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发现甲骨文历史考古之谜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标题《发现甲骨文》，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刘周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刻辞卜甲，这样一版完整的龟甲十分难得，多数龟甲出土后即破碎成小块
大地的秘密
走进罗琨的家，北京朝阳区街道的喧闹立刻被摒除在身后。年近80岁的老人独自生活在这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楼里，家具和陈设是最朴素的款式，一切空余的空间都摆满成套的书籍——甲骨金文和历史考古。屋内的每一张家庭合影、回忆册，也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变换。不仅罗琨自己，她的丈夫、父亲母亲、叔叔舅舅、祖父外祖父，都与甲骨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户隐匿在平凡居民楼的住家，仿佛是一处时空的飞地，通往甲骨文——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的世界。
提及自己研究的某处甲骨文内容，罗琨总能迅速起身，在几个屋子之间穿梭寻书，也许是十三卷本《甲骨文合集》中的一册，也许是《殷墟文字甲编》《乙编》《丙编》中的一册。这两套书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一页页影印着各自收藏的甲骨的拓片和照片，总数均达数万片。除了大型图书馆，这两套书极少会在寻常人家里出现，每一册都十分巨大，罗琨搬动起来稍显费力，却熟悉书页中内在的路径。
所谓“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绝大多数是商代的占卜记录。中国古史叙述中，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之后，便是夏、商、周这长达约两千年的“上古三代”，然后迎来秦始皇大一统。
商朝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一向被认为是最重鬼神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朝代。商人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商王提出自己想预测的事件，背面经过钻凿的甲骨在暗火灼烧后开裂，甲骨正面显现出不同的纹路，经过专门的解读，凶、吉得以昭显。兆纹通常是一个竖道，一个横道——这是“卜”字的来源。占卜记录就刻在当次占卜所用的甲或骨上，由此形成了大量的甲骨卜辞。
罗琨翻出《甲骨文合集》，指着一幅拓片举例释读：“《合集》10405是一条故事性强的卜辞，商王武丁要去田猎，卜辞记载武丁亲占，将有灾祸。次日出猎，果然出了车祸：小臣驾的车车轴断裂，马撞上岩石，殃及王车。甲骨文‘车”为象形字，文中用车轴断裂、两轮错位的车形表示出事故的车，而用车厢、车轮、车轴完整的车形表示王车，非常生动。”
这位遭遇车祸险情的武丁王，是商朝相当特殊的一位国王。文献记载，小时候他在民间长大，看遍了社会百态。即位后，四边方国的袭扰愈加频繁，武丁似乎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文献还记载他“三年不言”，这个传闻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引起困惑，《论语》中子张去问老师武丁为什么不讲话，孔子只给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答复：不只武丁，古人大概都是这样吧，也许是因为丧父之痛。其实孔子感慨过，因为“文献不足征”，商代的事他也弄不清楚。
孔子比武丁晚大约700年，那时人们对商代就只有模糊的认识了。在甲骨文发现之后，人们才得以进入一个丰富的商代世界——卜辞中记载着战争的胜利、奴隶的逃跑、流星雨的爆发、国王的梦境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中国文人对历史有极浓厚的兴趣，可历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却从未提及过甲骨文的存在，因为它们直到清末才被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罗琨的一家都与甲骨文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3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罗琨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参与《甲骨文合集》的编纂。不同于古埃及文字历经数百年才得以破译，因为中国文字的连续性，甲骨文出土即可被部分识读。也不同于“一块”罗赛塔石碑带来戏剧性突破，甲骨文的难点在于作为整体的“一类”文字遗物，不同卜辞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可被发现的十多万片存世甲骨流落于不同的国家，收集、辨伪、缀合、归类，出版拓片、释文就成为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罗琨所参与的《甲骨文合集》正是这样的基础工程，从1956年启动，到1982年完成，这十三巨册（不含释文、补编等）图书凝聚了几代古文字学者的心血。
