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搬木头艰辛努力

留守知青: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亲生的母亲,另一个是北大荒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

一个是亲生的母亲,另一个是北大荒

编者按

20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到了70年代末,95.5%的知青返城了,80万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今年正值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当年的留守知青如今年纪大的已年过古稀,年纪小的也将近花甲,作者从采访过的数百位对象中选出19位最有代表性的知青,这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了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述说着从下乡到坚守的过往岁月。

今夜我不是想家,

是想起你两鬓的白发——张玉林

作者:朱晓军 杨丽萍

人物简介:

张玉林,哈尔滨知青,1950年1月28日生, 1968年10月13日下乡到北兴农场。当过农工、拖拉机手、统计员、副连长、指导员,在黑龙江省农垦干部学院学习三年,担任过农场团委副书记、党办主任、纪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79年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长,1999年任《北大荒文学》杂志社主编,并随黑龙江农垦总局迁回哈尔滨。张玉林是北大荒著名诗人,先后荣获第三届丁玲文学奖三等奖、第八届丁玲文学奖二等奖、第九届丁玲文学奖二等奖、第三届东北文学奖二等奖。

采访手记:

张玉林是通过一位文学编辑认识的,大约1997年。那位编辑对张玉林赞不绝口,说他诗写得如何如何好,人也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仗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哈尔滨知青。她知道我在采访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初次见面是在北兴农场,我陪夫人的同学去买粮食,究竟是水稻还是小麦已记不清了。

北大荒有9个管理局,114个农牧场,北兴农场是其中一个大型农场,位于完达山北麓的丘陵漫岗地带,三面环山,西部为漫岗台状盆地,场部所在地过去是日本开拓团的开拓点,原名为北星。北兴农场隶属红兴隆农垦管理局,全场土地面积116.5万亩,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大豆和水稻。张玉林就是这一大型农场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北大荒的国有农场均为县团级单位,党委书记相当于县委书记,不过人口远没有县里多,仅两万余。

张玉林一言九鼎,该拍板就拍板,毫不拖泥带水。从下属的举止和目光即可断定,他在农场的威望不是高,而是非常之高。晚上,张玉林热情款待,那时北兴农场的招待所、食堂还很简陋,包间局促,不过酒喝得痛快。张玉林似乎没怎么喝,他的属下喝了不少,我也没少喝。北大荒有点儿部队的作风,首长让喝必须得喝,即便喝吐了,也要保护好首长。

次日一早,张玉林亲自把我们一行送到火车站。临别时,我为没采访他而遗憾。那时黑龙江农垦总局还在佳木斯,张玉林在哈尔滨的家早已没了,能去哈尔滨的机会少之又少。我去红兴隆管理局的机会还是有的,下农场也是去离管局较近的友谊、五九七、八五三,北兴是不大容易去的,除非专程跑一趟。想想这一别说不上什么时候见面,就有了几分伤感,几分失落。
留守知青: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亲生的母亲,另一个是北大荒
20世纪末,张玉林在朱晓军的书房接受采访

一两个月后,张玉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饭后,他去了我家,在书房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聊得比在北兴喝酒还要畅快。

没过多久,张玉林调任红兴隆管理局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过两年,他出任《北大荒文学》杂志主编。那是一本创刊于1958年的老刊物,发表过许多转业老兵和知青的作品。又过两年,《北大荒文学》杂志社随黑龙江省农场总局迁到省城哈尔滨,张玉林也跟着回到了故乡。

同住一城,偶尔饭局相遇,他已没了当年的气势,变得相当地文学,聊聊文学期刊的艰难、办刊经费的短缺、拉广告的艰辛,只有谈起他的诗作,眼睛才星星点灯似的亮了起来。我开玩笑说,玉林兄,你这辈子算是让文学给坑了,要是不离开红兴隆没准早就当局长了。他苦笑了笑,不置可否。

2008年暑假回哈尔滨,小说家袁炳发请酒,张玉林领他的公子去了。几年不见,我们已不年轻了,这部书得抓紧完成。酒后,我对他进行了补充采访。他兴致不很高,谈得不多,也比较低调。

