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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明星朱雄南

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将军：

他，通过自愿当俘虏参加了红军队伍；作为红军一员，他拿笔杆子时间远远超过拿枪杆子；

他，在八路军、新四军都战斗过，与黄克诚、刘少奇、陈毅、邓子恢朝夕相处过；

他，在华东解放战场纵横驰骋，对于华野第2纵队成长壮大厥功甚伟；

他，在抗法援越战火中穿梭，对于越南人民军战时政治工作及和平时期政治建军出过大力！

他，就是被陈赓戏称为“邓大员外”的开国中将邓逸凡。
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又名邓国雄，曾化名邓惠民，1912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今小丰村）一个贫农家庭。

邓逸凡之父邓官叔，读书不多，务农为生，年轻时到过暹罗（泰国），见过世面，曾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农民抗租抗税。父亲的革命义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幼的邓逸凡。

1919年秋，邓逸凡进入私塾启蒙；五年之后，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相继入读本村尚友小学、水口区立高小。他深知穷人家孩子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7年9月，邓逸凡考入兴宁县立兴民中学，逐步接触进步思想熏陶。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称青年改造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次年春，中共兴宁县委转移到峭峰堡活动，秘密出版县委机关报《红旗》及其他宣传品，邓逸凡主动帮助印刷、分发，引起地方当局注意，下令通缉法办。不得已，他揣着大姐给的20个小毫洋，披着朦胧月色，开始背井离乡。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23年！之后，他辗转汕头、潮州一带，学做过竹籐箱，叫卖过麦芽糖，还在刻印铺当过学徒。一年下来，他仍然饥寒交迫。

1928年冬，抱着扛枪吃粮的念头，邓逸凡进入潮安靖卫团当兵。不到两个星期，他看到靖卫团专门欺压农民，遂转投粤军徐景堂部第5军独立团学兵连。由于个头较小，招兵人员不愿搭理。邓逸凡愤愤不平，操着一口客家话，与招兵人员理论起来。这时，学兵连连长邱少郊恰巧经过（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听见乡音备感亲切，适时发话：“把他留下吧！”就这样，邓逸凡投身粤军，在邱少郊手下当了二等兵。

◆邓逸凡

1929年5月，粤军徐景堂、陈济棠两部火并，徐部大败解体，邓逸凡所在连队投降了陈部，驻兵广东阳春，邓逸凡升任中士班长。不久，邓逸凡所在部队反陈事败，他拿着5块银元遣散费，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又过起流浪生活。

1930年春，邓逸凡又投粤军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警卫队当了一等兵。不久，他听说邱少郊已经升任副营长，就在第八路军第63师教导团（驻广州沙河）工作，就去找邱并当上了中士班长。

1930年3月，粤桂军阀大打出手，双方激战广西梧州。这时，邓逸凡升为代理排长，风闻即将开赴前线。他不愿横死军阀混战之中，就找到邱少郊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了也不明不白的，太没有意思了。”邱少郊告诉他：“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到临近江西的南雄、大庾一带布防，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了以后不要大打，主要是提防他们打过来。”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自己正愁找不到共产党，原来就在江西！

邓逸凡一行20多人在粤赣边界中站街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就被红军包围了。有人提议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被他坚决制止了，20多人一枪未开，全部缴械投降。一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是共青团员，早就想投奔党的怀抱了，能留下来参加红军吗？

在南雄附近，全体俘虏集中起来，听红4军军长朱德讲话。讲话最后，朱德不无幽默地宣布：愿留者，革命队伍欢迎；想走者，3块大洋饯行。这时，邓逸凡兴奋地高喊：“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了！”这一喊，他的那帮兄弟都留下来当了红军。这一刻，邓逸凡就快18周岁了，他终于告别了浑浑噩噩的扛枪吃粮生活，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

回顾这段跌宕人生，邓逸凡曾戏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二、“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
邓逸凡加入红军后，看见一些宣传员在墙上写大字标语，便主动跑上去帮忙。这时，一位红军干部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正忙着，不假思索就答：“就当宣传员。”