参与这项工作对罗琨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她的祖父罗振玉推动完成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出版，使甲骨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并因其开创之功，和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罗琨小时候，常见父母一起给家中收藏的甲骨做拓片——父亲罗福颐、舅舅商承祚也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罗琨从小把学习传拓技艺当作一种有趣的游戏。不过她对祖父几乎一无所知，父母从不提起祖父，决定学考古是罗琨中学时自己受到苏联发掘花剌子模遗址的影响。在北大的考古学史课堂上，罗琨才第一次确知自己的祖父与这一切的关系。
罗振玉第一次接触到甲骨的实物，是1903年在朋友刘鹗家中，他不禁大为感慨，事后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地泄其密，这不仅仅是罗振玉初见甲骨的心情。相比于甲骨文本身的历史，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出奇地短暂。如果把甲骨文存在的时间比作一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存在不过是最后几十分钟内的事情。这种材料孔子不得见、司马迁不得见，而今人有幸研究，确乎“密”与“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库房。安阳工作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支考古队
“龙骨”与古董
甲骨文能够浮现于世，和中国人对文字的敏感不无关系。1880年前后，河南一个村子的农民在耕种时，不时翻出一些带字的骨头。虽然后续的考古发现，早至隋代人们就从地里挖出过甲骨而无意中将其混入墓葬里，但直到清末古董商在安阳大肆活动，加之清末学术的准备，甲骨真正被发现才具备了必要条件。
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骨头本被视作完全无用的晦气东西，然而上面写有文字，古董商这才“网开一面”，收走一些带去了京城，向老主顾们试售。曾有天津的两位穷书生王襄、孟定生与古董商就此有过交流，不过要到1899年，这些“字骨头”到了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手中，其命运才被改变。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领导者，身居此位的王懿荣具备深厚的金石学功底，他看到甲骨后颇为震惊——上面的文字早于任何已知文字，但又与周代金文、战国文字之间有着显然的联系，于是命古董商们回去大举收购。
以往一直流传农民将甲骨当作“龙骨”卖给中药铺，王懿荣患病买药而发现甲骨，这个错漏颇多的传说虽至今日仍有人津津乐道，但已被学界证伪。罗琨考证，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200余字中有五处事实性错误，是“小说家之言”。当地农民确实曾把一部分甲骨冒充龙骨售卖，但有字的会全部铲去，因为刻了字的“龙骨”被认为年代不够久远所以疗效不够而被药铺拒收——药铺商人也对“文字”与时代间的关系有着一种朴素的认识。至于字实在太多铲不干净的，农人直接填入枯井丢弃。
历史并未给王懿荣留下探索的时间。当时正值义和团之乱，王懿荣政务繁忙，只有在下朝之后才能让仆人拿小盘子承放一两块字骨头把玩。几个月后，八国联军进攻京城，王懿荣被临危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参与京城防守事宜”。联军攻破北京城，他留下“义不可苟生”的遗言，谐夫人与儿媳服毒投井。王懿荣死后，其子变卖家产，他的数千块甲骨被其友刘鹗收购。刘鹗也是甲骨学史上一个关键的过渡人物，在晚清变革时代，他对新鲜事物充满无限好奇——研究数学、水利、医学、音乐、矿产，做官、经商、搞学术，还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老残游记》。这种新奇的龟甲兽骨文字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刘鹗释读了数十个甲骨文常用字，并意识到这些文字也许就是商代文字。但他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或许是让自己的朋友、亲家罗振玉参与其中，甲骨研究由此发生了大的转折。

观众在建于殷墟遗址内的博物馆参观甲骨，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阳殷墟每年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
罗振玉彼时40余岁，正是人生壮年，此前经历了引进现代农学、教育、办报等一系列尝试，很快将要去京城任职于学部——正是在清末改革中替代了国子监的机构。相比于刘鹗，同样精通金石学问、喜好古物的罗振玉对史学更为专注，文物观念也更现代。他深知此时的当务之急不是自己再多释读出几个字，而是尽快刊布资料，发动更多人的力量来调查、研究。这种意识在当时只把文物当作私人收藏的年代是极为难得的。
在罗振玉的鼓动下，刘鹗当年就把手中三四千片甲骨精选一部分拓印出版。刘鹗字铁云，取书名为《铁云藏龟》，立刻引发了学界震动，甚至在华传教士都加入了搜集甲骨的行列，据传甲骨片一度到了论字计价的程度。
在罗振玉为《铁云藏龟》撰写的序言中，“甲骨”一词尚未出现，他以“龟板”称呼，至于上面的许多文字内容是什么，就更加有待研究了。甲骨文给当时的人带来了许多疑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忽然看到这许多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谁能保证一定是“山川效灵”的馈赠，而不是某种误会或骗局呢？对文字的研究一直是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重中之重，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自宋代就开始，形成了一整套金石学体系，文人阶层对竹简、帛书上的文字也有认识，但骨头上刻字则是闻所未闻。当时就有人公开说，那一定不可能是龟壳，其实是一种不同形状的竹简，不信的话“化验便知”。大学者章太炎也不相信甲骨文的真实性，认为肯定是古董商或罗振玉自己伪造出来吸引眼球的。
