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玩我一个人(一起玩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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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钊(化名)已经许久没有走出卧室的门,像被困住了,父亲郑立书也走不进他的心。郑立书把原因归结为“网瘾”,过去13年他想尽办法,都失败了。郑立书想不通,是哪错了?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何锴 视频编辑 吴佳颖 调色 江勇 后期 祝碧晨(15:36)
27岁郑钊的生活不到“十平方米”。
他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弯着身子,躺在床上玩游戏、看视频……父亲郑立书说,六年了,儿子没有工作,不出门,从不跟人说话,生活成了一座孤岛。
起因于2010年初春,上初二的郑钊沉迷网络游戏,继而休学。
郑立书带儿子看心理医生、带着去旅游,甚至把他骗进网戒学校,只为让儿子重返校园。他始终记得,儿子成绩优秀,老师甚至评价他“考清华北大不是梦”。
离开网戒学校,郑钊写道:“人生是一个不断被规范的过程,规范的标准是人类世代传承、改进而来,但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斥着条条框框的环境中,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郑钊10年前留下的文字。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何锴 摄
儿子考“清北”的希望破灭后,郑立书期待他起码能自力更生。2017年5月,在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读了一年半后,郑钊再次“休学”,彻底躲进了一个人的世界。
郑立书无法理解儿子的“隐蔽”行为,“不学习、不工作,不社交,活着的乐趣是什么?”他把儿子的“沉沦”归咎于网瘾。2021年8月到2022年4月,郑立书骑行了大半个中国,宣传网络游戏的危害,完成了一种情绪宣泄。
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没有兴趣或意愿上学、工作,症状持续超过三个月,不包括患有精神分裂症、智力迟钝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群,被称为“隐蔽青年”。郭娟从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群体,她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她介绍,日本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其1998年出版的《隐蔽青年:永无止境的青春期》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之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展开了对该群体的研究。
郑立书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关注到这个群体和背后的家庭,帮助他们一起寻找解决办法,让“隐蔽青年”回归社会。
“十平方米”
3月28日,湖北省麻城市区一栋民房里,阳光从窗帘缝隙透了进来,房间还是很暗。
这个约十平方米的空间,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个化妆台。郑钊穿一件蓝色棉衣,侧躺在粉色棉被里,眼睛直盯着手机屏幕,消瘦的脸上面无表情。手机里播放着视频,声音很轻,坐得近也听不清。
郑钊退缩在他十平米的房间里。
自2017年5月,从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休学后,郑钊已在家里“躺”了五年多,饭菜都是由父母送进房间。郑立书夫妇跟儿子搭话,郑钊低着头玩手机,头都不抬一下。郑立书的妻子张丽说:“偶尔一两次,她给儿子送饭时说‘今天炒了什么菜,都是你喜欢吃的’,郑钊会抬头看她一眼。”
张丽记得,上一次郑钊说话,是因嫌她啰嗦,朝她大吼一声“好烦”。
“他吼出来还好一些。”张丽说。
3月29日,郑立书走进房间,想跟儿子聊一聊。他站在床边,说起了他们这十几年的经历,骗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强迫儿子进网戒中心……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
“我们也是从小孩走过来的,也做过很多错事,人没有不做错事的……”郑立书对着躺在床上的儿子说。
郑钊不回应,依旧盯着手机,却悄悄地把视频声音越调越高,以示抗议。郑立书也提高嗓音,自顾自地说着。突然,郑钊生气了,拍了一下东西。郑立书吓坏了,立即闭嘴,离开房间。
