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去世 悼念传唤爱与希望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1993 年，几乎每一个有电视机的中国家庭，每晚都在等待这几行字的出现！
这几行字之后，是著名歌手刘欢的歌声将响起，《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会出现。
《北京人在纽》这部电视剧可谓风靡一时，不仅获得当年的五个一工程奖，也几乎包揽了次年的飞天奖、金鹰奖的重要奖项，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从片头的这几句话开始。
20 多年后，《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原作者曹桂林出版了《纽约人在北京》， 更新了他的“美国观”：
“纽约呀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曾把你比作天堂。为你孤注一掷，为你得意狂妄。为你忘了自我，为你内外皆伤。如今两鬓斑白独自叹：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
2017年8 月 27 日晚，曹桂林曾经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导演郑晓龙、主演王姬举行座谈，透露他的新作《纽约人在北京》也将由郑晓龙改编为电视剧。
《纽约人在北京》写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的生存群像 已经入了美国籍的曹桂林前段时间去大使馆办护照加页，门口堵得人山人海，他觉得比他1980 年办签证时人更多。
“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区有别墅，每年春秋两季回来度假，除了同学与发小，邻居们是他读懂中国的最新材料：他们热衷于送孩子去美国上学，打听移民问题，并抱怨中国的环境与食物。
“我跟他们说，美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其实留在国内对你们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可土豪们就是不相信我。”曹桂林说。

曹桂林
在一个敲击键盘或打开手机就可以得到资讯的时代，曹桂林发现自己还得不断跟中国人解释美国。20 多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为了给那些抱有“美国遍地黄金”观念的人们看看新移民的真实处境，而现在的《纽约人在北京》，以这 20 年的观察，展现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生存的群像。
因为娶了加州大学声乐系主任，曹桂林近些年一直生活在大学城，交往的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负笈求学，而后留美任教的华人知识精英。但令他感慨的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尽管享有高薪，但在美国的高赋税政策下，教授们的生活相当拮据，“一个月下一两次馆子是要咬着牙的。”
曹桂林反感于“放弃了海外高薪优待毅然回国”的说法：回去的人各有原因，但更多人是想回而不得，“就算把美国的房子卖了，四五十万美元，在北京上海能买到什么样的房？”
在曹桂林结交的圈子里，他觉得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心里总是缺那么一块”。教授们凑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是国内热播的连续剧，聚会的时候非让唱歌剧的曹桂林太太唱《十五的月亮》。但每次他跟中国邻居苦口婆心“美国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不是被批评“带有情绪”，就是被指责“站着说话不腰疼”,《纽约人在北京》有他立此存照的意思：“我都快七十了，犯得着骗他们吗？不就白纸黑字留点证据，等以后的人看到，说还是他说得对，是咱们没听进去。”
心里被撞个窟窿只能写作来填 但光和邻居们打打嘴仗，并不能够刺激一个年近七旬的人写一部长篇。《纽约人在北京》的直接成因，是曹桂林的一位当历史教授的朋友在驾车去机场时与妻子双双车祸殒命。曹桂林觉得心里被撞出了一个窟窿，只能通过写作来填。不仅是因为这位朋友把生命中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他，津津乐道于买了红眼航班省了 100 块钱，更因为，这位朋友买机票是为了补度蜜月，而他的太太正是曹桂林介绍的。

再追溯回去，教授的太太原本是曹桂林另一个朋友的小三，朋友后来怕麻烦，托曹桂林将她带去美国，因为出国办的是旅游签证，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与她假结婚。“如果我不牵这个线，是不是就没这两条人命？”曹桂林自责。
曹桂林至今为那个女孩遗憾。女孩漂亮、乖顺，弹一手好钢琴，即便是当了世人所不齿的小三，他也评价“品性好”，他觉得她的问题是“被时代大潮弄得价值观变了”。所以他不喜欢《北京遇上西雅图》，这类赴美待产案例他见过许多，但他觉得不能写成喜剧：“这么写太不严肃，这事说起来其实挺惨的，结果最多写点什么女人之间勾心斗角，完全不是这点事。”
