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RAPPER潮水偷轨(孕妇Rapper潮水偷轨)
作者 | 陈沉
编辑 | 孤鸽
「这是我练习生生涯里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后悔的情绪突然击中杨泰瑞。
那是2018年2月,杨泰瑞在哈尔滨老家过春节,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廊坊大厂影视小镇,60位练习生正在为《偶像练习生》的位置测评任务努力排练。已经被淘汰的杨泰瑞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身处和家人过年的欢乐气氛中,而网络上,这档掀起中国「偶像元年」的选秀节目,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一股「莫名其妙的」后悔劲儿涌上来,「我为什么不努努力,也留在大厂,跟他们一起拼呢?」
杨泰瑞将自己的淘汰归结为「贪玩」「没有100%地努力训练」,尤其是初舞台亮相时,他没有展现出全部实力。为了弥补遗憾,在家待了一周,他就赶回北京,重新投入了训练。第二年,他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创造营2019》。
然而,逆袭故事并没有发生。又一次,他在第一轮就遭淘汰,被外界贴上了「最惨回锅肉」的标签。
惊讶和不甘的情绪冲撞着他,他在青岛的酒店里闷头呆了一周,直到回到北京,依然难以释怀。后来,他说服自己:被淘汰说明心态和业务各方面准备还不够,要继续努力,提高实力。
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选秀热度迅速退潮,平台和经纪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成为巨大的黑箱。「红」到底是靠实力、努力还是运气,也成了争论不休的「玄学」话题。在个体之上,盘结着市场、资本、观众等难以掌控的变量。
潮水涨落,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那群男孩们,在行业的巨大起伏里冲撞、浮沉。有的人,以黯然或果决的姿态离开,而更多的人,和杨泰瑞一样,还在等待。
在这些故事里,离开和留下同样困难。
图/微博
失望
杨泰瑞很少哭,尤其是面对镜头时。在《创造营2019》被淘汰的现场,他憋住眼泪,直到录制结束,才躲进厕所哭了一场。「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我想,眼泪一定要留给成功那天,而不是现在。」
对成功的渴望,一开始是急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出道。
2015年,杨泰瑞高中毕业,去北京参加选秀节目,海选之后,就去了一家公司当练习生。那时,他对未来充满幻想,脑子里都是出道后的「风光」。然而,练习才一个月,他就对日复一日的训练生活感到厌倦,「天天都这么练,什么时候能出道。」
父母的观念很传统,催促他回家上大学,「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先有一个大学毕业证。」
失望的情绪和父母的压力让他放弃了这段练习生生活,回归校园,去沈阳师范大学念书了。但他始终放不下对男团的热爱,他又开始北京、沈阳两地跑,在训练和学习中反复切换。
到2017年底签约AIF娱乐公司前,他已经历经了几家公司,而每一次,都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直在说出道。上一家公司要出道,再上一家公司也要让我出道,但一直没在道上。」
杨泰瑞参加《偶像练习生》的第一次公演舞台
很多踏上这条路的练习生,和杨泰瑞一样,都有过出道失败的经历。朱匀一也是如此,2016年初,他和双胞胎哥哥朱匀天第一次当练习生,但才三个月,他们就离开了那家公司。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短暂而糟糕的经历。公司是第一次发展男团业务,管理混乱,「老板很有钱,但他只投钱不管,底下的人就一顿捞钱。」经纪人私吞经费,串通舞蹈老师做假帐侵吞课时费,在伙食等日常开销上也做了手脚。
经纪人买名牌包,配有助理,而练习生们,一开始,「伙食巨好,营养均衡,又加餐」,后来,伙食越来越差,变成了最便宜的盒饭,甚至只有「一份青菜,一份番茄炒蛋」。
最后,所有的练习生都离开了那家公司,朱匀一和朱匀天也一起走了。那家公司也没有再经营男团业务。
这段失败的经历让他对做男团偶像产生了怀疑,因此,当《新锐》杂志邀请他们去当练习生时,一开始,他们是拒绝的。
当时的负责人从北京坐高铁到杭州劝说他们,他们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答应和对方见面。和对方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们还是拒绝了邀请。
「没有别的理由,那个时候不想做男团,觉得没什么前途。」朱匀一说。
