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娜模特拍摄照片技巧大全

当地时间2020年6月10日，纽约法拉盛华人社区街头，两天前，纽约市进入第一阶段重启。 （视觉中国/图）
?编者按
2020年7月6日起，纽约市进入第三阶段重启。
重启是从6月8日开始的，那是纽约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后的第100天。从3月1日到6月8日，纽约成了美国乃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震中”。截至7月7日，纽约市确诊214371例、死亡18611人。
这座超级大都市其实只有839.9万（2018）人口，远不及中国的疫情“震中”武汉，但已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
和4月时的武汉“解封”不同，纽约的“解封”采用了“重启”一词。原因大概是因为纽约从未真正“封城”，而是关闭非必要设施。
这个城市有着亚洲以外最多的华裔人口。2018年数据显示，将近840万纽约人中，有48.6万华人。挣扎在新冠里的纽约，华人是“特殊”族群，他们最早对疫情戒备，因警觉遭受压力，防疫物资储备相对充足，并且不吝赠予他人。
即便如此，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经历生死。
口罩和食物
疫情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同时，也是两个意象——它们传递社会价值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也折射了华人内部与外部社群的互动。
没有中国人会忘记疫情初期时武汉的混乱、窘迫和不安。正因如此，在纽约成为美国疫情震中以前，华人已是这座城市里最谨慎的族群，没有之一。
因为谨慎，甚至不惜和他人产生龃龉。
首先是口罩。
2月初，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唐乾勇刚返校，几乎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戴上了口罩，哪怕是在课堂上。唐的父母，从中国给他寄来了两百多个口罩和3个护目镜。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张晓却是个例外。
她在2月底返回实验室工作，一位中国同事因为戴口罩遭到美国同事指责：“是你们中国人带来了病毒，我们还没防你，你还防我们！”张晓就读的哥大化学专业 PhD，按以往经验，仅有三分之一学生能最 终取得博士学位，而导师目前有近二十名学生。“如果你一个报告没写好，或者和教授关系比较僵，会被美其名曰‘劝退’，实际就是开除。”为了维护与教授、同事间的关系，她尽可能低调从众，也不想惹恼任何人。
另一位纽约大学在读的中国学生分享了一个细节：和他同公寓楼的中国同伴情绪“到了夸张的程度”，比如指责他人扔垃圾时为什么不将垃圾袋紧紧封口，声称这会助长病毒的传播。
2 月下旬之后，“谨慎”演变为“旷课”，唐乾勇和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宅在公寓。 有一门课，教授每次都会点名，点到中国留学生时，很多名字无人应答。课后，那位印度教授给全班同学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任何人都不能无故缺席。字里行间能看出他的不满:“上周六的这节课让我很受伤，请尊重我、助教们，以及你们的事业。”不过，这没有改变唐和朋友们的态度，“课可以翘，可以再修，被感染的风险我不敢冒”。
纽约在3月的第一天确诊了第一个病例。疫情发展如同按下快进按钮，防控随之升级。到了3月中旬，大型活动被限制，所有学校被关闭，继而纽约州封州、纽约市封市。这种封城和国内不同，更多只是关闭非必要行业，建议人们不要外出，但不会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一切靠自觉。
美国口罩紧缺的时期，一些中产华人社群积极帮助本地缓解燃眉之急，某种程度上尝试重塑与其他社群的互动。
譬如华人作家胡桃和策展人张兰。纽约疫情尚未暴发时，她们都在美国买了大量口罩寄回国内。纽约疫情严峻后，她们又自发地，为所在地的医疗机构、警察局募捐口罩。
“今天我们小镇的华人也在组织捐款买口罩，我们镇上已经确诊9个。我也代表我的读者捐了一点，因为最近还真有很多读者给我打赏，你们的钱会帮助到我们这个小镇上的消防员、警察、救护员和老人。谢谢你们了！”张兰在3月23日更新的疫情日记里写道。