郑立书后来解释,他本想把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以及这几十年的经历都跟儿子说一说。此前,他去广州、武汉等地参加家庭教育培训,老师建议他多跟孩子沟通,还有的建议他学会玩游戏,用游戏角色去跟儿子沟通,但郑立书怎么都学不会玩游戏。
自13年前,儿子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愿再去学校读书后,父子俩再也无法正常沟通。
近几年,郑立书发现儿子不洗澡、刷牙,也懒得换衣服,越来越颓废。他不知道,儿子遇到了什么问题,又到底有什么困惑。
去年6月15日,麻城市精神病康复医院诊断郑钊为“网络成瘾”,建议监护好其治疗,加强学业、职业、生活,以及社会功能康复训练。郑立书发现,儿子以前玩游戏还会笑,这两年整天面无表情,猜测其可能患抑郁症了,想送他去精神医院治疗。
3月29日,郑立书小心翼翼再次走进房间,询问送他去精神康复医院的意见,因为他不想再强迫儿子。郑钊依旧一声不吭。
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张瑾觉得,网瘾只是郑钊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把他送去精神医院治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此前接触过不少类似的群体,他建议孩子没有自残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话,跟家人在一起会更合适一些。
从“尖子生”到不被注意的学生
1996年6月出生的郑钊,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很长一段时间在广东打工。小学四年级以前,郑钊在村小读书。郑钊的爷爷是退休工人,每天早晚接送郑钊读书。
当时的数学老师郑启金印象中,郑钊有些贪玩,但自律性强,极少迟到、缺课。郑钊唯一一次迟到,是因为前一天作业做到太晚。“郑钊做事认真,作业做不完不肯去睡觉。”郑启金回忆郑钊爷爷当年的讲述。
大六岁的堂姐郑慧记得,堂弟郑钊喜欢跟同龄人玩弹珠、折纸……多次被人欺负,哭着跑回家,她和爷爷去找对方孩子或者家长沟通。
不过,在郑立书夫妻俩记忆里,儿子从小聪明、懂事,几乎从未在父母面前哭过。他们每次回家,都会给儿子买遥控汽车、飞机等。郑钊喜欢把它们拆解,又重装,一个人玩很久。
父子俩早年的合影。
每年寒暑假,他们把儿子接到广东,或者一人回老家陪儿子。2004年春天,为了方便照顾孩子,郑立书回到老家,在老家做起挖沙生意。第二年秋天,他把儿子送进了麻城市一家私立学校,半个月回一次家。
张丽后来回想,去市里读四年级时,儿子才9岁,慢慢变得不太喜欢说话。但因他成绩突飞猛进,墙壁上慢慢贴满奖状,夫妻俩很高兴,忽略了儿子的其他变化。
郑钊拿的奖状。
那时,郑钊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四五年级班主任老师徐金玲印象很深,郑钊个子不高,比较安静,喜欢看书、下象棋,自己做自己的事,成绩在班里前几名。
彼时,郑立书刚做挖沙生意不久,经常设备出了问题,熬夜也要修好。郑立书说,他去学校看郑钊,问他在学校还习惯吗?学习有什么困难?儿子总回答他:还好。
有一次,郑钊没考第一名,回家对父亲说,下次一定要超过考第一的同学。同学赵吉印象里,郑钊好胜心强,看重学习成绩,同学找他玩,他也愿意一起玩。
2008年秋天,郑钊升入初中,进入了尖子班。一个年级十来个班,有两个尖子班。同学陈子敏记得,郑钊初一成绩不错,是班上前几名,初二成绩有些下滑。陈子敏跟郑钊住一个寝室,他说,郑钊床单和被子总收拾得整整齐齐,那时别人的被子都很凌乱。
那一年,郑立书花四千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回家,想着他查资料方便些,也希望对儿子学习有所帮助。
一开始,电脑没有联网。郑钊放学回家,就会在家里玩一会儿单机游戏。第二年,电脑联了网,郑钊一回家,就呆坐在电脑桌前玩游戏,睡觉时间从八点推迟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周末和寒暑假,郑立书忘记断电时,他甚至会玩一个通宵。
初二班主任李伟锋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称:郑钊属于不被注意的中等生,成绩在班级一二十名、年级二三十名左右。他记得,2009年10月,初二上学期,郑钊因感染甲型H1N1流感住院了一段时间,返校后成绩略有下降。李伟锋印象里,“他可能产生了自卑,跟同学慢慢疏远,逃避到游戏中去。”
初二下学期开学,郑立书叫儿子洗头、理发后去学校。郑钊在玩游戏,先是说“等一下”,之后便不再理睬父亲。郑立书拉儿子进了理发店,郑钊突然说:“今天剪了头发,我就不上学!”张丽说,儿子从小就不愿意理发,性格跟他爸爸一样倔。
他们都没有料到,那一次后,郑钊便不愿意再去学校读书。
戒“网瘾”
张丽从广东辞职赶回家,依旧没有办法劝动儿子。
“你说什么,他都不理不睬,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张丽说,那一段日子,她很难受,甚至想过一死了之。转念想到自己从小没有妈妈,不希望儿子也没有妈妈,就觉得无论怎样都要坚持。
郑立书把家里的网线断了。张丽有时凌晨两三点醒来,看到郑钊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她问儿子:“你怎么还不去睡觉?”郑钊不看她,也不搭话。