2018年3月,初稿完成后,杨丽萍跟张玉林通电话,进行了补充采访。

几天后,张玉林打电话给我,聊聊近况和孩子。《北大荒文学》在他退休后不久就停刊了。

1

1978年,知青返城高峰时,我在连队当指导员,管着四五百号人。别人都在削尖脑袋往城里钻,我却把母亲接到北大荒。

那一年,我母亲71岁。我是1968年秋天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三十二团的。我下乡10年,母亲一个人在城里生活了10年。我是独子,父亲在我15岁时就过世了。按说我完全可以不下乡。我想到农场去锻炼锻炼,母亲听了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下乡那年,母亲61岁了。你想想我走了以后她多难呢?是吧,一个人,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没想那么多,那时我还是孩子,不大懂得这些东西,说走就走了。

我家住在哈尔滨太平桥下的黄家大院,后来拆迁,改为皇家花园了。母亲是个裁缝,新中国成立前学过女子洋裁[2],开一间小服装店,给人家做衣服。日常衣服、款式简单的西服,母亲都会做。我父亲是个木匠,生病多年,家里是靠母亲维持的,她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男孩子大多调皮,我不调皮,没时间调皮。10来岁吧,就靠帮我妈做衣服赚零花钱了。放学回来,我妈在那边裁裤子,裁上衣,有时活多,她忙不过来,我在这边踩缝纫机,将裤子缝好。上衣没怎么做,也就做一两件吧,不大敢做。我缝裤子缝得很好,一条裤子收7毛钱,缝一条给我3毛钱,那几年挣了不少零用钱。现在想起来我都得意,我比别人家的孩子强多了。

我有一首诗,叫《养》。“母亲的缝纫机嗒嗒嗒的,缝纫机的嗒嗒嗒的声音养活了我”,写的就是这段生活。经常母亲在缝纫机前赶工,我在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中入睡。

刚下乡时,在连队当农工。冬天连队盖房子,我们从采石场往回拉石头,三台拖拉机、一台小型车来回拉。我们负责装车,城里的孩子哪干过这活儿啊?很快我身上穿的妈妈做的小棉袄就湿透了。

车装满了开走了,我们钻进没有炉火的帐篷里休息,不一会儿棉袄的前胸和后背就结了两片白花花的霜,就像古代士兵身上缝的“兵”“卒”字样。车来了,我们钻出帐篷接着干,身上的霜又化了。

为了加快装车速度,我跟副班长一商量,弄了块跳板,泼上水,冻成一块冰板。我那副班长是女的,叫汪彩芹。她个高力大,干活像男人,我们也把她当男人看。车来了,找一块半吨重的大石旁停下,冰板一头搭在车上,一头插在大石下,三个男生再加汪彩芹一边站两人,四人合力将大石推上车。多大?足有八百斤,抬也抬不动,一车顶多装两块大石,再抱些小石块扔进去,将大石缝隙填满,车就开走了。你说艰苦不艰苦?吃啥?馒头。盛在方形的笼屉里,一排八个馒头,我能吃多少?一顿九个到十个。这叫啥?一行带拐弯,一行不够,还得拐个弯才能吃饱。

后来,我当拖拉机手了,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夜晚,跟着师傅上山拉木头。回来时,十几个人坐在装满了原木的爬犁上,我在驾驶室里回头看那些人,头发上、帽子上结满了霜。已经看到连队的灯光了,突然车停在结满了冰的路上,怎么回事?原来输油管冻了,里面的柴油凝住了。

车坏了得修啊。师傅卸一头,我卸一头,把油管卸下来,卸时不能戴手套,手一触到零下二十度的柴油管,哧啦一声,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手刷一下就变白了。再看师傅,也是光着手卸油管,跟没那回事一样。油管卸下来后,将路边的干草棍、枯草、枯叶拢成一堆,用打火机燃着,将油管放在火上烤,里面的油烤化了,装到车上,车才启动了。

连队给我们准备了饭菜,热了白酒,师傅跟几个人在那儿说说笑笑,我很惭愧,刚才我居然哭了,可见我没师傅那么坚强啊,我将一大缸白酒全喝了,白酒将我眼角辣出一滴泪,那泪花也许不是被酒辣出来的,也许在那一瞬间,我想起远在城里孤单的老母——

“少年又冷又湿,渴望与在城里的白发母亲相偎依。”多年后的这句诗,是我那夜心情的写照。

2

到北大荒以后,请假难批,经济上也要考虑,来回一趟两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工资多少?32块,每个月给母亲邮回去10块钱,作为孩子远在外地,也就能给母亲做这么多了。

