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棋艺的精深博大

围棋起源于春秋时期，在当时被称作弈。当时，围棋已经成为一种游戏在社会上盛行，并在文献中出现了围棋的相关记载。古人谈论围棋最多的还是起源于战争及兵法。东汉桓谭的《新论》指出：“世有围棋之戏或言兵法之类也。”
中国古代的围棋运动是士大夫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并以一种民间活动的姿态继承与发展而来。中国围棋在其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也日趋丰富，并留下了大量的棋谱与著作。秦汉时期，围棋在士大夫阶层更是广为流行，并写有《围棋铭》、《围棋赋》等名篇。汉代的围棋一般采用石质的棋盘，纵横有十七条线。
我国古代的围棋运动曾经有过两次重要变革。一是在魏晋前后，随着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当时的文人雅士崇尚清谈，而将围棋运动称作“手谈”。当时的统治者也非常喜欢该项运动，并以棋设官，建立了棋品制度，对当时具有一定水平的棋手，授予了棋艺**，共分为九品。如今围棋“九段制”即源于此。
围棋活动发生的第二次变革则是在唐朝时期，由于帝王的喜爱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围棋活动在当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风靡全国。当时的围棋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军事价值，而成为一种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娱乐活动，并为男女老少所接受。

一、围棋在唐朝的发展盛况
首先唐时期围棋棋盘的规制由多样化而趋于统一。现代意义上的19道361子的棋盘的最早实物，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瓷棋盘。但这并不意味着围棋盘的规制在当时已经确定。因为据一些唐墓的实物和帛画的考古发现，唐代的棋盘有十五道的，也有十三和十七道的。这说明棋盘的规制在隋唐曾有一个多种规制并存的阶段。
但是由于19道棋盘较为科学，取势、取地比较均衡，而其它规制的棋盘间距过窄，先行的一方很容易保持对局的主动性，所以在围棋发展的过程中，19道棋盘逐渐被固定下来，而其它类型的棋盘渐遭淘汰。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说道，仙弈山有一石头做的棋枰，“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 晚唐诗人裴说《棋》诗有“十九条平路”句。大致可推断棋盘规制演变这个过程在中晚唐时已基本完成。
其次，唐代棋具的制作，品类繁多，技艺精湛，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古代的棋字是“其”字下面加个“石”，说明最初的棋子是用石子做的。
到了唐代，唐人齐已的《谢人惠十色花笺并棋》诗：“海蚌琢诚星落落”，是说棋子是贝壳类做的。《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蔡州汝南郡……土贡珉玉棋子”。在《云仙杂记》则记载：“开成中，贵家以紫檀心、瑞龙脑为棋子”。这些书中所记的都是较为名贵的围棋精品，在现代考古中都曾有出土过。而棋盘除发现的木质、石质、陶质和瓷质的外，还有用羚羊角、犀牛角、象牙、美玉制作或饰画的棋盘。《杜阳杂编》记有“楸玉局”，《云仙杂记》记载用“响玉为盘”，当均属玉制的。唐人在棋具上的踵事增华，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时人对围棋活动的爱好，反映了一种将游戏娱乐与追求美感两相结合的逸情雅致，使得这些围棋用具成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陶制围棋
另外,唐代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弈棋理论的著述。由于围棋的盛行和技艺的不断发展，唐代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对围棋作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关于围棋的专著很多，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棋书大多湮没不传。二十世纪在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本《棋经》残卷，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这一时期我国围棋的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书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棋经》手抄孤本。从《棋经》中可以看出，今日棋家所遵循的一些重大理论原则和战略战术在当时就已基本确立。《棋经》中提到的一些围棋术语如“劫”、“眼”、“征”、“断”、“活”等等，也为后代所沿用。这表明我国围棋水平在唐朝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此外，皮日休在《原弈》中对于围棋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分析，推翻了“尧造”围棋的神话传说，认为其起源于战国时期，颇有见地，这对于研究围棋的初期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代初年，徐铉总结了前代围棋发展的经验，撰成《围棋义例铨释》，详细记载了唐代围棋运子布局及战略战术等各种术语，是研究唐代围棋发展的一篇重要著作。
最后，唐代围棋的成熟还突出表现在棋待诏和棋博士的出现。唐玄宗开始设立翰林待诏，等同于以前的九品制。而棋待诏就是属于翰林院的一种官阶。棋待诏虽然官位不高，但由于是侍奉皇帝以备顾问的专门人才，故入选资格非常严格。
