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让位的历史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顾炎武：“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俗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

《红尘品水浒》系列第180篇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对于祝家庄一定不陌生，这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武装势力，但其实力却绝对不可小觑，宋江率领的梁山大军足足打了三次——最后还是靠着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所率领的“登州派”做内应，里应外合才击败了对方，远比当朝太尉高俅和枢密使童贯所率领的朝廷精锐禁军难对付得多。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势力曾头市，其强大比起祝家庄也是不遑多让，就连梁山的第二任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都战死于此，为了对付那里的豪杰教师史文恭，宋江还不惜大费周章请来了“棍棒天下无敌”的大名府英雄玉麒麟卢俊义这才成功。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祝家庄也好，曾头市也好，并非是朝廷官方势力，自然没有剿匪安民的职责，甚至严格来说，他们也是处于江湖之中，各自的顶梁柱也都是从江湖中聘请来的知名豪杰（栾廷玉和史文恭），按道理和梁山并没有利益冲突，为何非得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还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有人可能认为是意气之争，这也是江湖之中发生冲突的常见原因，但这两个势力的掌控者祝朝奉和曾长者年纪都不小了，经历够多，阅历也颇深，应该不会像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那般热血，做事也不会那么冲动。

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利益——这初听有道理，但是往深处思索就又不对劲了，要知道这两个势力并不在济州府内，距离梁山颇有点距离，他们和梁山打赢了没有多少好处，最多能从朝廷那里讨来有限的封赏；但是打输了的话，那可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了，所以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
但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话就会明白，以祝家庄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势力，他们背后其实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宗族文化，维系的纽带是彼此的血缘关系；而水泊梁山为代表的山寨势力，他们背后其实是游民的江湖文化，维系的纽带则是异性兄弟的哥们儿义气。
而这两种文化之间，才是真正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死敌，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比代表官方的庙堂文化和江湖文化之间的仇恨更深。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阐明其中细节。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文化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宗族文化，它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伦理，如果说庙堂文化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体现的话，那么宗族文化就是其在地方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儒家文化的核心教义之一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所以在庙堂之上就构建了一座以高高在上的天子为首，下面依次是品级爵位森严的文武百官的庞大统治体系，不管如何的改朝换代，这一套基础框架都绝不会改变，最多不过是把每个位置上的“牌”重新洗一遍而已。
而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一个幅员十分辽阔的国家，尤其在四方广大的乡村地方上，更是颇有些“山高皇帝远”的意味，所以天子之威往往辐射到这里已经被无限减弱了，许多偏僻的地方甚至对于谁是皇帝都并不十分关心，哪怕改朝换代对他们影响也是十分有限——无非就是换一个纳税的主人罢了，反正他们大部分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在这苍茫的大地上一代代的艰难的生存和繁衍着，换谁当皇帝都差不多。
所以庙堂文化对于这些地方的影响就不是很深了，可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地方上也必须要有一套符合他们的规则制度才行，否则那就乱了套了，谁都无法安稳的生活。
正是由于这种需求，宗族文化应时而生，并且在全国无数的乡村中存在了几千年——单论生命力之强犹在封建国家的庙堂文化之上，哪怕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国轰然倒塌之后，这种制度仍然顽强的存活了许多年，甚至你用心去找的话，现在也许还能在不少地方寻到并不算浅的痕迹。

这套宗族规则其实说复杂很复杂，有多个版本的《乡约》予以阐述；但是说简单也很简单，只要把三纲之中的头一条去掉就行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两条仍被完美的继承了下来，而且是一切乡约的最高纲领和指导思想。
然后在这两条规则之下，又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的辅助手段以作强化，比如祠堂，族规，族田，牌坊等等，以家庭为单位，血缘为纽带，一个极具粘性几乎密不透风的组织就形成了。
比如祝家庄。
这里最高的掌权者是族长祝朝奉，然后是他的三个儿子祝龙，祝虎和祝彪，以及若干具备或是辈分或是资历或是功名等条件的人共同构成管理阶层，下面再一层层的发展下去，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家族武装势力，由于彼此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因此忠诚度相当之高，又是保卫家园，其战斗力和士气远比朝廷的官兵更强，足以和梁山军马抗衡。
以兄弟义气为纽带的江湖文化
说完宗族文化，咱们再来看看江湖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游民。
这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游民”和我们习惯所说的“农民”的区别，农民的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一片土地，然后在上面世代繁衍，并开枝散叶，形成我们上面所说的宗族。
而游民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恒产，也不属于主流社会的“士农工商”中的任何一个阶层，就像是江水湖水一样的随波逐流，四处漂泊，所以往往也被称为是江湖人。