胡桃回忆说，那时她们还在网上购买塑料薄膜、松紧带，做成防护面罩，送到相熟医生所在的医院用以支援。断断续续地，竟做了500个。
然后是食物。对华人来说，食物可能比口罩更令人头疼。
封城前期，纽约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王丽娜从超市抢购了一些物资。一年前，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来到纽约。疫情期间什么都可以缺，但对孩子而言，新鲜蛋奶、蔬菜不可或缺，然而，新鲜食品放不过2周。
在家隔离，食物依靠网购，超市虽然有货，但口罩紧缺，华人也不大 敢出门。三四月间，配送份额紧俏，人人铆足了劲，设定凌晨一点的闹钟，常常是新的配送时间一出来，立马被抢购一空。
幸好，后来在华人社群内部，一 些配送团队逐渐建立，人们能在各 种各样的微信群中订购水果、蔬菜和肉类。王丽娜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王丽娜是内蒙古人，喜吃面食，有时自己做上一大碗手擀面，加上几瓣生菜，放上几片牛肉，面汤香得她一饮而尽。母亲生日那天，她还照着YouTube视频，用面粉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放着密密的菠萝、木瓜，料多量足。
中国人的疫期生活，只要有食物，只要自己能捣鼓些菜肴，似乎就不那么苦。不管在哪里。只要不感染新冠肺炎。
华人生，华人死
疫情之下，疾病和意外一起降临。
旅游博主Serena感染过新冠病毒。
3月底，她出现短暂的咳嗽、乏力和高烧。很快，她的丈夫也开始发烧。他们请来家庭医生，但对方的建议是，先吃一周退烧药以待观察。那时，美国核酸检测名额有限，检测机构总排着长队。
Serena住在皇后区，这是纽约市感染人数最多的区域，医疗资源也更为紧缺。那一周，她带着丈夫看过几个急诊中心，都没能看上病。和武汉早期防控手段类似，为减少医护压力，纽约市提倡轻症患者居家隔离，中重症患者才去医院。
可一周后，丈夫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Serena拨打了911，终于把丈夫送进了附近一所医院，护士测量了他的血氧饱和度后才同意接收。
住院那一周，两人一间的隔离病房里，隔壁床西班牙人始终昏迷，几天后病逝，又住进一位广州籍病人。丈夫倒是幸运地好转，随后出了院。
同样在3月底，在纽约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张兰不幸遭遇了车祸。她写的“纽约疫情日记”，是同题材文章中传阅度最广的——她更为公众熟悉的名字，叫纽约蓝蓝。
胡桃是“纽约蓝蓝”的朋友，她评价“蓝蓝的工作量很大”。不同于许多人只记录自己了解的社区，蓝蓝会综合各家媒体，得出全面的信息，这意味着每天要阅读大量新闻，做大量笔记。新冠疫情让全世界的人变得隔绝、孤立，各国媒体对他国的叙述也充满想象和误解。蓝蓝写作的初衷既简单又珍贵——讲述一个真实的纽约。
纽约蓝蓝日记在3月27日断更。那天早晨，她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遭遇车祸。没人——包括她的丈夫——能确定，那天她外出是为了什么。张兰的丈夫在电话中和胡桃回忆，那天自己看到妻子化了妆，询问她是否要出门，她否认了。于是他放心地在二楼办公，一直以为妻子仍在家中，直到警方打来电话。
他们一起复盘，推测张兰大概是为日记找素材和照片而上街。
在胡桃的印象中，张兰时尚、体面，和朋友见面，总会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心思细腻、善良。张兰时常提起自己初来乍到美国时，那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施予她的善意，比如穿得笔挺钻到车下为她修车的陌生男子，比如在地铁站里帮她提行李的大妈，比如敞开大门欢迎她去过感恩节的教授。
悲伤掠过当地的华人圈。张兰去世时，正是美国疫情最胶着的阶段，大家觉得不能更难了。那几天，胡桃“根本动不了笔”。她仿佛总是听见电话里张兰丈夫的哽咽声、朋友们听闻张兰死讯后的哭声。
还有更多疫情期间特有的声音，提醒着人们，无论纽约遭遇了什么，都在勉力维持运转。
哈德逊河畔有一座高架桥，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研究生沈馥音记得，疫情最严重时，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桥上有救护车驶过。那时她经常在Zoom上网课，其他同学和老师发言时，背景音里也会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人们开始自发为医护人员打气。