棋待诏是我国围棋史上最早的国家认可的专业棋手，代表了当时棋艺的最高水平。棋待诏的主要职责是陪皇帝下棋。遇有国际间的重大比赛，棋待诏还要代表国家参赛。如唐宣宗大中二年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日本王子的棋艺很高，比赛进行得非常精彩激烈。双方都全神贯注，绞尽脑汁，相持很久仍不分胜负。最后，顾师言使出了绝招，才勉强取胜。日本王子见败局已定，瞠目缩臂，推枰认输，感叹弗如。
作为棋待诏必须勤苦钻研，不断提高棋艺，才能无愧于“国手”的荣誉。其中最著名的棋待诏是玄宗朝的王积薪，棋理精熟，下法缜密，当时人传说他是受了仙界的青龙所吐的九部棋经的结果。其实他的高深造诣完全来自刻苦学习。王积薪善于从民间棋手中广泛吸收和借鉴棋艺，他每次出游必会携带围棋，挂于马车上，不论见到谁都要对弈一番。甚至在逃难途中，他还不忘琢磨棋理，虚心向房东请教。因此，他的棋艺高强，盛世无双，被称为唐时第一人。
王积薪还善于总结弈棋经验，著书立论，他经常同当时的名流和朝士交流棋艺。开元中，他曾同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的府邸金谷第“手谈”，留下了著名的《金谷九局图》一卷。韩偓在《安贫》一诗中曾对这九局棋的变幻莫测进行过描写。可惜的是该棋谱已于宋代亡轶，使得后人难以窥其真谛。
由于衡量棋待诏的唯一标准是棋艺水平，所以只要棋技精湛就可以充任，而不拘资格，甚至国籍。曾任职懿宗朝棋待诏的朴球就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人。他同唐朝的许多文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回国时，诗人张乔作诗为他送行，盛赞他的棋艺为“海东谁敌手？”感叹他“归去道应孤。”表达了依恋惜别之情。
待诏尽管官品低微，但却经常有接近帝王的机会，所以“棋待诏”也有向更高一级官员发展的可能。顺宗朝出现的王叔文就是由棋待诏一直升到了当时的宰相职位。由此也可看出唐朝皇帝对围棋钟爱程度之一斑。
除棋待识外，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中书省下的内文学馆内还设有宫教博士，专门负责教习宫人下棋及各种才艺。

二、在唐朝，围棋是一种朝野的流行文化
围棋是两人凭智力在“局”或“枰”上进行的博弈游戏。它的棋局看似简单，但变化繁复，充满哲理，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唐代，由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因而为围棋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围棋在唐代无论是朝野，还是僧俗，都有一大批拥趸，因此围棋在唐代是一种非常主流的文化形式。
唐代帝王对围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唐高祖李渊喜好下棋，在任太原留守时，经常与大臣裴寂通宵达旦的下围棋。受其影响，李世民也是精通棋理，经常与大臣下棋。甚至有一次，吏部尚书唐俭与其李世民对弈时“固与争道”，竟惹恼了皇帝，以致遭来一顿斥责。
但要论哪位皇帝对围棋最是喜爱，那唐玄宗是不能不提的。他对围棋的喜爱，在历代帝皇中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由于他对围棋的深深爱好，所以前无古人的设了“棋待诏”这一特殊的官职来陪他下棋。“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玄宗仓皇逃离京师，连许多王公大臣、后宫妃嫔都来不及通知，却不忘带上陪他下棋的待诏王积薪，可见他对围棋入迷之深。唐僖宗李儇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据《天中记》记载他曾日思夜想，在梦中还在钻研棋理，“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棋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可见僖宗在唐代帝皇中是有相当棋力的。
此外，尽有唐一代，诸如德宗，顺宗、宣宗等其他诸帝也是围棋活动的热心参与者与倡导者。上之所好下必效之。围棋有了皇帝这样的超级粉丝，其对整个国家的围棋活动都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围棋文化的迅速传播与繁荣。

除了皇家的喜爱与推广，在唐朝文人士大夫也是以精通棋道为乐。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不但诗作得好，而且还下得一手好棋。他经常边下棋边作诗，《云仙杂记》说其“率下四子成一首诗”，真可谓诗情棋趣兼具，很是潇洒。诗人杜甫也酷爱围棋。他的棋友很多，而且常以棋入诗，比如吊唁他的棋友、也是宰相的房琯而写的《别房太尉墓》，“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表现了他对棋类活动的深度了解。杜甫后来在寓居成都的草堂时，也常和妻子对弈，借以消磨难捱的时光。
文人对围棋的喜爱和称赞，可以说占据了唐朝整个历史。在封建社会里，文人士大夫们往往是以文化的代表者的面目而出现的，所以他们喜好围棋也影响着当时社会风尚的形成。这其中尤以和文人士大夫交往最频繁的出家人为最。
在唐代由于佛、道两教的兴盛，所以寺庙及道观是当时很重要的文化中心。它不但扮演着民间各类活动的场所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文人雅士经常游览及交流的重要场所。因此，佛教及道观也就逐渐成为了人们进行围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姚合的《寄王度居士》的“古寺觅僧棋”就描绘了围棋运动在寺庙的开展情况。同时，从唐代的诗歌来看，当时的围棋运动往往倾向于在林荫及竹林间进行，如黄滔的《题灵峰僧院》中提到的“松下残棋送客回”及白居易的《池上二绝》中的“局上竹阴清”等著名诗句可以印证。李商隐的《即目》中就描述了对弈者坐在松竹之间下棋，并以黑白色的棋子手谈，不时有习习的凉风。而到了冬日或阴冷的天气，唐代诗歌中也有很多描述了对弈者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对弈的情景，这不但规避了风雨，而且还能开阔对弈者的视野。例如皮日休在《李处士郊居》中提到的“园里水流浇竹响，窗中人静下棋声”，以及裴说的诗《棋》中的“窗下覆棋残局在，橘边沽酒半坛空”等。