参加《偶像练习生》时意外受伤的朱匀一
魔幻
相较而言,李让的练习生经历显得顺利很多,他当练习生后不久就出道了。
2017年,他还是美国丹佛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在学校放春假时,他回成都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海选,顺利获得了成都唱区决战50强突围赛的资格。
为了继续参加比赛,春假结束后,他没有回去念书,「但是我刚请假的那一刻就被淘汰了。我当时就懵了。」
休学已经无法撤销,对偶像行业抱有「幻想」的他,决定在这段时间尝试一下不同的道路。正好,他在微博上收到了辰星娱乐招募练习生的私信,就去北京参加了面试。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比较闹腾,学校组织的春晚我都会上去唱歌跳舞,所以我就去了。当时肯定是有幻想自己会怎么样,因为觉得自己有天赋。当时真的蛮自信的。」他说。
面试顺利通过了,他被评为了B**,而辰星娱乐的培养体系是,如果被评为S级,就可以不交费上培训课程,其他**都需要交费。李让在交了6.8万后,成为了辰星娱乐的练习生,食宿自理。
在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后,2017年7月,李让成为了辰星娱乐预备男团成员。8月,他就和另外四名练习生组成了MAMA LAND五人男团,正式出道。
CNK男团。图/微博
不过,李让表示,他和辰星娱乐签订的是练习生培训项目的合同,经纪约是和同年7月成立的超能唱片签订的,后者的老板王有禄是辰星娱乐的股东 之一。
除了两家公司在资本上的复杂关系,在公司呆久了之后,李让慢慢发觉,有一些在他看来不太有潜力、并不适合走这条路的小孩也被招进了公司,这让他感到不满。「因为一个孩子一旦选了走这条路,就意味着他选择不念书了,不念书的话,未来的人生道路还是蛮(难)。」
他也反思,当初招他进辰星的经纪人,一开始对他很好,但是,对方是真的看好自己,还是因为业绩压力?
每招到一名练习生,这类经纪人就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提成。为了提高业绩,他们会在微博和抖音上到处给人发私信,还会经常在三里屯拉人去公司面试。有好几次,他戴着口罩走在三里屯,碰到有人问他有没有兴趣做练习生,他感到很魔幻。
另一桩魔幻的事情是,去年「3·15打假」时,有报道说这种练习生公司是在骗人,用大量底层的付费练习生供养顶层的免费练习生,还把他和娄滋博描述成了所谓的顶层练习生。
「我气炸了,真不知道去哪里说,我好冤枉。这个社会真是有苦说不清。当时我还在公司,我又不可能跳出来说什么。这很搞笑,好魔幻。」
李让。图/微博
查无此团
对于出道,李让没什么感觉,甚至觉得有点突然。「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出道的感觉,突然,很突然。其实我们当时就像学生一样,去那边(指公司)上课,也没有工资。」
出道后,MAMA LAND没有激起任何水花,团队成员也在不断变动,有成员退出,又有新的成员加入,由最初的五人团变为了七人团,名字也由MAMA LAND改为了CNK。
但通告依旧寥寥,说是已经出道,实际上,他们处于「查无此团」的状态,和当练习生时差别并不大。
当杨泰瑞终于跨过出道这道门槛,他也才发现,出道和他第一次当练习生时的想象并不一样。和当练习生相比,出道的区别并不大,「出道之后,没有任何名气的话,别人也不会觉得你出道了,可能还觉得你是个练习生。」
进AIF公司后,他和公司其他四名练习生组成了男团GOLDEN AGE,在2018年11月22日正式出道了。他形容那是「普通的一天」,出道的首张迷你专辑和MV在各大平台上线,他和队友们像往常一样在公司上舞蹈课。
他们告诉舞蹈老师,「我们今天出道了。」老师回:「哇,你们出道了。好,继续。」他们便接着训练舞蹈。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不红嘛,跟当练习生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得继续努力。」杨泰瑞说。
GOLDEN AGE男团。图/微博
出道之后的运营,对偶像团体能否走红,至关重要。短视的经纪公司急于变现,没有对艺人培训和作品的持续投入,而练习生在出道之后,也会因资源和人气的不够而感到落差,甚至面临着没有任何活动的实质性解散。
在《新锐》杂志那位负责人的反复劝说下,朱匀一和朱匀天还是和他们签约了。
签约之后,一切看起来很顺利。进公司两个月后,公司就安排他在内的几名练习生去韩国培训,并在韩国录制了出道单曲和MV。2016年冬至,他们发行首支单曲,以CATCHERS五人男团的形式正式出道。
但没过多久,当初的负责人就离职了,「《新锐》就是想赚快钱,它出道前投入了一部分钱,出道后就没有再对我们进行持续地投入了,就想我们赶紧挣钱。老板没有看到成绩,(就把那个负责人开了)。」朱匀一说。