1972年,我下乡的第四年,临近春节了,接到一封电报:母病重速归!我拿着电报去找指导员。

“母亲病了,我得回去。”

“不行。”指导员不批。

一到春节,北京、上海、哈尔滨知青家里的电报就来了,各种的借口,要回去探亲。

60多岁的母亲,孤身一人在哈尔滨,她若不是病得很重,是不会拍这封电报的。我了解母亲的性格,她一辈子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拖儿子的后腿。

“哎呀,快到春节了,家里来电话电报都是正常的,什么生病,都是假的。”指导员很不屑。

“我妈这人从来不撒谎!”我愤怒了。这个指导员居然是农场的道德模范,他怎么能是道德模范呢?冬天没什么活儿,他宁可让你待着,也不允许你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

母亲不撒谎,我也从没为回家撒过一次谎,虽然我是那么思念母亲,我写过:“荒凉的今夜很白,像走了千里路的月亮那么白,感伤的是白色的河流,白色的石头,空旷的田野麦子遍地生长,城里的母亲,今夜我不是想家,是想起你两鬓的白发。”

有月亮的夜晚是白夜,白色的河流,白色的石头,连麦子都是白色的,这是我真实的生活体验,月光下的麦子不是绿色的,也不是黄色的,是白色的。从北兴农场到哈尔滨正好1000里路,月亮替我去看我妈了。我写的这首诗,记录了我的知青生活,也记录了我对城里母亲的思念。

我跟他说:“今天我必须走,等我回来,你给我处分吧!”

当天晚上,我坐车回哈尔滨了。到了哈尔滨工人医院,我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扑通一下跪下了,我说孩子不孝,回来晚了!我心里愧疚啊。

结果这事叫谁看在眼里了?同病房四床一个女孩看到了,她给我母亲打饭、擦脸,守吊瓶,她看到了。她后来跟我说,你个大男孩,哭成那个样儿。后来,我在诗里这么写的:“男孩泪打在女孩心”。

母亲抢救过来了。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要回农场了。母亲站在瑟瑟寒风里送我走,四床女孩替母亲送我很远,我才注意到,四床楚楚动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我没有向她表白,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次母亲生病,让我意识到,她一天天老了,不能再一个人生活了,得有人在她身边照顾她。

下乡前,母亲就叮嘱我,到了乡下好好干。我真的干得很好,我当过农工、拖拉机手、统计、副连长、指导员。25岁我就是指导员了,就凭自己干起来的,那时的风气不错,没有送礼这一说。

1978年,我批了很多知青返城,他们返城了,我返不返?1975年招工,我没走。看着邻居家的孩子都回来了,母亲也没说,孩子你也回来吧。她没说,她认为那是我的事。她是一个对亲人没有任何要求的人。

至于我不在她身边这10年,她是怎么生活的,一个字没提,从来没提过,偶尔写信也不说。我不在家,她就靠做衣服维持生活。

3

回到哈尔滨,我跟母亲商量,您岁数一天比一天大,要不我回来,要不您跟我走,跟我去北大荒。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她一个人生活了。

我说妈你不能再这么干了,你岁数这么大了,眼睛也上不去了,你到我那儿去吧。
留守知青: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亲生的母亲,另一个是北大荒
张玉林与母亲

知青都走了,北大荒更需要我。我跟母亲商量,我可以回来,但是我回来干什么?北大荒有我的事业,我不想回来。您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您干脆来北大荒吧,将来哪一天你没了,起码还能留座坟呢。

母亲只说了一句:“你说了算。”

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她一直鼓励着我两点:第一怎么做人,做好人;第二的话呢,我热爱文学,这是她给我播下的种子,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开始让我背唐诗宋词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就让我接触这些东西了。

我母亲是什么性格呢?我现在总结,就是有夫从夫,我爸在的时候完全听我爸的;无夫从子,我是儿子,她从我,我想怎么干,她听我的,我叫她来,她就来了。

哈尔滨的住房是很简陋的平房,索性卖了,家具连同锅碗瓢盆送了人,跟了母亲多年的缝纫机也被留下了,母亲的视力不行了,跟不上去了,做不了缝纫活儿了。母亲的户口也被我迁了出来,迁到了农场,我这是将哈尔滨的家连根拔起了。

