早期或长期收入。
我的孩子“内卷”还是“躺平”？
这是一个问题

自1976年以来，“素质“作为一种与人口发展规划密切相关的官方表达而存在。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拥有更优质的教育、医疗保健资源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标都是这一表达的呈现。随着改革的深入，素质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目标。财富分配导致阶层的分化，素质这一表达与新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阶级再生产和子女教育的需要产生了共鸣。
围绕孩子们的生活，国内出现了庞大的私营课外辅导教育市场，旨在提高孩子们的素质，从而提高其在教育竞争中的机会。教育甚至变成了一种家庭投资，开展课外辅导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北美中产阶级的共同培养与中式传统的家庭教育在中国语境下相融合的产物，这其中，教育被认为对于提高儿童素质和健康发展的从而塑造他们未来的中产阶级公民身份至关重要。但这种思潮也导致我们当下培养快乐但有竞争力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方面感到要加倍努力培养“高质量”的孩子，但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排斥这背后的教育制度。近年来，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和社会流动性下降，都加剧了大部分父母们的压力。但也有人富裕到不必担心孩子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私营教育机构为这些人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更快乐的教育环境。这种现象已然持续了近15年，大批家庭为了孩子，向私营教育投入了大量资金，“内卷”一词已经风靡多年，直到2021年，随着“双减”的到来才有所退潮。
素质教育的语境使得家长们越来越担心环境对儿童素质的影响。在一部分中产阶层眼中，大城市里面的空气污染、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国内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应试教育体系的僵化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这种对于“素质教育”的新认识，使得他们决心逃离国内的应试教育环境，更深入地通过将孩子的素质教育过程转移至全球舞台上去实现，这种新的素质教育心理引发了国际移民流动的新趋势。
儿童如何继续塑造迁移的路线：
“在足够好的环境中过上足够好的生活”
文章接下来介绍了这些移民父母如何从想法落到实践的。放弃参与竞争式教育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孩子教育未来的担忧。研究中的家庭利用他们已经积累的资本，尽早退出国内的竞争，并跨国开辟新的机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改变了生来如此的发展轨迹与空间”。通过移民匈牙利，家长们避免了通常情况下通往世界顶尖大学的内卷竞争，但最终往往会出现新的、相对简单的竞争形式。许多人的选择是让子女到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因为德国的学历比匈牙利学历更有价值，相对世界或中国顶尖大学的考核过程相对简单，并且对欧盟居民免费。在自我表达的叙事中，家长们希望通过获得匈牙利公共教育的宽松节奏让孩子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他们的个人能力，为孩子们的未来开辟一条道路。
我们采访的移民明确表示，他们决定搬到匈牙利，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需要幸福、自主和创造力。当前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协作培养”标准，许多父母为了能让孩子去补课, 背负上了经济压力，孩子们也在失去他们的童年。过高的期望下要求孩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八国语言流利表达，这是大部分家长心理上和经济上所负担不起的，导致他们难以通过合适的育儿路径来维持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快乐教育的理念给予了他们另一种观点，强调对孩子内心的关注，培养他们成为全面、有创造力和自主的人。因此，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引，这些移民认为中国的社会和教育竞争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毫无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移民等一系列举措远离国内的竞争，让孩子们从“刻板”的教育中解脱出来。
但为什么选择了匈牙利作为目的地呢？一方面，位于全球权力中心边缘的匈牙利，其首都布达佩斯甚至被戏称为“村庄”，提供了较慢的生活节奏，和逃避竞争压力的避难所。另一方面，基于匈牙利移民方案在欧盟56国中是第二廉价和最不复杂的，移民方案的快速性、可负担性和便捷性吸引了这些移民。尽管在全球话语中处于边缘地位，布达佩斯被宣传为一个物超所值的目的地，提供“打了折扣的欧洲生活方式”，在宣传中强调方案是能被大部分人负担得起的，但又不失是一种“欧洲的生活方式”。
研究者认为对于目的地重要性的评估是形成移民身份的重要基础。研究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他们在起初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即便这里与欧洲其他地区存在差距，但这里的生活质量，较为简单的生活方式，居民较高的素质，悠久的音乐和艺术沉淀，都是他们所向往的“欧洲生活方式”的表现。这些移民既不同于向“英语国家”移民的富人，也不同于国内的富人，和早年间移民到匈牙利经商的人群也有所区别，他们更多基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来到匈牙利追求他们平静的生活。与此同时，即使来到匈牙利的移民因为自身的种族关系彼此亲近，内部也存在着基于素质和财富积累而导致的阶层划分，新来的移民相比老移民，他们有着更好地教育背景，认为自身是中产阶层的代表，处于前往“英语国家”的第一梯队移民和早年来到匈牙利较为贫穷的老移民之间。