虽然罗振玉不必去回应这些质疑，但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巨大的困惑：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甲骨就那样突兀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京城古董商贩们手中。

图中两块牛骨分别是三千多年前使用过的卜骨（左）和现代的牛肩胛骨（右）（蔡小川 摄）
《铁云藏龟》中根据古董商们的说法，提到甲骨出自河南汤阴，1909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一文，就是沿袭此说。然而收藏经验丰富的罗振玉心里清楚，古董商没有说真话。关于这一点，以往通常认为是古董商为了垄断独家货源有意误导，罗琨则根据时人回忆指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王懿荣授意让古董商隐瞒。罗琨说：“王懿荣‘命秘其事’，这是传统收藏家为垄断新奇藏品的心理造成的。后人为尊者讳，让身份地位低的古董商替王懿荣‘背锅’。”
无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隐藏着秘密，汤阴都只是一个烟幕弹。搞清楚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是任何一位把甲骨文视作可以“证经补史”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学者必然关注的，也成为了罗振玉下一步的主要目标。

安阳市民在钟鼓楼内。安阳城历史悠久，在三千年前更是东亚大陆最繁华的城市（蔡小川 摄）
初探安阳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魏晋时期的向秀为表达自己怅惘踌躇的心情，以古喻今，在《思旧赋》中引用了“悲麦秀于殷墟”的典故。“麦秀”说的是商朝被周灭亡以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去朝见周天子，路过曾经商代的国都“殷”，只见宫室皆毁，曾经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只有麦田油油，心中悲慨难平作成《麦秀歌》。此后“麦秀”与“殷墟”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怀念往昔或抒发亡国之愤的经典意象。
可是，殷墟究竟在哪儿？
据今天的考古学证据，商代的殷都城一度生活过十余万居民，在三千年前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箕子就是商代人，他还活着时，偌大一个殷都竟然就已成废墟，原有的城市显然遭遇了某种巨大的变故——天灾或是人祸。时间推移，殷墟渐渐成为了只存于诗歌中的遥远想象，没有人真的再见过它。
殷墟是曾经商王朝的首都，这些“龟壳文字”目前看起来又很可能是商人的遗物，二者会不会有些联系呢？
第一条寻到殷墟的记载，是1911年的一份日记：“宣统三年二月十七日，雪……夕抵鄣德。”这一天，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凌晨1点起床，从北京前门车站出发，沿京汉铁路，傍晚抵达500公里外的河南鄣德府，鄣德即安阳旧称。罗振常是代暂时无法抽身离开京城的哥哥而来的。罗振玉当时已经弄清楚了：甲骨文出自安阳，这里是历史中的“殷墟”。

游客参观安阳殷墟遗址（蔡小川 摄）
1906年赴京城任职以后，罗振玉更加有条件利用自身关系多方打探甲骨文究竟出自何处。和古董商周旋数年，罗振玉听到了无数地名，直到1908年前后，据称是在“软硬兼施”之后——具体的情形没有确证已不得而知——一位古董商吐露出“安阳小屯”，罗振玉知道，自己找到答案了。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傅瓒注：“洹水，在今安阳县北。”自北宋以来安阳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宋代《考古图》中注明一些青铜礼器出自商代的“河亶甲城”，而《鄣德府志》指明：“河亶甲城即安阳。”今天看来，这是把商代早期都城“河亶甲城”和晚期都城“殷”搞混的错误记载，但它们正好“负负得正”地指明：安阳一带和商代的一个都城遗址地域重合。
不同于西方考古学家探索玛雅等古文明，在丛林中深入，忽然拨云见日般发现一座古城，场面足够戏剧性。中原大地长久以来有频繁的人类活动，而且中国古代建筑木质材质无法保存太久，所以上古时期地表以上遗迹到今天都荡然无存。那些曾经繁华的都城在地层堆积的作用下被埋入地表以下，非深入发掘不得见。线索层层缠绕的历代文献，各种偶然原因导致的器物出土，成为揭示遗址地点的两种关键信息。
虽然古董商们的秘密不可能永远掩盖，罗振玉毕竟第一个确认了甲骨的出土地。在那样一个时局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些事情发生得早一些晚一些，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殷墟的发现意义极为重大，人们终于搞清楚了晚期商代都城究竟在何处，这就意味着许多遗迹遗物重见天日的时候也不远了。出土地点确定为殷代首都，也让罗振玉恍悟甲骨上频频出现的“祖庚、祖甲”等词正是占卜过程中对先王的称呼。这些甲骨，不仅是商人遗存，而且是商王室遗物。
替罗振玉前来安阳验证这些考据发现的罗振常一到旅店，老板便殷勤地前来问候，他不禁感慨北方旅馆老板真是热情多了，可四处的牲畜粪便肮脏不堪又是南方没有的。饭菜之中，北方人必有葱、醋二物，罗振常吃不惯，叫老板去掉了。罗氏一家是浙江上虞人，这些南北差异的小趣闻，均被他饶有兴致地记入日记。他这一次还顺道考察了那时还人迹罕至的洛阳石窟，感叹于古代文明的雄伟——三千年前东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在河南。