先是曼哈顿中城和往南的一些社区，3月中旬开始，每晚七点，市民会站在窗口，为下班的医护人员欢呼鼓掌，表示感谢。几周后，沈馥音所住的 Harlem 地区也开始这么做，一到时间，窗外就传来各种敲击声、嚎叫声，混杂着狗叫——在纽约，即便在疫情最严重时，还能偶尔看到有人上街遛狗。空荡荡的城里，狗吠声格外清晰。
“特别热闹，持续几分钟。在家憋久了发泄一下的感觉。”沈馥音说。
殡葬馆的工作人员最害怕的是电话声。
4月上旬，纽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徐施钰采访过一家小型殡仪馆。这里只有4名工作人员，但每日会接到两三百通来自死者家属的电话，包括各种族裔，各种阶层。他们每天工作二十余个小时，晚上干脆睡在殡仪馆的长椅上，很少回家。即便如此，每天仅能接十单，狭小的冷冻储藏室里已经几乎堆不下尸体，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死者家属说“不”。
这座城市也消失了一些声音。徐施钰去拍摄过曼哈顿的唐人街。那里居住着许多老人，本来熟悉的交谈声、搓麻将声、打牌吆喝声，那一天都消失了，“像一片鬼城”。半小时里，她只看到了不到10人，她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有一个矮小的、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华裔老人，拄着拐杖走过一家“银记肠粉店”。
当时的徐施钰还不知道，有些华裔老人，会在这场疫情中死去。
一位八十多岁的上海阿姨，自老伴去世后就独居在纽约，但被自己的护理感染了病毒，在公寓悄悄死去。子女在外州，联系不上母亲，才报了警。一家华人殡葬公司的接线员，曾连着两天接到同一位女士的电话，前一天告知爸爸去世了，第二天妈妈也走了。
那100天，死亡在这座超级大都市里频繁发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来得严重。

当地时间2020年4月20日，纽约法拉盛一家“封城”期间坚持运营的华人超市，该超市物资供应基本充足。 （视觉中国/图）
关上的疫中之城
在纽约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纽约？
截至当地时间7月7日17:45，纽约市总计确诊214371例，55173位患者仍在住院，18611位患者已死去。
疫情究竟关上了一个怎么样的纽约？
一些人提及纽约失掉了艺术。没有了艺术的纽约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城市，不止一个人这样感叹。比如这样，“没法去剧院、逛博物馆的纽约，只是生活成本格外高的普通城市罢了”。
4月4日那天，胡桃和丈夫石村开车去了曼哈顿，仅仅为了感受曼哈顿的氛围。丈夫是一名艺术家，在东村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他们从曼哈顿搬离到纽约的近郊后，时常要回去看展，“充充电”。
从上城开到下城，从东线高速开到西线高速，胡桃第一次在城里感觉到开车的乐趣。胡桃已经在纽约生活了32年，曾任职中央电视台教育部、美国CBS电视台、美国MTV音乐电视台，也出过书。她第一次如此顺畅地在纽约城里穿行。
大都会博物馆是夫妻俩每次进城必到的一站。但那一天，大都会也关着，门前通常坐满各国游客的台阶上，有几个晒太阳的人。
沿着著名的第五大道向下城开，两旁的商店都关着，大道尽头，摩天大楼中间的一线天清朗明亮。第五大道是纽约繁华的旗帜，名店云集。往日，大道上挤满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还有观看橱窗的人群。作家盖伊·特立斯曾在描绘这座城市的文章里说，第五大道上的橱窗模特都是以世界上最迷人的女性为模型制造出来的。
到了下城，充满艺术人文气息的东村，以往人群熙攘，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太阳伞下喝啤酒的人也是街头一景。但胡桃只看到店铺紧闭，有一家商店门上贴着手写的条子：我们还会回来，纽约强大！
Serena也在4月特意出了趟门。她说，奢侈品牌早已预估到疫情将对社会造成动荡，于是将橱窗钉上木板，以防被砸。街头艺术家又借机在木板上创作，形成疫中一景。她外出，便是为了记录这些涂鸦。
这是纽约的魅力所在。“只有在纽约这个世界最好的街头博物馆中，艺术才可以打破形式和围墙，自由地存在。”