我和母亲只带着换洗衣服,来到北大荒农场。我和母亲团聚了,我们团聚在北大荒。

连队给了我一套房,是那种一栋住着四户、每户三四十平方米,大小一样,两室一厨,每家门前有个小菜园。买点儿家具,我和母亲过起了日子。

我把母亲接来,名义是为照顾她,实际上是母亲在照顾我,照顾这个家。早晨五六点钟,我就起床走了,忙到深夜才回家。白天忙着管生产,管连队几百号人,职工闹矛盾,两口子打仗都得管。

一天,有人跑到麦场,告诉我:“指导员,有人要打炊事班长,闹起来了。”我说这小子谁啊,怎么这样呢?麦收的时候多忙啊。我就从麦场往食堂的方向走,路过一片荒草地,看到有人从食堂里面匆匆忙忙跑出来,是炊事班的班长老赵,两个眼眶哗哗流血,后面一个人,手里拿把菜刀追赶。那小子姓啥我忘了,出了名的蛮,到什么程度?伙同别人把女生宿舍床的四个腿锯掉半截,这事刚处理完没几天。

他们俩围着我转圈,老赵躲,那小子追,我就生气了,上去一脚,把他踹地下了,一把夺下菜刀,他哪知道我会摔跤。我身高一米七六,挺黑挺壮,他也就一米六五,他不是我的个儿。我母亲也就是中等个儿,一米六二这样的。我随我爸,我爸个儿高。

我急眼了,你拿菜刀吓唬谁呢?你说咋回事?“老赵不给我吃饭。”上来就告歪状,你说他歪不歪?麦收的时候,饭菜都不错,怎么可能不给他吃饭。老赵说是这么回事,负责运粮的是农场车队的车,连长嘱咐中午给司机包点饺子吃。这小子到食堂看到饺子了,“老赵,你给我下点。”老赵说,哎呀不行啊,连长有交代,这是给汽车驾驶员吃的。他们还没回来,这样行不行,他们吃完了,我再给你包。

“你不给我吃是吧?”一拳头上去,老赵的两个眼眶就流血了。

我听明白了,饺子不给你吃没毛病啊,你打人,还拿着菜刀追砍,凭什么呀?

我真火了,你小子给我徒步走到十五连,那里的派出所所长姓张,你找张所长,说你来投案了。你现在就去,你要不去,你看看什么后果!

那混小子听了没招了,十五连离这有20里地。蹶达蹶达往前走,不到五六百米,翻身上了一部路过的车。天黑了,还有狼,他遇到狼出事,我也有责任,我就是吓他一下子。我就给十五连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了,我说老张啊,有个小子给我惹事,你给我教育教育,今晚别让他走了,管顿饭。他说行。混小子到了派出所,所长先把他训了一顿,说按照你那个行为,应该拘留15天,你们指导员真好人呐,他给你求情了,不让我拘留你,还怕你晚上出事,让管你顿饭。一通教育,第二天打发回来了。

这小子回来还吹牛,他说我是哈尔滨知青,指导员也是哈尔滨知青,看在老乡的份儿上我才罢手,不然我早把他家的柴禾垛点着了。

打架闹事的总有。我这个指导员,除了管生产,还得管打仗,有那么几对知青,两口子总打架,我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还没成家,还别说,我说话他们真听。我当指导员的二十连年年是模范连。每天的事太多了,到家吃完饭就睡觉,早晨爬起来就走,还要开会,应付各种检查,天天跑东跑西,顾不上照顾母亲。

连队会计告诉我,我家园子有一段没夹上,母亲搬来几根木头,又在上面插了几根条子,想夹上,也夹不好。我挺生气的,没见我忙吗?还讲这些没要紧的事。转而又挺难受,找两个人,帮忙把园子夹上了。真没时间,家里什么都顾不上,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

整个农场,就一个跟着孩子“上山下乡”的母亲,他们管我母亲叫知青的母亲。北京、上海、宁波的知青都往我家跑,哈尔滨的更别说了,经常到我家去,跟我妈唠唠嗑,拉拉家常。有些知青闹小别扭了,或者是想家了,就找我妈,跟她说说心里就好过了。知青最爱在我家吃饭,母亲给他们做简单的家常菜,包饺子,打卤面,吃得挺好,挺热乎。知青回城里探亲,母亲往他们的行囊里塞几只鸡蛋路上吃。知青探亲回来,带回来糕点、糖果送给母亲,爹妈不在跟前,他们拿我妈当亲妈了。