果然，安阳城内大大小小的古董商贩，正在大肆收购甲骨，也兼倒卖其他各类出土文物，虽然他们并不清楚为何文物偏偏出在这里。受此鼓舞，农民们在自家地中“发掘”甲骨补贴家用，不过“发掘”是季节性的，他们也有朴素的意识知道不能一次挖出太多，否则会造成贬值。很快，得到旅店老板消息的村民们就主动前来向罗振常兜售，甚至有小孩子拿着大人捡剩下的小甲骨片要卖给他。
罗振常不像其他古董商一样只收东西，还要求前往出土地点查看，仔细记录周边环境和洹河走势，甚至测绘地图，仔细询问出甲骨的区域，一一标注在地图之上。他终于得知，出甲骨的具体位置叫小屯村，距离城区约5里，不过30余户居民。“如掘得其处，则累累皆骨，不得则无一片。”罗振常记下有关甲骨出土情况的最早信息，由此判断：这些甲骨，在商代时就已被视作重要文档，是被有意埋藏或销毁于一些特定地点的，而不是随意丢弃。所以甲骨的发掘一定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只要有收获就会是大收获。这个行李中带着《地球发达史》《殷商贞卜文字考》等参考书的浙江访客，成为了第一位来安阳搜寻历史宝藏而不只是古董宝藏之人。
在安阳的两个月里，罗振常所获颇丰，四处寻买带回了大约1.3万片甲骨，带的钱花光后便离开了安阳。回头来看，这是惊人的数字——今天学界认为存世甲骨共约16万片，其中1928年以后考古发掘得到的甲骨一共不过3万余片。罗振常单枪匹马，两个月的时间竟然获得1万多片，这是何等幸运，又是何等遗憾——就像中国近代史上其他许多流散的珍贵文物，越早越容易获取，可往往需要时间人们才真正认真对待。
1911年10月，罗振常结束考察不到三个月，他和大哥罗振玉的人生随着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迎来转折点。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罗振玉是坚定的保皇派，于是带上全家老小“亡命”日本。罗振常也与大哥一家同去。
坐拥数万片甲骨，罗振玉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甲骨藏家了，但这批宝藏中的内容还有待破译。此时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天才的帮助，这位天才和他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祖先的名字
寓居日本京都的罗振玉，发现卜辞中“亥”这个字不止一次出现，这使他联想到一个古代人物“王亥”的传说。
《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夏商之际，有一个叫“王亥”的人，双手操鸟，善于“服牛”，常赶着牛群从事贸易活动，他是商人的始祖。不过，王亥这个名字在其他典籍中几乎没有出现过。长久以来，人们只把这当作一个传说而已。
罗振玉把这个线索告诉了那位同往日本的年轻同伴——王国维。13年前，21岁的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找到一份工作，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学日语，几次来往，罗振玉注意到了他的才华。当时王国维是个感性、浪漫的年轻人，对中学和西学都很有兴趣，他潜心研究叔本华、康德，也评析《红楼梦》。罗振玉相信，如此才气若能利用到经史学问之中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于是资助他的生活，引导他进行了学术兴趣的转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介绍，通过罗、王往来信件和互相修订的论著手稿可以看出，二人在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在日本期间，罗振玉每逢研究有心得，都会随时写信告知王国维并征求意见。罗振玉还一再鼓励王国维充分利用自己所获的甲骨开展研究，认为能对这批意义重大的全新材料做出突破“舍公外无第二人”，希望他“幸屏他业，以期早日成就，何如？”。满腔热忱与殷切期望，跃然纸上。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左）和罗振玉（右）
充分的古典文献基础，天才般的贯通能力，在日本寓居时良好的学术环境，王国维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展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全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妙的联系。看来在商人自己的年代，他们就认同鸟是其图腾。罗琨介绍，目前掌握的信息大致可复原如下：早期的商族畜牧业相对发达，作为部落首领，亥要和其他氏族沟通、用牛羊做贸易，可在这过程中亥遭遇不测，他的弟弟王恒继承领袖职务、接受了血债的偿金，并为自己谋求私利，亥的儿子微却坚持追讨血债，伐灭了仇敌，并在亲属间展开一场权力之争，打破了部落推举领袖的传统方式，商族国家由此建立了。若干年后逐渐壮大的商族推翻了夏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傅斯年事后评价，王亥这个人此前“不特是死的，而且如鬼”，王国维让他“活了回来”，且背后蕴涵着学术思路的重大发展。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等的价值。“纸上材料”可信与不可信的标准不再是它们是否为经书和正史，而是能否与“地下之新材料”所反映的古代历史和制度的真实面目相符合。韩巍告诉我：“王国维这种对所有古书‘一视同仁’的态度，正是现代史学处理史料的出发点，与传统经学有本质的区别。”