很多中国人的美国叙事，曹桂林都觉得太过轻率，比如《中国合伙人》，“你相信了合伙人的故事你就傻了。合伙人发不了，只有包装他们的华尔街的中间人才会发。”曹桂林经历过五个美国总统，自认为被美国的财政政策所伤害，坚持克林顿执政时期最好，因为“只有克林顿才真正想把经济搞起来，只有那时候投资房地产才赚钱”。
1980 年代的新移民面对生活的压力，到美国后不久往往不是离婚就是分手。“现在的阔学生没法理解，他们觉得你们对待婚姻怎么这么轻率，一点也不轻率，全是压在心底的。初恋或初婚对人还是挺重要的，（分手）总会在你心上划上那么一道，有时难免还要怀旧下。但这种怀旧放到现实生活中，马上就没了，你必须鼓起全部的力量去面对那么残酷的现实。”曹桂林说。
过了耳顺之年，相比这类说给外人听听的故事，曹桂林越发感慨人生的不确定。新作里“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的慨叹，就有为此事所发的原因。他越来越感到人如沙砾，被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浪头推来搡去，有人终于被推上了岸，有人莫名不知去向。

第一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销量超过 100 万册。导演郑晓龙回忆，“当时中美两国在物质上确实差距巨大。加上出国的人传回来的情况从来报喜不报忧，回来也是衣锦还乡，造成那时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定要出国。而这部小说写出了这其中的问题，不仅是在国外吃苦，还有文化冲突之下的状况。”
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拥有很多个“第一”：
国内第一部全程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姜文的第一部电视作品、刘欢的第一次作曲。此前刘欢一度被央视封杀，却因该片主题歌又见诸央视。
郑晓龙在座谈会上透露，当时拍摄预算是 130 万美元，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工资，这笔钱勉强用于应付整个剧组的所有开销，过得非常拮据。在美国拍摄，本可以提出拍摄申请，获批后会有专人帮忙清场、维持秩序，“虽然申请是免费的，但我们也没有申请，因为有人帮忙就要给小费，小费对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纽约》中用了很多航拍镜头，是在一日内完成的，郑晓龙回忆，那天他在飞机上待了 11 个小时，到最后已经站不起来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用了很多违法手段，比如演员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联系飞机迅速下降拍摄，在空中管制发现之前开溜。有一场戏，飞机低到螺旋桨的风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来继续拍。“就这，后来还发现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后是找了个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们有钱，就可以申请航线，但我们没有这个钱，就只能偷拍。”
当时剧组，有美国驾照的只有郑晓龙一人，其余的人都是持中国驾照在美国开车，“美国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国驾照，一下就懵了，他都没法给你开罚单。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被法院传唤，光是违章停车、无证驾驶，就要罚 6000 美元。”
但相对经济上的困扰，作为团长，郑晓龙更担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压之下，因为随时都可能出事儿，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来。尤其是有些文艺团体，连团长、副团长全都带头跑干净了，押了护照也跑，我特担心哪天剧组人都跑没了。”


《东方早报》曾经采访曹桂林：“你并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体现文化冲突的小说？”
曹桂林回答：
“我对写作既没计划，也没定位，也没训练过，平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一般来说写东西就是不吐不快，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业余爱好者。 ”
?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所以我一般写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开始《北京人在纽约》是我把自己在美国 10 年的生活总结了一下。后来写《绿卡》，是因为这事撞得我挺难受的，一个女孩为了拿绿卡遇上那么多波折，就写出来了，但因为之前《北京人在纽约》火了，出版社加了一个“北京姑娘在纽约”的副标。因为拍《北京人在纽约》，和主创也成了好朋友。那时候王姬还在美国，见到特别多偷渡移民，她想让我写个书，她来演女蛇头。那我说好吧，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老挝、缅甸、泰国待了半年找材料，还去福建长乐待了半年，写了一个《偷渡客》。”