张丽回忆,自儿子初二辍学后,几乎没有再叫过他们一声“爸爸妈妈”。
不久,郑立书干脆把电脑送了人,把家里的有线电视也断了。郑钊于是整天待在房间,看爷爷此前买的武侠小说。郑立书几次请郑钊的同学、老师到家里来,希望他们跟郑钊好好沟通,劝他回校,并没有用。
为了让儿子走出房门,郑立书后来买了一个台球桌放在院子里。郑立书记得,那一段时间,儿子打台球很开心,有说有笑,但他依旧不愿回学校。有时,郑钊会跟来家里的小伙伴,或者父母一起下棋、打台球和羽毛球。但时间一长,他又缩回到了房间。
有一次,郑立书让朋友的儿子约郑钊一起出去游玩,郑钊同意了。他们一起去了黄州游玩,过后,郑立书带着儿子去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张丽说,郑钊一个人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出来后,心理医生告诉他们,郑钊一句话也没说。心理医生建议他们,多跟孩子沟通,多陪伴孩子,带他出去走一走。但此后,郑立书想再带儿子出去旅游、散心,郑钊都拒绝了。
夫妻俩没办法,跑去烧香、拜佛。听算命先生说老房子风水有问题,他们就拆掉了老房子,用剩余积蓄新修了一栋三层楼房。
2011年春节过后,郑钊突然同意返校,但要求换一所学校。
他进入镇上一所公立学校,继续读初二,每周回一次家。张丽记得,学校老师说郑钊,成绩很好,有点孤僻,生活很节俭。张丽后来才知道,郑钊用生活费偷偷买了一部手机。
只要儿子愿意去学校,夫妻俩便默许了他用手机。但没过多久,郑钊去学校的时间越来越晚。张丽有些担心,问他遇到什么问题,郑钊从不回答。
临近期末考试,郑钊又不愿意去学校了。
郑立书很生气,认为一切都是网络游戏惹的祸,没收了儿子的手机。郑立书说,那一次,他把儿子从二楼沿着楼梯踢到了一楼,看到儿子掉了眼泪,他也很难受。后来,郑钊以绝食反抗,三天三夜没有吃饭,郑立书又把手机还给了儿子。
2012年初春,郑钊把儿子骗进了江西庐山一所网戒学校,决心帮儿子戒除网瘾。
一个星期后,郑立书收到儿子来信,说知道自己错了,会改正,很想念爸爸妈妈。夫妻俩看到后很高兴。两个多月后,郑立书夫妇去学校参观。张丽记得,儿子看到他们后,高兴地叫他们“爸爸妈妈”,还在车上唱起了歌儿。
那些来信,是按网戒学校范本写的,并非他的真实想法。郑钊后来用文字向母亲控诉:
卓尔(网戒学校)是一个让人麻木的地方,先是麻木肉体,再是麻木精神。知道让别人逼着每天做些又苦又累又不情愿做的事的感觉吗?先是想反抗,结果打又打不过,再是想逃跑……知道让一个体质一般的少年连续(无)休般锻炼,就像劳改犯一样地过五个月是什么感觉吗?哪里会有什么多的感受,那是凭空捏造的。(没看那些信一个星期一封,而且都在周末写的么,是规定好的任务。)哪里会锻炼什么意志力,那是让人冷血无情的炼狱。我所思念的家,终究只是我心中的那个“家”罢了。
郑钊写的信
沉默与反抗
从网戒学校回来后,郑钊主动提出去补课。
那一年,他又换了一所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没过多久,张丽发现,儿子一到周末,总跟爷爷待在一起。她后来才知道,郑钊用爷爷手机在看网络小说。
半年后,郑钊又不愿意去学校了。
郑立书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此前的网戒学校,让对方把郑钊带回去继续戒网瘾。他记得,当时来了两位老师,上车的时候,郑钊挣扎着不愿意去,他们强行把他拉上了车。
两个月后,郑钊被接回了家,又换了一所学校。
张丽说,儿子成绩依旧很好,但总是独来独往,“他应该内心感到孤独。”4月初,张丽回忆点点滴滴,很后悔,儿子小的时候,她选择外出打工,没有陪伴在他身边。
郑立书发现,儿子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游戏装备,甚至构思了游戏的框架和理念。堂妹郑佳佳记得,有一次,表哥玩一款新游戏,她问对方是什么游戏,郑钊给她介绍,还帮她手机下载了这款游戏,创建了人物名称等。
郑钊在纸上写满了游戏里的技法和灵丹妙药。
郑佳佳和郑钊一起玩过王者荣耀,发现堂哥在游戏里也极少跟人聊天。不过,她后来看见堂哥在线,几次邀请对方一起玩游戏,都被拒绝了。
郑立书至今都无法理解,他没有不准儿子玩手机,但他沉迷于游戏,总是玩着玩着就不愿意去读书了。后来,他把郑钊送去了文武学校,“那里既可以戒网瘾,又可以读书。”
读了两所文武学校后,郑钊考入了一所普通高中。在普通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他又不愿意去学校了。郑立书只得强行把儿子送去了江西一所文武学校读高中。
郑立书至今记得,到江西学校门口时,郑钊下车后,跑得无影无踪。后来,学校的老师在附近的一个网吧里找到了他,把他带回了学校。
很长一段时间,张丽都在猜测,儿子到底是对人没有了感情?还是在心里怨恨父母?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沟通?直到有一次,她跟儿子谈心,说起他们从前的岁月和艰辛。郑钊默默无语,掉下了眼泪。她才知道,儿子心里都懂,只是不愿表达。
2013年初,郑钊在日记中写道:未知何时起,不满于尘世,而又无力改变,最终只得混迹其间。冷眼旁观,默默无言。回首忆往昔,好吃懒做,思想粗陋,自以为浊人一个,神思起伏,明灭不定,苟且偷安,不知所念为何,心有欲而依无恋,万绪飘飞如天马行空,不知所想为何,难!难!难!唯寂寂兮仰天叹!