“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又问道。

得到肯定回答后，红军干部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手中。邓逸凡本来字就写得不错，于是乘兴挥毫写了几个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一位文书呢！”原来，这位红军干部是大队教导员，正在为大队部寻找一个笔杆子。可是，等大队部把报告打上去后，支队领导听说邓逸凡有文化，直接把他截调到支队工作。于是，邓逸凡便在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当上了文书。

1930年4月，红军攻占会昌之后，邓逸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调任支队党委秘书（党委干事），表明上级对他的信任与欣赏。作为党委秘书，他组织直接参与布置工作和总结工作的会议，并整理记录与起草决议，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那时，红军名将陈光（时任副支队长）文化水平不高，时常向他请教。

1931年3月，邓逸凡调任红4军第10师（原第1纵队改编）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同年9月，红10师成立政治部，他改任师政治部秘书。作为红10师政治部门笔杆子，他为总结、推广该师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做出了贡献。

1932年冬，邓逸凡又改任红10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常常直接奔赴作战一线。那时，国民党军正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红10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投入反“围剿”作战。这年12月，为加强支前工作，邓逸凡调任农民担架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由于战斗激烈，红军伤亡不少，抢救任务十分艰巨，而农民担架队员闻枪炮而惊，故邓逸凡总是亲率担架队员上前线，从火线上抢送伤员到简易包扎所，再组织人力把伤势严重的火速转送后方医院。虽然邓逸凡临危而上，有些体力不好的担架队员还是叫苦叫累，他就耐心细致地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终使担架队无一人逃亡，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对此，邓逸凡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红10师师长李赐凡评价很高：“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伤员如果不能及时后送，那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邓逸凡因为组织领导担架队火线救护伤员受表扬，也因没有在担架队实现全员参加红军挨批！

1933年6月，由于没有成功争取全部担架队员参加红军，邓逸凡谪任红1军团第2师参谋处文书，专门做军事统计工作，不但工作接触面变小，而且还被人监视。可是，他不以为意，积极主动完成本职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如规范军事机关的统计表格，建立统计报告制度，改进统计方法，确保统计准确性等。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红2师的统计工作更为繁杂、艰苦：掉队的、逃跑的、打伤的；丢失的东西、补充的东西、缴获的东西……都要一一统计报告。邓逸凡尽职尽责，从无一丝懈怠。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地区，整日与敌交兵。由于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邓逸凡除了自背行李物品、枪支弹药外，还携着红2师的全部统计资料。实在不堪重负之下，他便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结果，不仅没有获得上级批准，还视他为“动摇分子”，令特派员进行监视。他气愤之余，并不沮丧，咬牙坚持。谁也没有想到，过金沙江后某日，上级组织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的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监视者邓逸凡负重而行，精神十足！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邓逸凡随军转战。同年5月，他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调查统计科科长、巡视员。这时，他已经重新受到组织信任，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936年6月，红1军团西征宁夏，俘虏回族士兵1000多人，遂建立了5个回民连，邓逸凡临时调任回民连政治指导员，专门做争取回民工作，深受左权、聂荣臻好评。

1937年1月，邓逸凡重回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科长。
三、从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科长到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实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逸凡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他积极当好师首长参谋、助手，为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并积极巡视各部队，鼓舞军心士气。