冬天做化肥,出化肥的铁筒子总堵,只好让一个人坐在铁筒子上,拿根棍子可劲儿捅,母亲到那儿溜达,看到晒场边一个四面透风的大凉棚下,大小伙子坐在铁筒子上,就问:“干啥呢,冰天雪地的,孩子你坐那儿多凉啊。”母亲看着心疼,回去拿棉花絮了个大厚垫子,让我送过去。

母亲在北大荒待了三年,她来到北大荒喜欢不?我没问过她喜欢不喜欢,只要到儿子身边了,她一切都满意了,满足了,就啥都有了。

4

1982年,我调到北兴第一中学任团委书记,也上课,教孩子们历史。我对历史这块很熟悉,读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

我带着母亲搬到学校去住。春节前一天,母亲跟我说:“小林,我感觉头不大舒服。”

母亲从来没说不舒服,我说赶紧上医院,那时她已经走不了路了,她这病来得非常快。也没找车,翻出一个大被,让我妈躺在被上,学校的教导处主任,两个干事,还有我,四个人一人拉一个被角,走了一里半地,将我妈从家里兜到医院。

医生一检查,她这病和肾有关系,属于肾衰竭。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妈不告诉我,她一直忍着。你说肾衰竭得多难受啊,她根本不跟我说,不能动了,不行了,才告诉了我。

她得多疼,多难受,估计已是尿毒症晚期,这才送到医院去,去了当天晚上就没了。

北大荒的报纸发过我的文章,一个儿子的愧疚,就说的这事。一个男人心不细,一天光忙工作的事了,母亲也不跟我说,整天乐呵呵的,她不想让我有心理负担,洗衣、煮饭,该干啥干啥,只是行动迟缓了。

我妈应该有症状的,但我不知道。她的腿会不会肿起来,胖头肿脸没?我当儿子的,别再让我说这个事儿,说我就难受了,应该是有症状的。她不跟我说,我也没注意到。我妈这个人特别安静,没什么动静,干啥也不吱声。我就没见她吃药,她从来不吃药。

母亲的坟地,选在我办公室西南方向的山上。

母亲,肃立你坟前

不能不想那个碧水边城

当我无意回乡

你无怨而来随我定居荒原

母亲,你守着我。

你圆圆的坟是关注的眼,

母亲,母亲,你守着我

母亲在世时,我没有给她写过诗,我从下乡开始写诗,写的第一首关于母亲的诗,就是这首《母亲,您守着我》,是母亲过世后写的,场部机关很多干部都会背。

二十连的副连长去农垦局宣讲过我母亲。农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知青的母亲,跟着儿子来到北大荒,支持儿子建设北大荒。农场党委书记到连队来,他端起酒来说,“这杯酒先敬张玉林的母亲。”他跟我说,我敬佩你的母亲,老人家让我很感动。

母亲过世那年,我上了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学校离市区很远,我最常去的是学校图书馆,开始还登记借了什么书,后来干脆连书名也不登记了,20本、25本、30本,只登记借了多少本。

在哈尔滨十二中学读书时,我就经常去图书馆借书,看着看着入了迷。父亲喊我,我没听到,喊了五六声,见我没理他,火了,过来就把我的书撕掉了。我爸文化较低,不大能理解一个人对书的热爱。他晚年身体不好,好几种病。有没有脾气?有脾气,也没脾气,生活遇到难处了,他往床上一坐一耷拉脑袋,这事就过去了。

我挺怕我爸的,那个年代孩子很少不怕父母,我只有哭的份儿。我妈出去办事回来,问我:“小林,”——管我叫小林——“咋哭了?”我说:“咋办啊,你看我爸把我的书撕了,我得赔钱呐。”母亲读了6年私塾,她爱好诗文,喜欢绘画,我家隔壁的山水花鸟是她画的,画得非常漂亮。我对书的痴迷,得益于年幼时母亲的影响。我妈说多少钱呐?我说你看看,得赔双倍的。大约要赔三四块。那年头三四块不得了,我妈说,拿着钱,你别声张。我妈这人吧,从没见她发火,吵架从来不会的。

这段时间最大的好处是看了大量的书,到1985年毕业,我读了1000多本书。

从管理干部学院回来以后,我就当上党办主任、纪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进步得很快。现在有些人说当官得送点礼什么的,我讲实话一分钱没送过,就凭自己干,那时候风气还是不错的。