那一段时间,郑钊想过以写作为生,他写过:本人立志著书半载余,然系新手,数次尝试,无奈经验不足……长相坚持,所益非浅。但他似乎并没有坚持。
郑立书没有看过这些日记,也没有见到儿子写的文章,他一心想着儿子考名牌大学。直到高考那年,这位固执的父亲突然对儿子不抱希望了。他给了郑钊一点钱,送他到火车站说,“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再强迫你了,你干脆出去找工作吧。”却没想到,郑钊自己回了学校。
郑立书很高兴,去学校找了一份临时工,可以帮儿子洗洗衣服、被子,多陪伴他。当数学老师告诉他,郑钊上课几乎没有看过黑板时,他心凉了半截。
2015年高考,郑钊以三百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那一年,因挖沙生意不景气,加上父母接连过世,郑立书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设备,以及车辆,一把锁锁住了家门,和妻子一起去了武汉打工,以防儿子从学校跑回来,天天躺在家里玩游戏。
大学第二年,郑钊辅导老师打电话给张丽,说郑钊天天待在寝室,不去上课。张丽去学校后,问儿子为什么不去上课?还要不要读书?郑钊不回答,只点头和摇头。张丽最后给儿子办理了休学。
此后,郑钊没有再返回学校。
骑行与隐蔽青年
离开学校后,郑钊去武汉父母工作的修脚店帮过忙。
做了半个月,郑立书总说儿子不爱干净,头发油腻,会让客人不舒服。很快,郑钊又不愿意做了,躺回了床上玩手机。
疫情期间,一家人回到麻城农村老家。张丽在市里一修脚店工作,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凌晨,再骑车回家,每月工资三千多块钱。郑立书没有工作,陷入了迷茫和焦虑中。
2020年8月的一天,离他们家里不足200米远,一名高中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自杀了。郑立书感到震惊,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什么。
2021年8月到2022年4月,郑立书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戴上头盔,自诩为“林则徐转世”,身穿红色马甲,马甲背后写着“关停网络游戏,救救网瘾家人”。他这样骑行了大半个中国。
郑立书认为,儿子变成现在这样,罪魁祸首是网络游戏。他前往北京多个部门反映情况,递交了400多份受害案例,希望政府出台更严厉的“防沉迷”规范,彻底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希望他们家的悲剧不要再重演。骑行期间,不少家长跟他诉哭,讲孩子如何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甚至不能大学毕业……
郑立书心里清楚,他做的这一切对儿子没有任何意义。“哪怕现在游戏平台关闭了,他(儿子)也不一定能够回归正常。”郑立书说,他心里憋得慌,去外面吼一吼,会好受一点。
在路上,他看到几个年轻人躺在路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由悲伤地想起,六年了,儿子没出过家门,饭菜都得给他端进房间,他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郭娟的论文《家庭关系的视角: 隐蔽青年研究的可能路径》中谈及,家庭为隐蔽青年提供了隐蔽所需的物质条件,包括饮食等日常用品、 电子产品和网络。“父母对孩子惰性等其他退缩行为的高度容忍, 阻碍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例的识别以提供及时的干预和帮助。”
张瑾接触这个群体有十来年,他觉得,像郑钊这种“与世隔绝”六七年的隐蔽青年,与父母又无法正常交流,想要走出来,需要通过长期的陪伴与沟通。
张瑾觉得,如果当地有服务机构和专业的志愿者,可以慢慢尝试跟他定期保持联系,“不一定要让他用语言表达出来,扯一扯或者动一动你的脚或被子,让我感受到你听到了。”
他还建议,如果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或场合,可以让隐蔽青年去过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比如父母帮着短租一个房子,看他能不能独立生活,这样慢慢地走出“隐蔽”状态。
不过,郑立书至今也没有找到本地相关的专业组织和机构。
今年年初,考虑妻子回家不方便,他在麻城市租了两室一厅,一年房租六千多块钱。儿子也搬进了出租屋,依旧每天不出门,窗帘关得严严实实。
郑立书夫妇想过再生一个孩子,但因一些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两年,郑立书晚上失眠,白天提不起精神,觉得自己也抑郁了。
有亲戚、朋友建议他们不要再管儿子了,自己搞点钱养老,但郑立书不愿意放弃儿子,“放弃了他,我们这个家庭就彻底完了,是不是?”
(文中郑钊、张丽、郑佳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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