1938年5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教导大队工作，担任教育处处长。教导大队开设政治、文化等课程，也开设刺杀、投弹、越障、篮球等室外课，是第115师培养班长、排长的熔炉。虽然没有教育经验，但他在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启发下，一边干一边学。除召集教育会议、制定教育计划、组织政治测验等行政工作外，他还亲自讲授政治课，介绍政治形势及党的政策。每当朱德、罗荣桓、左权到教导大队或附近单位视察，他都邀请他们给教导大队上课，借以提高学员军政水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读书、看报、抄笔记、写心得，思想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1939年2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第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这时，第344旅政委黄克诚恰巧拟在该旅开展3个月整军计划。为了推动完成整军工作计划，邓逸凡协助黄克诚组织召开了全旅宣教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教育计划，讨论教材编撰，改进旅机关报《战友报》内容，利用各种机会教育部队。在邓逸凡建议下，旅政治部还组织各团宣传队互相参观标语、漫画、街头诗及开展演讲比赛等情况。在邓逸凡组织协调下，第344旅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邓逸凡（右）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时，与参谋长赖传珠（中）、一师政委刘炎（左）在盐城合影。

1940年4月，第344旅受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邓逸凡时任第344旅教导营政委，他率领教导营追随黄克诚南下，途经河北省永年县辛寨村时历险。这次历险，《黄克诚自述》记载如下：

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被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

对于这次“打了个平手”的遭遇战，《邓逸凡传》所述与黄克诚自述一致：

邓逸凡和（教导）营长一边指挥教导营指战员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指挥部队继续战斗。

由于此时黄克诚身边部队不多，教导营实是此次遭遇战不败的保证！黄克诚能于辛寨全身而退，邓逸凡功不可没！

1940年7月，黄克诚部与新四军彭雪枫部会师，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邓逸凡升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高农斧）。8月，黄克诚部主力东移皖东北，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另兼纵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升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0月，为驰援陈毅、粟裕决胜黄桥，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南下，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江苏东台白驹镇。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少奇当家主持工作，邓子恢担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由于邓一直在安徽工作，政治部尚未建立起来，但相关工作千头万绪，时不我待。12月，华中总指挥部遂建立后方政治部，由邓逸凡担任主任。在他有力领导下，后方政治部适时开展了华中总指挥部所属部队团结友爱教育、互帮互学教育、杀敌立功教育，部队军心士气大涨。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邓逸凡升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军政委刘少奇的笔杆子，是军政治部两任主任邓子恢、饶漱石的得力助手。

邓逸凡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共5年之久，虽然没有前线将领野战摧敌之功，但是对于锤炼部队军魂实有不遗余力之劳。
四、“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
1946年1月，北移山东的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构，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部主任。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协助新任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或攻坚，或打援，取得出色战绩。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改称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韦国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邓逸凡仍任政治部主任，韦、邓等指挥部队迭创佳绩：

2月间，先奔袭白塔埠，活捉叛将郝鹏举；继转兵临沂西南，阻击敌军精锐第整编11师；再飞兵北上，攻歼敌军溃逃之师；

5月间，参加孟良崮战役，主要任务是在青驼寺设防，阻击敌军第48、第83师及第7军，不让他们北援第74师。《邓逸凡传》记载，“邓逸凡和纵队其他首长指挥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激战两昼夜，使援军毫无进展。”第74师最终灰飞烟灭，韦、邓指挥的第2纵队出力甚多。

1947年10月，第2纵队（时在东线兵团编成内，留置山东坚持内线作战）在安邱进行了20天休整。其间，邓逸凡组织部队开展“评指挥、评动作、评伤亡、评思想、评纪律”的群众性战评活动，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并组织开展群众性大练兵。在开展练兵活动中，各师将连以上干部分批集中，由师参谋长任连长、政治部主任任指导员、团的干部任排长、营的干部任班长、连长当战斗员，先讲授理论后实际演练，以战教战。参加集训的团、营、连干部，用同样的方法对排、班干部及全体战士进行训练。这次大休整，为纵队尔后成长为山东战场的雄师劲旅，在思想上、战术上、技术上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1月，第2纵队移驻山东诸城以南地区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邓逸凡协助韦国清，针对部队特点，通过控诉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检查官兵阶级出身、工作表现、战斗意志，促使指战员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明显改善，战斗意志极大增强。