“2001 年，姜文又让我写个《王起明回北京》，我还说现在谁知道王起明啊，写了有啥意思啊，他说有，他就觉得这人有意思，我就写了一个，但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没什么撞着我的，就编点故事，自己也觉得不负责任。 但《纽约人在北京》是延续《北京人在纽约》的，我在美国待了 30 年，《北京人在纽约》写了前 10 年，后 20 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是怎么回事，尤其在美国的华人精英们的生活、精神状态，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写到，那我就想我来写吧。 ”
《东方早报》问：“写《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吗？”
曹桂林答：
“有，我想跟我女儿搞好关系，让她看完这书之后知道爸爸还惦记她，想着她，甭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是没有成功，只在逢年过节有个卡片问候。经济上她很有钱不用我帮，我也用不着她帮，没有来往，感情上没有交流。后来听别人说现在是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没见过。 她 12 岁来了美国，我觉得孩子这么小就送到美国，她就不是你的了。”
“中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你崇拜我我爱你，但她太小来到西方，就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要独立，要做她自己。她 19 岁后我们就没见过面，说我不会麻烦你，你也不要麻烦我，听这话我多伤心。还是用英文说的。她刚来的时候特意让她学英文，融入美国的白人圈子，结果在家里都叽里呱啦英文满口，我说家里要说中国话，她也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结果。对于父母抚养之恩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觉得既然把她生出来，不抚养还把她杀掉吗？当然不行，美国法律规定你有抚养义务的。所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用一个家庭来体现文化冲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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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问：“《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就是对纽约的天堂与地狱的比喻，为什么新书反观当年，感慨的是空忙与荒唐？”
曹桂林答：
”我到美国第一年就成立了公司当了老板，当年就买了房，第二年我的会计师跟我说，你赶紧再去买一套房吧，不然你要缴的税太多了。 美国的税太可怕了。你在美国生活，你就进入了这套游戏规则。一个大学教授年薪 10万美元，在美国也算中上层，但扣完税到手，你能见到的只有 6 万多。这笔钱一半要还房贷，在美国买房子没有一次付清的，因为那样要交重税，人们故意要买大的、贵的房子，就是为了刨掉税，免得国家把你的钱收走养军舰去。”
“然后孩子的教育、养车、电话，乃至除草、处理垃圾，每天早上开信箱就出现一大堆账单要填支票。我在美国和学者圈打交道，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作为新移民不管读到什么位置，做出什么成就，都是亏的，因为你赚的钱全部还给美国大地，就算你死了要把钱传给儿子，都要交 50%遗产税。在美国当教授一个月能下一两趟餐馆是要咬着牙的，我还认识从没有去过美发店的系主任。
《东方早报》问：“感觉你这两本书都有要破除美国迷思的感觉。”
曹桂林答：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三十年来我在中国美国之间穿来穿去，但我发现不是我写两本书，就能当沟通桥梁的，通不了。美国当然有很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金融制度，不管你多能干、多努力，走到了多高的位置，你照样掰不开、拧不动。”
“所以我一直劝我们邻居，没事在中国偷着乐吧，不要想着移民了，不会比你现在的生活好。我们邻居的孩子都找我给办过去，办过去的没一个成样的，年纪小的去了就美国样了，就不是你儿子了，他的思维、习惯看不上你这个中国老爹了。晚点去的也没读书的，有钱，一天到晚晃来晃去，?最后成了混混回来了。而且我说了，就算你学到顶了，成了教授了，也就那样。”
“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已经过得很不赖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比美国人强，当然我说的不是摆摊炸油饼的那些人。当然炸油饼的不抱怨，抱怨的反而是过得不赖的这群人。一会说中国有雾，夏威夷老有雾，洛杉矶到了冬天车都看不见。一会又说吃的有毒，但美国的茄子都长一样大，芹菜跟擀面杖似的，土豆跟足球似的，是不是转基因我不懂，但说是自然生长的，打死我都不信。他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比中国好得多的社会，但那也不是美国。”
最后，曹桂林得出的结论是：“你要的好生活绝不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