相比同事张晓，陈齐军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疫情关上了一个怎么样的纽约？”——他是实验室唯一不住在哥大宿舍的人。从曼哈顿中城的家前往哥大的路途中，他会看到一个充满生气的纽约。
他会先从家乘M34路公交车到宾州车站地铁站，有时也步行，再换乘地铁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前往地铁站途中，他会经过帝国大厦，1931年竣工的纽约最高建筑。往日他下班时，帝国大厦外还会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等着涌上观景平台，参观这座传奇城市。漆黑一片的地下隧道中，他常观察车厢内部的景象。时报广场是市中心，每到这一站，乘客下去大半，又重新挤满人，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在这一站，西装革履的人明显增多，随着地铁一路向北，车厢里的人族裔不断混合、重组，到了哥大那几站，会涌进越来越多非裔和一部分墨西哥裔。他们穿着打扮嘻哈，衣服和裤子特别宽大。
当然，这些都是往日了。
地铁空空荡荡几个月，时报广场上与游客合照赚钱的“玩具人偶”不见了，3月18日那天，徐施钰为了拍照来到这里，只看到一个“自由女神像”。徐施钰想和她说话，发现她只会说西班牙语。纽约的夜晚整夜沸腾，这些人平日通常在晚十点后出没，到凌晨五六点人群退散后离去。
那一天，“自由女神像”孤独地走远，消失在徐施钰的视线里。
在纽约乘坐地铁的体验并不好，候车时缺少安全围栏，入口的闸机常常崩坏，轨道边垃圾成堆，还有在车厢里过夜的流浪汉。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援引政府的调查称，任何一个纽约的夜晚，都有3500至4000名无家可归者，居住在街道上或地铁系统内。
但这仍不妨碍纽约有着全世界几乎最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地铁罕见地24小时运营。不过，5月6日开始，纽约地铁在凌晨一点至五点停止运营。交通部门官员说，这是纽约115年以来第一次成功关停地铁系统。这也直接导致了对流浪汉的清理。过去，中国人经常无法适应纽约地铁里奇怪的味道，还有流浪汉的尿液。而近来，地铁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也很少见到流浪汉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避难所，另一些人可能游荡到了其他角落。
所以，高楼大厦、艺术展览从来不是纽约的全部。纽约真是太复杂了。还有破败、肮脏、渗水的地铁，简陋的基础设施，和随处可见的流浪汉。
一方面，这些事物本身便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名列前茅地拥抱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起摩天大楼。另一面，这将纽约的光鲜和落魄、富裕与贫穷放置于同一平面。一位自称在纽约市卫生局工作的网友在知乎上回答地铁破烂的原因时，叙述了一个原因：纽约的公共设施是最不容易筹到钱的，因为富人不会使用这些设施，而投资这些设施也无法赚取什么回报，使用公共设施的穷人并不会成为政客竞选的赞助者。

当地时间2020年5月12日，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一家烧腊店恢复营业，提供外卖服务。 （视觉中国/图）
不同阶层，各怀“心事”
极度差异化的知识、财富、社交圈层，极度差异化的华人生活。
几乎没有一个城市的人，会像纽约人这样介绍自己的居住地：纽约某某区（地）。华人也如此。
居住区域鲜明地代表着阶层。正是这样一座大都市，让人们的各怀“心事”变得合乎情理。
纽约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每10000个白人中，大约会有1003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相应的数字在拉丁裔及黑人群体中，则上升为1527人和1614人。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曾探讨这一差异，他们发现，有色族裔往往从事服务行业，但缺少足够资金购置医疗保险；并且，他们常常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区域，更容易交叉感染。不像可以远程工作的白领，这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少数族裔需要“靠每一天上班去挣钱”，隔离意味着失去收入。