1948年2月，为进一步分散敌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地区，会同第11、第12纵队，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担任兵团司令员（仍兼第2纵队司令员），担负华中战场作战。在半年多南下作战中，由于韦国清指挥兵团全局，邓逸凡等更多地负起第2纵队指挥作战事宜，较好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敌任务。

1948年11月，韦国清、邓逸凡等指挥第2纵队投入淮海战役：先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保证全歼黄百韬兵团；再沿津浦铁路南下，追歼敌军第6兵团直至淝河边；又挥兵北上直抵永城，参加包围杜聿明集团。对此，《邓逸凡传》记载：从11月6日战役发起到12月5日，行程约600余公里，有时一昼夜行军100多公里。由于战场形势变幻多端，指战员有时担任进攻追击任务，有时又担任坚守防御的任务，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邓逸凡带领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到一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指战员在艰苦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了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旺盛的士气。

◆1949年5月，邓逸凡任三野21军政治部主任时，出任温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与21军政委康志强主任及龙跃、李培南副主任等合影。

为不使北平傅作义集团决心南撤，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暂以政治瓦解为主。于是，邓逸凡组织了纵队政治攻势指挥部，负责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12月25日，天降大雪，整个战场银妆素裹，被围敌军缺柴少米、饥寒交迫，邓逸凡抓住机会，组织部队向敌军散发毛泽东主笔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根据掌握的情况，给纵队当面之敌营以上军官每人送去一封劝降信。在对阵日记中，敌军团长李振龙心惊胆战：“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这样单刀直入的做法，的确令人害怕。”20天内，当面之敌投诚人数竟达1000多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命令，第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邓逸凡担任军政治部主任。4月20日，他和其他军领导一起，指挥部队飞渡长江；5月间，他们又挥师解放浙东、浙南地区，红旗插上杭州城。

1949年9月，邓逸凡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驻南京）政委，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来到南京。他们还打算，把两个在上海寄读的女儿接到身边，一家人好好品味新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新的任务等待着邓逸凡。
五、“逸凡兄，你援外最坚决，就叫你‘邓大员外’吧！”
1950年夏，根据越南方面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援越抗法，特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由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部组成顾问团团部，韦国清担任顾问团团长，邓逸凡担任副团长。当年8月，他们一行抵达越南广渊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驻地，韦国清宣布了组织分工：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后勤3个顾问组，邓逸凡担任政治顾问组组长。一个月后，为打通中越边界交通，人民军发起边界战役。为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邓逸凡率领中方政治顾问组成员，与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共同研究了此次战役的政治工作部署，帮助总政治局起草了战役动员令，阐明战役的作战目的、重大意义，号召参战官兵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夺取全胜。经过边界战役的政治工作实践，人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锤炼提高，这对人民军政治工作建设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11月，为帮助人民军培训政工干部，邓逸凡与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阮志清讨论研究，确定由中方政治顾问组协助人民军总政治局拟定培训方案，负责整个教学工作。根据《邓逸凡传》记载，这一培训对于人民军意义重大：训练班结合越南人民军的实际，着重解决人民军队性质，建军宗旨、方针、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政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军政工作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越南期间，邓逸凡领导政治顾问组协助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陆续举办了8期干部培训班，基本上将越南人民军北方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轮训了一遍，南方部队部分团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越南人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部队在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和纪律、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四首长。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1951年7月，人民军胜利结束红河中游等三次战役后，主力部队转入休整，邓逸凡及时提出了加强对部队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的意见。同时，他还建议建立时事报告和政治课制度，使人民军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被人民军总部欣然采纳。

1952年4月，人民军总军委开始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邓逸凡领导中方政治顾问组起草了政治整训计划，并全程指导整训。这次整训历时5个月，人民军总部各机关、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参加了整训，总计轮训连以上干部4634人。这个政治整训，是人民军空前的一次大规模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运动，为后来决胜西北战役、奠边府战役打下坚实基础。

1953年9月，人民军在越北根据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大会，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亲自向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授勋，邓逸凡被授予人民军二级军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