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发过歌,通告也很少,「基本上也没有培训。每天我们也不知道干嘛,没有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很久。」不仅如此,根据朱匀一的说法,除了每个月的3000元生活补助,公司从不向他们结算任何通告费用。
他们不得不主动为自己争取资源。2017年10月,朱匀一和CATCHERS其他成员,为自己拿到了《偶像练习生》的海选面试机会。然而,面试通过后,公司反对他们参加这档节目。直到要给爱奇艺寄送合同的最后一天,老板才不情愿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CATCHERS在《偶像练习生》的初评级表演
朱匀一回忆,到11月初,公司给他们安排的宿舍租约到期,但没有续租,他们只好自己找地方住,直到12月去大厂参加《偶像练习生》的录制。后来,他们给老板发的消息也都得不到回复,「跟他说我们吃饭都吃不起了,每天吃馒头,他都不回我们。」
次年五月,朱匀一和其他成员向《新锐》杂志提出解约,「那时候,节目刚结束,我们肯定想有发展,他又不做你,放着你,那没办法,只能解约。」公司拒绝解约后,他们便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老板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们不想呆下去的,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他说,你以为你们的青春很值钱吗,难道我的青春不值钱。」朱匀一说。
回锅肉
CNK男团出道不久后,超能唱片安排他们去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海选,最终,李让和娄滋博、武连杰、覃俊毅4人通过海选,并在节目中获得了不算差的排名——都在40名以上。
他们终于摆脱了「查无此团」的窘境,但人气依然不高。李让回忆那段时间,除了在节目中排名最好的娄滋博,他和其他两人基本上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用偶像圈的专业名词讲,就是在家抠脚。」
团体活动也不多,而且基本上都是采访、电台节目或者颁奖典礼这类通告。直到2018年7月,公司才为他们推出了第二首单曲。
他只能继续参加选秀,寻找下一个机会。他连续两年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但都在海选就被淘汰,用他的话来说,必须要用显微镜才能找到他的镜头。
《中国新说唱》第二季
去年底,他还去参加了《少年之名》和《明日之子乐团季》的海选,都没有通过。今年,他又上了「有趣综艺新偶像」选秀《认真的嘎嘎们》,止步35名。
他把每次去参加选秀视为一次求职,即使不断被淘汰,心态也很平和。「有机会就去呗,都是他们邀请我的嘛。」
对于普通人而言,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求职或许会更加顺利。但对于吃青春饭的偶像行业而言,年龄越大,越「贬值」,不断参加选秀意味着不断「回锅」和「折旧」。
杨泰瑞也是如此,尽管他所在的AIF公司对男团的运营更为用心,出道一年,就为他们发行了三张迷你专辑,还拍摄了几个小团综,安排了粉丝见面会,但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成员们不得不再次投身选秀节目。
杨泰瑞和GOLDEN AGE的队友林染、唐心、李景泽,一起去参加了《创造营2019》,除了林染,其他人都是首轮即被淘汰。
之后,作为舞蹈担当的他,又去参加了《这!就是街舞3》。确定入围400强后,他用了四天时间编舞,随后赶到上海隔离了半个月,又在训练营里和其他几百位选手battle、训练了一周,最终才来到400进100的正式录制环节。
然而,他没有得到队长钟汉良的毛巾。第三次,他在首轮就被淘汰。正片里,他的镜头不足一分钟。
杨泰瑞。《这!就是街舞3》
这便是他被贴上「最惨回锅肉」标签的缘由,尽管他本人毫不介意。「回锅肉对我来说是一种骄傲」,因为「回锅」意味着「一种对梦想的坚持和付出」,「从来没有放弃过,还在努力。」
但行业永远欢迎新鲜的面孔。《青春有你》在选人时,就明确点名不要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选手。杨泰瑞本名杨羿,参加《偶像练习生》时,他用的还是本名,而参加《创造营2019》时,他改名为了杨泰瑞。
「因为杨羿这个名字不能上《创造营》。我出道名是Terry,想想要不就杨Terry,他们说英文名也不行。那就杨特瑞吧。我说别,杨特瑞不好听,就(取名)杨泰瑞了。」
如果参加选秀是求职,那么,不断被淘汰也就意味着失业。而失业,则意味着没有收入。无论是杨泰瑞还是李让,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来自父母。
AIF为GOLDEN AGE成员提供住宿,也会结算通告费,并给他们提供一定补贴,但杨泰瑞依然很难养活自己,「大部分资金都是家里面支持。」