另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学者，则针对贫富收入差距与新冠肺炎确诊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他们以邮编作为区域划分标准，分析了纽约177个区域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数量。结果发现，尽管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拥有几乎平等的检测机会，但低收入群体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比高收入人群高约27%。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阶层、种族不平等的镜子。
3月时，许多亚马逊员工罢工，原因是亚马逊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装备，员工必须冒着风险工作。
沈馥音记得，那几个月，来送货的快递员几乎都没口罩，送货小哥也基本是黑人或拉丁裔。沈馥音口罩充足，原本想在门口用信封装口罩送给送货小哥——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类似行为，但又担心会被公寓其他人拿走，最后只好给每单网购增加了小费。
更何况，在那个阶段，“口罩”本身就充满了复杂的种族意味。口罩冲突时常见诸媒体，她退缩了，又觉得有些沮丧，“种族偏见可以把人阻隔至此”。
沈馥音也有属于自己的烦恼。居家隔离期间，系里的周会从线下搬到线上。会上大家最担忧的问题，便是学校的资助金额是否会受影响，以及会否进一步影响PhD的名额。对文科博士而言，完成PhD往往需要更长时间，也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资助，尤其在曼哈顿这片寸土寸金之地。
早年来纽约的中国人经过打拼，往往跻身中产，但仍有一部分人，需要靠每天打工谋生。CNN曾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从经济上讲，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族裔中收入差距最大的族裔。其中，高收入亚裔群体占总人数的90%，他们的收入是剩下10%亚裔群体的10.7倍。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是家庭护工，胡桃说。
因为担忧护工频繁往来地铁，容易感染病毒，许多雇主在疫情期间叫停了服务，护工也就没了工作。
没有人愿意被他人恐惧，她们也有自己的胆怯。一位护工说，封城前，她很怕坐地铁，因为车厢里人多，怕传染；封城后，她还是怕，因为车厢里空荡无人，她会更紧张。这些护工大多来自中国的落后地区和乡村。和那些千辛万苦来纽约的底层华人一样，他们住在法拉盛，或是黑人较多的布鲁克林。
这就是纽约。你会在这里看到很多移民的脸庞，可能是中国面孔、韩国面孔，也可能是西班牙面孔、墨西哥面孔。他们同样精疲力竭，脸上还混杂了坚决和认命。
4月初，一位中国护工打电话给胡桃，说学校让自己去接孩子。胡桃有些震惊，学校关闭已近半月，这位妈妈却一无所知。后来才知晓，“学校很早已关闭，但她儿子不愿意回家，所以一直‘猫’在宿舍。直到学校查起来，才强行让他走。”护工这才慌忙地想办法接孩子回家隔离。她的丈夫是唐人街的一名零工。他们曾请胡桃的母亲帮孩子补习英语，申请学校的各种英文表格，皆让胡桃母亲把关，这才费力地被一所纽约州的州立大学录取。这所学校并不好，但这位母亲从不介意，因为儿子是家庭中第一个大学生。
还有一位护工来自福建农村，此前照顾中国家庭的老人，后来，她儿子开了一家只做外送的小餐馆，卖烙饼，她便去店里帮忙。到了4月，她向胡桃的母亲抱怨没什么生意，想重新做护工，直到胡桃的母亲反问，“现在还找什么工作，都封城了”，她才意识到纽约正在发生的事。
由于某些顾虑，两位护工都拒绝了采访邀约。
在胡桃的叙述中，这些中国女人勤快，从早忙到晚，没时间休息和娱乐。 她们知道，如果不奋力往前，就会回到自己努力摆脱的原点。而即便想尽办法到了纽约，她们也深知自己是种种美好和优裕生活的过客。
关键的“不平等”是信息。访问学者王丽娜觉得，疫情初期，搜集各方面信息就花费了很长时间，而语言会加剧其中的障碍与焦虑。那些服务业中的打工者就更不容易获取信息了。在胡桃的观察中，他们虽然有手机，但几乎从来不看新闻，手机更多是用来打电话和玩游戏。他们只了解自己的周边——或许不超过5公里。