我当农场纪委副书记期间到煤矿办案,进去不到半个月,一天晚上,突然窗玻璃被砸,亏得床上没有人,有人的话就被落下来的碎玻璃划伤了。

晚上,我看窗外红色的烟头一闪一闪,有人站那儿抽烟,我出去了,是煤矿派出所的老孙,在这儿干嘛呢?他说你碰上这事儿,我们都紧张,我在这儿蹲着,看看到底谁干的。

第三天,还是晚上,煤矿的一个副矿长闯进来了,啪,把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是一张图!我明白了,说你还带送成语的啊?图穷匕首见!用手一拔拉,图里面是一把刀。

我跟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害怕,是冲我来的。对副矿长说,你有什么招就使,再者说了,玻璃肯定是你砸的。他脖子一梗,是我砸的。

我说:“好,原来办案对象不是你,从今天起,我就立你案了,我不相信你没问题。”

结果一查,真有事。后来这人给判了两年。此案收回贪污和挪用公款16万,处理了10个有问题的干部。

出来后,他找到场长,说还想留在北兴农场,他说我不敢找张书记说这个事。场长乐了,有啥不敢找的?人家张玉林是工作,又不是私人恩怨。他后来找到我,我说行行行,让他好好干。我没想把这仇结到底,他就去了制材厂。

不到半个月,他送来了一麻袋松明子,加工地板块的废料,他说张书记这东西点火很好使,我也不敢给你送别的。我从来不收东西,这一麻袋松明子我收下了。我说你干好活就行了。说明啥呢,说明他没恨我。

我在北兴农场待了30年,我没什么可骄傲的,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没有愧对母亲。

5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亲生的母亲,教会我怎么做人,做好人,母亲一生从不占便宜,做衣服价格公道,做衣服一定要做好,我就没看到找她返工的,包括我小时候做裤子她也很严格,从来没人挑出毛病。我做农场书记,管着一万多人,从来没贪过一分钱,所以我现在活得这么安生,母亲的善良、本分影响了我一生。这一生我写了6000首诗,有40多首写母亲的,没给我爸写过一首诗,对我爸的感情没到位,还是跟我妈近。

还有一个母亲就是北大荒,北大荒培养了我,鼓励了我,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社会责任感都是在北大荒形成的。当年没有返城,完全没有遗憾,工作上我有成就,文学方面我写了6000首诗。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农业部科技司想组织晚会,到北大荒来了,找到了我。我五天写出一首长诗,马上采用了。建党90周年他们又找来了,张老师,上次你写得特别好,部长特别表扬了您的诗,想请您去北京再给我们写一首,从建党角度写农业科技方面的变化。我一想,那我就去吧,去了写了一首,反响特别好。

1997年,上级征求我意见,将我调到《北大荒文学》杂志社任主编,一干10年,直到退休。离开了北大荒,特别想念母亲,心里对母亲有一个歉意: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力让母亲过得幸福,后来有了条件母亲又不在了,子欲孝而亲不在,就是这个意思。

儿子在太平洋保险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工作,他的牙不好,我的牙也不好,我说随了你奶奶了,老太太的遗传。儿子出生时奶奶已经过世了,我家客厅挂着母亲的一幅画像,请一位画家画的,老太太特别文雅,特别慈祥。我跟儿子说,她是你奶奶,老人不在了,但她保佑着我们。我想让孩子永远记住她。

今年春节前,儿子说老爸,跟你商量个事呗,总部的意思让我到黑河工作一年。我说你去,无非孩子小点,不是有你媳妇、你丈母娘管着呢。我说你得去,我下乡在一个农场待了30年,我怎么过来的?对吧,你这才一年。我要不下乡,还找不着你妈呢,就没你了。是不是?儿子他妈是我在农场找的职工子女。

他管车险这块,容易得好处,车坏了,送个三千五千的,走个后门多赔点。我说这事你千万不要干,一点都不要干,你老爸在大农场当过党委书记,为啥我现在活得这么安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因为我没收过人家一分钱。咱要干,就把工作做好。果然这孩子干了不到4年,升得可快了,公司一再给他加担子。我儿子随他奶奶,什么事吧不张扬,像奶奶那种很本分、很朴实的做人。

母亲影响到我,我影响我儿子,母亲用她的朴实善良影响了三代人。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作者:朱晓军 杨丽萍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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