我们来仔细看看梁山的话就会发现，这里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游民，而且来自于三教九流，五湖四海。
比如说大寨主及时雨宋江，他本是郓城县的押司，属于“吏”这个阶层，然后因为杀了小妾阎婆惜而逃走江湖，但最后又被捕获，几经辗转之后差点被江州斩首，所以被迫上了梁山。
再比如小旋风柴进，他本是有着“陈桥让位”之功的大周皇族之后，按道理已经可以归为“皇亲国戚”这个很高的统治阶层了，只不过当时朝政崩坏，新兴起来的权贵太尉高俅的外甥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隔了这么远的关系，不过是奴才的奴才的奴才，但照样敢对他进行迫害，柴进被搞得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因此也不得不上梁山。

至于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为代表的更多江湖草根阶层，他们天生就充满了不安定性和反社会性，就算是在盛世都很难做良民，更何况遇上乱世呢？所以理所当然的就进入了江湖，最后也上了梁山。
就这样梁山逐渐发展到了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数万军马，这么大的组织没有规矩自然是不行的，以宋江为首的高层就模仿朝廷制度形成了一套上下**关系，然后又模仿宗族血脉而建立了一套结拜兄弟义气——“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高低贵贱，皆以兄弟相称，讲义气者万众称赞，不讲义气者千人唾骂，背叛兄弟者更是要被组织严厉的惩罚。
宗族文化和江湖文化的冲突——稳定和流浪，血缘和义气
某种程度来说，宗族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更好的传宗接代，享受天伦之乐，然后世世代代的在祖宗留下的家园上生活，所以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就是所有族人都要守规矩，努力为祖上增光添彩，光大门楣。
但是反过来，他们最恨的就是那些不安分的守着自己土地和老婆孩子的那些人，若是为了经商或者求学也就罢了，那种纯粹游手好闲之徒（水浒中的闲汉）会被所有同族鄙夷，甚至还会受到家法以及族规的惩罚。
著名的描写乡村生活的巨著《白鹿原》中就曾经记载过，族长白嘉轩对白鹿村里几个不务正业的赌徒当众用干枣刺刷子抽打，然后再把双手深入滚水锅里以作警示，而两个抽大烟的惩罚则更重，先狠狠羞辱一顿，再逼着吞屎以保证他们牢记教训。



而对此侮辱和惩罚，所有族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拍手叫好，就连被惩罚者也都只能自认晦气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族规所鄙夷的，正是游民之中最平常的生活习惯，熟悉《水浒传》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所崇拜的江湖好汉们，平日里最喜欢的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聚众赌钱，可以说，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
除此以外，这两者的对立面还在于生活方式上——宗族要求的是谨守故土，而游民则是四海为家，宗族对于本族之中游手好闲的分子都是极为厌恶甚至会驱逐，更何况其余毫无血缘的异乡人呢？这里面除了极少数谨守本分又有一技之长的人会慢慢被吸收进来以外（比如栾廷玉和史文恭之流），其余的基本都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排斥甚至是驱逐，因为他们会破坏当地宗族的统一性和封闭性，也会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甚至是混乱，比如《白鹿原》里面的田小娥就始终不被白鹿村接纳。

对于一个宗族的族人来说，最大的惩罚往往不是肉体上的惩罚诸如抽打捆绑甚至上述的那些残酷的私刑，而是精神上的折磨比如逐出族群，死了也不许在族内下葬，前者虽然严厉，但往往代表家族高层还对你抱有希望，想让你改过重新，如果有外人欺凌家族还会对你进行庇护，而后者就等于整个族群都已经放弃了你，连你死后的灵魂都不再接纳，这在那个以家族认同为最高信仰的年代无疑是如五雷轰顶般天大的惩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中许多人一开始并不想上梁山——比如杨志宋江朱仝史进等人，他们的托辞一般都是不愿污了祖宗，这背后的含义就是不想脱离自己的宗族，而只有实在走投无路，就连宗族也都不再接受他们之后，他们才只能被迫上了梁山。
总的来说，这两者本身就是互相排斥的，你只能选择一派，然后便又成为另一派的死敌。
红尘说
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和祝家庄以及曾头市这样的地方宗族势力，双方如此仇视对方，在本身相隔甚远甚至没有多少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仍要相互挑衅和厮杀，最后打得天昏地暗，并且以一方全灭方才告终。



当然了，《水浒传》只是小说而已，但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比如闯王李自成兵败北京之后，有一种说法就是死于地方武装，还有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英王陈玉成也是一样，还有近代许多地方上的豪族都会花费巨大的财力人力修筑高墙大院，主要防范的也是江湖之中的盗匪之患。
毕竟两种不同相互对立的理念，所衍生出来的实体自然也是相互敌视的，宗教之争如是，文化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