匈牙利特别国债移民项目广告（来自文献）
在移民的想象中，匈牙利被视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人们可以平等、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由于自己的物质财富决定地位。在移民的后物质主义的表达中，他们对国内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送礼之风”表达了批判，以及学校中将未来职业、社会地位与学习努力程度挂钩的思想，都对孩子价值观的塑造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匈牙利被认为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健康的价值观，受访家长认为以什么为生是个人选择，孩子应该做她喜欢的事，快乐地生活，在匈牙利无论从事工作，完成工作后，每个人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
这种后物质主义在育儿观的表达上，新移民通常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即便这些学校并不具备教育非匈牙利母语移民的条件。他们并不像早期移民和本地中产阶级一样送去私立的英语国际学校，以此作为获得英语国家的大学学位、工作机会和背后的发达国家公民身份。但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更能满足新移民所期待的以儿童为中心，不只是知识灌输而是更多关注创造力的思想，公立学校以内容为导向、纪律严明的教学更像这些移民口口声声说要避而远之的“中国式教育”，他们更有钱也能负担的起私立学校。一个悖论出现了，为什么他们对匈牙利公共教育如此向往呢？
身为父母，这些新移民不介意公立教育的粗糙环境，而是更多看到了学校教师对于孩子平等的关注。新移民更多关心孩子的幸福，并没有将儿子的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来传达自己当前的地位和确保他未来的社会流动性，而是完全消除了对阶级和威望的担忧，并强调了向儿子灌输一种价值观，即“心地善良，平等待人”。

纠结中父母们的进退两难
移民父母并没有为他们认为的“幸福教育”做好充分准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匈牙利的公立教育体系并没有提供父母想象中的“幸福教育”。伴随着匈牙利政治的右倾，反对移民一直作为官方言论的核心内容，尽管在现实中，它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移民政策，但缺乏面向移民的服务。反映在教育上，匈牙利教育长期关注传统的知识传授过程而不是更有创造力的课程，也没有设计针对母语为非匈牙利语的移民的相关课程，这使得通常情况下儿童需要一到两年的学习时间来学习语言，移民儿童的受教育的情况也完全取决于私人机构和教师的自主性。
当地教师和儿童对中国学生的负面刻板印象发生了更积极的转变，老师将他们看作是勤奋刻苦的学生，匈牙利同龄人觉得他们很酷，着迷于他们的电子设备和时尚服装，这其中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罗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的儿童，他们所在的学校对中国群体更加包容。当然也正是这些群体在公立学校的比例过高，这些学校在当地父母中的声誉很差，并不吻合中国中产阶层父母想象的“幸福教育”标准。在此过程中，本地的种族主义表达使得中国的父母们开始忧虑，这些罗姆儿童所在的学校是充满盗窃现象的，这种校园环境不利于儿童的成长。
以上对于学校情况的焦虑也表明，父母们始终还是被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困扰。他们对于学校排名依然十分关注，寻求在布达佩斯国际双语学校附近购买“学区房”，或者寻找有助于孩子进入好学校的人脉（笔者认为确实很有中国特色）。然而，这些学校通常对中国学生的数量有着暗地里的限制，对新申请者的欢迎程度也较低。以上表明，尽管很多人再三强调自己如何减轻孩子的压力，对学校课程是否充足的质疑，使得很多人很诚实地为孩子报名了越来越多的课外课程，有些人甚至开始通过微信组织课外英语和数学课。竞争的焦虑导致母亲们参与一种形式的“教师征集”活动：如果有人找到了好的钢琴、英语、德语、网球或任何科目的老师或教练，同龄人的母亲会很快把孩子送到同一位老师那里，担心这些“别人家的孩子”会比自己的孩子更出彩。中国家长越来越不确定他们所认为的匈牙利“快乐教育”的有益性质，并试图通过补课重燃竞争，从而减轻他们的疑虑。
结 论
移民到布达佩斯是一种自我意识规模的缩减，他们放弃了中国现代性和物质性的规范和价值观，当前的前景影响了移民决策的时间性，他们选择退出中国的育儿竞赛，并不是为了海外教育的潜在回报，而是为了一个目前看来最适合他们孩子的环境。然而，那些希望为学龄儿童提供他们认为的欧洲式“快乐教育”的中国家长面临的现实是，教育系统在应对移民学生方面准备不足，与他们对快乐教育环境的想法不符，所提供的学习量也远远不够。因此，家长们试图逃避的在教育竞争中失利的焦虑开始重新浮出水面。他们排斥国内素质教育的表达，但自身又愈发表现因为关注孩子的素质感到焦虑。
快乐、自主和创造性的理想童年与重燃的竞争之间是矛盾共存的。身为移民的父母们不断聚焦竞争，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和中国的同龄人似乎没什么区别，但起初避免这些是他们所希望的。这种矛盾说明了作为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家长的焦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离开中国也不可避免。更广泛地说，中产阶级移民的育儿斗争反映出中产基层陷入了国内市场经济和集权体制的夹心当中。他们“用脚投票”，反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希望培养快乐但有竞争力的孩子，他们希望远离家长式治理下的中国，却又一头栽进日益右倾专制的匈牙利。
本研究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移民动态，为了更好的生活的移民。就中国而言，随着新中产阶层不再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提升，他们将对于现有发展形态和经济形式的失望投射到他们想象中更淳朴、更不商品化的欧洲上，以实现远离国家发展背景下的个人成长。然而，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取决于中国继续追求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这种紧张关系与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中国移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相比更为复杂，部分研究表明，更多地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让年轻、富裕的中国人推动新一波的中产阶层移民潮。
【引 用】
Beck, F., & Nyíri, P. (2022). “It’s All for the Child”: The Discontents of Middle-class Chinese Parenting and Migration to Europe. The China Quarterly, 251, 913-934.
【文：东十九贝尔】
【编：东九陈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