超能唱片不提供食宿,直到从《偶像练习生》回公司大概三个月后,李让才开始拿到公司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到2019年5月结束北漂前,李让一共赚了不到两万块钱。
有一个月,李让接到了一条广告,赚了七千,加上两千元工资,那是他在北京两年挣到的最大一笔收入。「我当时觉得是巨款,有一种,妈,我赚钱了的感觉。」
李让。图/微博
不甘心
两年过去了,朱匀一和《新锐》杂志的经纪合同纠纷案依然没有开庭,这让他的发展更为困难。为了保持曝光,朱匀一会经常开直播和粉丝聊天,最近,他在琢磨怎么把短视频做好。
他尝试过在抖音上日更、隔天更,但更新频率提高后,观看量很低,粉丝增长也长期陷入了停滞。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工作机会少,只能是赚多少花多少,勉强养活自己。他也在考虑,要不要开一家网店,用其他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唱跳事业。「说白了,这个年纪赚钱很重要,不然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还怎么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呢?」
哥哥朱匀天已经决定放弃做idol,但他还想再试试,入行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刻始终是站在舞台上时。
他希望能有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看到——尽管他「没有觉得自己能红」。
朱匀一。图/微博
2019年,CNK组合解散,李让也离开了超能唱片。没有公司,也没有什么资源和收入,他一时之间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决定结束北漂,回家调整状态。
已经27岁的他,遇上有男团选秀节目邀请他过去面试时,还是会去试一试,但他也知道,机会渺茫,他不太可能再以男团rapper的身份出道了。
但他并不打算离开这行,「我对说唱有执念,是真地有执念。」他回忆起参加《中国新说唱》第二季海选时,满怀信心地表演了自己创作的《Let’s talk about it,shall we》,结果,潘玮柏没有给他链子,他被淘汰了。但他「一点都没有难过」,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复活。
他在体育馆等了两天,终于等到了复活环节,然而,被复活的人里,并没有他。「好吧,原来我又盲目自信了。」
他从2017年11月开始写歌,目前为止,已经出了22首歌。他经常会有错觉——「这首歌必火」,然而每次歌曲发布之后都没动静。「那就下一首吧。」现在,他已经在准备下一张专辑了。
「做音乐,慢慢来,基础实力我是有的。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做出自己风格的音乐,别人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歌。」李让说。
杨泰瑞也没有离开这行的想法。五年来,他认识的很多练习生离开了偶像行业,甚至退出了娱乐圈,但他很坚定,他一定要做男团idol。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rapper或者dancer,但我永远都只能说我是个idol。我从高中就爱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当练习生到现在,五年了,已经从虚荣心变成了一种坚持。」他说。
杨泰瑞。图/微博
高中时,杨泰瑞开始喜欢韩国的偶像文化,粉上了权志龙和防弹少年团,开始在网上找他们的视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模仿、学习他们的舞蹈。
高二时,他拉上班上四个同学给他伴舞,在学校表演了权志龙的《Crayon》,台下的欢呼和之后走在学校被人知道的感觉,让他喜欢上了站在舞台上表演。
当他真正当了练习生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被跳舞和说唱占满,「我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这些笼罩了。」而付出的时间越长,经历过越多次失败,他就越发坚定——因为不甘心。
「付出这么多年,身边的人换了又换,说的话永远是那一句,你真的很优秀。但你却迟迟得不到什么回报,反倒会多一份坚持。」杨泰瑞说。
GOLDEN AGE出道后的舞台首秀是2019年6月,在郑州。他们表演了三首歌曲,台下,粉丝们做着他们团的应援手势「GOLDEN AGE宇宙第一好」。
杨泰瑞感到非常幸福,「我最开心的就是能上台表演。」
采访结束后,他以标准男团的九十度鞠躬对我说「辛苦了」,「姐姐,祝我们这两年能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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