除此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围棋也是唐代妇女很钟意的一项娱乐活动，尤其是在贵族妇女和宮中较为流行。 在唐代广为流传的王积薪学弈棋的故事，说的就是在入蜀途中，一人家火烛后婆媳二人口述弈棋的精彩过程。这个故事不但说明唐代已经出现了“口头对弈”的高超技艺，也无疑表明围棋活动在民间得到了大力发展。 唐王朝为了在宫廷妇女中普及围棋活动，特设宫教博士一职，负责教授宫人下棋。宫人们为了锻炼棋艺，也是验证自己之所学，经常会举行弈棋比赛。直到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还写有围棋宫词：“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生动地描述了一 群天真烂漫的女孩学围棋的情景。唐代诗人王建、张籍也作有歌咏宫中妇女围棋的诗。
事实上，贵族妇女们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为了打发寂寞与无聊的光阴，围棋这种对于场地、时间均无苛刻要求的游戏便成了她们最好的消遣。唐代的妇女在春游的时候常会有斗百草、放风筝、下围棋等活动，非常热闹有趣。这些贵族妇女眷游娱乐的情景，我们在唐代西州墓中出土的围棋仕女绢画组图中可以感受到。图中以围棋仕女为中心，两边有观棋的侍女和在林间嬉戏的儿童、少女。整幅画作充满着生活情趣。

唐代围棋文化的流行与空前繁荣，使得它在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及国家的交往中，成为一项表示友好的活动，是大唐的文化形象大使。朝鲜半岛古国很早就传入围棋，开元二十五年新罗国王逝世，唐朝派遣鸿胪少卿邢璹等人前往吊祭。唐玄宗听说新罗国人爱好围棋，故而又特地增派了一位围棋高手杨季鹰为副使同往。他们到达之后，同新罗的许多围棋爱好者赛棋，杨季鹰百战百胜，为此得到了不少贵重的奖品，载誉而归。
而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后，也受到日本人民的喜爱。日本的封建君主鉴于围棋的攻防战略、围棋道德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有相通之处，因而采取了鼓励围棋事业的政策。在派遣来华的大规模遣唐使团门下不乏棋类高手，他们虚心向唐朝优秀棋手们学习，并开展各种比赛，既提高了棋艺，又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公元702年，随第七次遣唐使团入唐的留学僧弁正，便是这样一位围棋高手。他曾陪唐玄宗对弈，颇得赏识。后来他在唐还俗，俗姓秦氏，并与唐朝女子结婚，生有二子，终老于唐土。奈良朝著名政治家吉备真备，曾于公元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留学。他刻苦勤奋，聪明异常，一夜就学会了围棋。这些留学人员把学到的技艺带回日本，使得日本的棋艺提高很快。而日本国手也经常会前来中国表演和切磋棋艺，这势必促进围棋技艺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由此可见，围棋活动在唐代得到空前的发展，业已成为唐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唐人的围棋生活
围棋是一门高雅精深的文化艺术，是一种能够锻炼人反应、智慧、情操与志趣的精神文化。随着唐代围棋文化的繁荣，它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广泛的影响。
首先是围棋与政治。 在唐代的政治活动中，围棋的作用是不可忽视。《旧唐书》 记载，隋末，李世民在太原想举义兵，又怕父亲李渊反对，就拿出私钱数百万，请人与李渊的宠臣、 喜好围棋的“(裴)寂博戏，渐以输之，”以此来拉拢裴寂，让他在与李渊博弈时，充当说客，最后终于打动了李渊，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这一段有名的史事就与围棋有关。
唐人杜光庭的传奇《虬髯客传》写虬髯客请善于望气的道士对李世民进行观察和判断时也借助于围棋。道士与刘文静边下棋边谈心，李世民应邀前来观战，道士见世民“精采惊人，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娓如”，便神容凄惨地推开棋局说：“这局全输了。”意思是说虬髯客再不可能在中原称雄了。日后，李渊父子果然得了天下，虬髯客只能去海外扶余国建了王业。唐朝近三百年的江山当然不可能仅凭盘围棋来定夺，但围棋具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全局观念，与兵法有相通之处。因此，有人认为围棋就是一种模型战争。自古以来，围棋受到人们的重视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围棋是培养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良好手段。李渊父子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这除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良好文化素养之外，或许也能从他们精通围棋这一点上看出点什么。
唐德宗时，王叔文因善棋而得以“出入东宫，娱侍太子。”从而取得太子的信任，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当顺宗即位后，发动了“永贞革新”运动，虽然遭至失败，而围棋也成为贯穿这场政治事件的一个细小因缘。另外，历史上也有因沉湎于弈棋，从而坐失良机的事。唐末朱全忠与杨行密争夺淮南，派遣庞师古为将，“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资治通鉴》)，一战即溃，身死名裂，朱全忠遂失去一统南方的大好时机。这真可谓是“一盘棋误天下”。