审视阶级和种族议题时，交叉分析的方法永远重要，这有助于人们克服偏见，看见被遮蔽的角落。譬如，并非所有的白人都在疫情里更优越。更早的3月10日前后，唐乾勇和室友从中国城购完泡面回家。他打了辆出租车，出租车全程开窗，但司机没戴口罩。
你为什么不戴口罩呢？唐乾勇问。
买不到。
为什么还在工作呢？
不工作就没饭吃，把窗开足，保证通风，做到力所能及就听天由命了。那位白人司机说。
“从冬天到春天，像是出现了断层”
人们开始稀奇地注意到路边的野花，季节的变化，还有疫情前习以为常的美食。
没有人能否认，纽约有着强大的自救能力。
根据纽约市政府网站消息，自3月起，纽约市经济发展部开始与当地企业进行协调，以大规模生产医疗用品，并收到了两千多家企业的响应。4月起，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布鲁克林陆军码头等九家本地制造商开始加急生产口罩，每周大约生产三十万个。到了月底，这一数字达到了46.5万个/周。
口罩紧缺的问题逐渐被解决，但纽约人的“幽默”也藏在口罩里。最近几日，从公寓走到哥大的路上，张晓看到的口罩千奇百怪。有些人随便拿块布遮脸，有人把围巾当口罩用，还有人会戴着玩具面具。她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奇怪的科幻电影，至今难以置信。
沈馥音的公寓窗外是哈德逊河和对岸的新泽西。隔离时期，沈馥音经常盯着窗外，观察河面和晚霞因为天气变化而产生的细微差别。
她是从3月10日开始自我隔离的，接下去一次出门是4月28日。她惊讶地发现路边开了好多花，天气暖和，路上戴着口罩运动和遛狗的人不少，竟然是春天了，“记忆从冬天到春天像是出现了断层”。
第一阶段复工后，张晓和4位美国朋友参加了一次远足——其中3个人都感染过新冠病毒。那天太阳很大，但天气凉爽，张晓和同伴们走过石堆，走上一个特别陡的悬崖。中午，吃的是自己带的简易午餐，三明治、面包。
意外的是，她原本以为会有满肚子的话想说，事实上却没怎么说话。“因为我在家待时间太长了，太久没和人交流了，而且太久没有讲英语。”她好像回到了刚来纽约的时候，语言生涩、不太流畅，在外国伙伴面前局促又紧张，还有些社交恐惧。好在，这次远足一周后，她又和小伙伴一起外出，逐渐找回了社交、畅聊的状态——“保持社交距离”，原来会有这个结果。
解封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就像一块坚冰的碎裂，不在一瞬间发生。
第二阶段复工后，餐厅被允许在室外区域提供服务，无需经历繁琐的申请和审批流程。Serena与闺蜜三个月来首次相聚在一家日料店，点了清酒和寿司套餐；下班以后的陈齐军，和同事来到单位附近的酒吧，围坐一张小桌喝酒聊天；而大多数华人都想念中国城或法拉盛的中国餐馆，那些木耳、汤圆、猪脚、奶茶、海底捞火锅，好像马上就到嘴边。
进入7月后，南方周末记者陆续拨打了十余家中餐馆的电话，它们大部分在曼哈顿的中国城，以及华人聚居的法拉盛。这当中，有主打叉烧和肠粉的粤菜馆，有售卖小笼和生煎的上海餐馆，还有烩面大受欢迎的河南饭店。他们多数已恢复忙碌，准备着逐渐增多的外卖订单，手中的活还没干完，因此匆匆挂下电话。也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我觉得中餐馆的困境，没啥好说的。”
7月6日起，是第三阶段重启。纽约市长此前对媒体表示，鉴于美国多州疫情反弹的形势，进入重启第三阶段，纽约市仍不允许餐馆室内就餐。在这一阶段，个人护理服务重新开启，例如文身刺青、整容、按摩、SPA、美甲、日光浴。但胡桃们期待的那些——博物馆、画廊、影院，还未允许开放。
访问学者王丽娜终于回国了，在抢了很多次机票，沮丧过很多次之后。经历了14天隔离，她在7月6日到了家。亲人们为她接风洗尘，饭局上大家都喝了点酒，有人念叨着：“你终于回来了。”
她想起自己在纽约的家，罗斯福岛的一栋公寓——访问学者常住在罗岛，孩子可以上那里的融合性小学，一个班上会有八九个国籍的孩子。公寓里有一扇大窗子，一侧是伊斯特河，另一侧是一棵大树。
河对岸是长岛市的一个公园，碧绿的草坪就铺在河边。5月底，天气暖和起来，很多人出来遛狗、晒日光浴。孩子扯扯她的衣角，说想出去玩。她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
王丽娜开始宅家的3月，窗外那棵树还只有光秃秃的枝桠，百日过去，到她回国前，枝头抽出绿芽，又变成一棵茂密的大树。
（应受访者要求，陈齐军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钱昕瑀 皇甫思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