其次是围棋与情操。围棋具有锻炼智力、陶冶性情的教育作用。《南部新书》记载代宗朝一位大官僚李讷的故事说：“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急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棋具陈于前，讷睹，便欣然收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恚矣。”这表明下棋具有陶冶性情的作用。
由于棋理深奥，人们常将弈棋同天道、人事、哲理、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因而使其有别于一般的消遣游戏。 李泌七岁时咏围棋诗，就有“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的思考，可谓对围棋的理解有独到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处事都首重德行。练武的讲武德，从艺的有艺德。而下棋则要有棋德。这也是唐人颇为重视的一个方面。《芝田录》记载唐代的吕元膺为东都留守时，同一个读书人下棋，中途因公务繁忙，离开了一会，此人便乘机偷换了一处棋子。吕元膺从此与他绝交，认为此人“心迹可畏”，直至临终还念念不忘将此事告诫儿子要谨慎交友。古人常将立身做人的标准同围棋比附在一起，显然棋德也属于围棋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最后是围棋与文学。由于围棋有波谲云涌的特点，其与人生的风云起伏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在文人骚客不绝的题咏中，忘忧和隐逸成了人们赋予围棋最主要的两个意象。
围棋“忘忧”的功能已被唐人所公认。 在变幻莫测的人生旅途中，文人们对成败得失最为敏感，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和掌握命运时，一种渴望摆脱烦恼和苦闷的冲动，往往驱使他们寄心于楸枰之内，暂时得到物我泯然、万虑俱消的超脱。可是，一旦回归现实，发现还是一无所得，一切不过是徒然蹉跎了岁月光阴而已！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四十多岁被贬江州司马后学会的围棋，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彻底迷上了围棋。有诗为证“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官舍闲题》)、“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同刘十九宿》），这些诗都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官场失意的无奈，又反映了诗人闲适的晚年生活。
隐逸是唐代文人给予围棋的新观念，它在唐诗中往往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和风韵。司空图的残句“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博得千古喝彩。 苏东坡非常欣赏这联诗句，并且亲自前往作者隐居的山寺体味诗中的意境，他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荫满地，不见一人，唯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这和李中的“公退启枰书院静，日斜收子竹阴移。”抒发的是同一种感受。
司空图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唐末五代，他不愿混迹于嘈杂喧闹的社会，归隐于故乡中条山的王官谷别墅，过着“一局棋，一炉药”的隐士生活。围棋对他已渐而成为一种理念的象征，表面看来，好像有万事只是一局棋的潇洒。但在这闲适的表象之下所滚动的是一颗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赤胆忠心。这是当时文人隐士的普遍心态。而以棋为隐的行为，也越来越为后世人们所接纳，并成了隐逸的代名词。为此围棋还得了个“坐隐”的别名。
除了唐诗，唐代文人也常用文赋的形式来描写围棋。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推吴大江的《棋赋》，赋中用了大量的词藻铺陈围棋的变化多端、下棋者的殚精竭虑，将用兵的原则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加诸于围棋，使得围棋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反映出唐代围棋风行的社会背景。
总之,围棋在唐代文化诸意象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表现。围棋文化对唐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唐朝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给围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盛唐时期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围棋的进一步提升发展，为围棋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唐朝统治者的不断推崇，成为围棋在唐朝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原动力。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等具有代表性的帝王，对围棋的热爱更是近乎痴迷，这自然成为当时围棋发展的推动力量。从皇帝、王臣贵族到黎民百姓，乃至在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民都广泛参与其中。我们借此也可管窥唐朝社会在物质、文化等各方面的蕃昌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