王国维乘胜追击，考证出王亥之外诸多商族先祖的世系。1916年回到上海后，他在居留日本期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于次年接连出版《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即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二考一论”。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的王子杨教授向我介绍，王国维关于商王世系的考证是天才般的成果，如今一百多年过去，后续又发现大量甲骨材料，但他的大部分考订结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动摇。美国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曾说，一片片的甲骨和上面的符号就像音符，在对的人手里，它们化身为音乐，有些主题就像是声音的片段，在旋律里不断再现，创造出和声。那些祖先的名字成为了数万片散碎的甲骨中一遍遍复现的旋律，罗、王二人用它们奏出了最辉煌的一个乐章。
王国维的研究证实，《史记》中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除少数错字与顺序问题外，与甲骨文材料可以完全对应——这说明那个传说中的朝代确实存在，而且基本框架与传世文献所记相同。翻阅《剑桥中国史》等西方著作，即使今日西方学界中最为激进、希望“解构”中国历史的学术派别，因为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铁证”，也不得不至少承认晚商以来的中国历史为“信史”——虽然今日学术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信史与否的二元对立思路。甲骨文发现以前，只有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之后的纪年才是确定的，而此前是大量的空白和不完整，在甲骨文发现之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被“找回”了一千年。
王国维的“二考一论”诞生的同一年，中国学术和思想也来到一个转折点，呈现出“群星闪耀”的态势。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建设起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鲁迅写出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胡适应邀回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发起“疑古运动”……教育制度、语言文字、历史观念，都经历巨大的变革。王国维凭借甲骨文研究，成为群星中极为璀璨的一颗。郭沫若曾评价：“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不过罗、王二人很快交出了甲骨研究的接力棒。甲骨的发现无比重要，但在那个大时代中并非唯一的学术新大陆，清末有并称的“五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大内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罗、王二人对其余几项同样有开创之功，他们是涉猎极广、开创新范式的人，每做一项工作几乎都是奠基性的。罗振玉之孙罗随祖和姐姐罗琨一样因缘际会走上家学道路，在故宫博物院进行研究工作40余年，他如此评价祖父：“五大发现直接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祖父是这五大发现的见证者和许多方面的奠基人，每一项事业都是他拼尽全部力量的博弈。看到什么，研究什么，世上事事皆学问。”
尽管学术上极为辉煌，但那却是一个令罗、王思想上痛苦的时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和我谈到他的观点：“只有国将不国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五大发现。地泄其密，也是地不爱宝。”李零说，“五大发现”中三个和“洋鬼子”的探险活动有关，此外两个，明清大库文档是清王朝衰败才从宫中外泄，甲骨则与古董商趁乱世盗宝有关，那一时期，“学术自由的代价是乱世，不是所有人都为‘乱’而高兴的，罗、王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房中始终挂着康熙御笔“云窗”二字，以示效忠清朝。罗振玉后半生追随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还一度出任伪监察院院长，成为了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这便是罗琨的父母在她小时候从不提起祖父的原因。
同样忠君的王国维的选择则更为决绝。1927年，政治的形势日趋复杂——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蒋介石“下野”、“四一二”政变、武昌起义、“田中奏折”……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学界无不悲痛惋惜。
就在王国维沉湖的第二年，殷墟开始了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新一代学人们在田野中见到的景象，将是终身未踏出书斋一步的王国维再怎样考据研究也无法想象的。

1928年，殷墟开始第一次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古
科学考古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学界呼吁已久的最高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创始院长，延续“五四”时期他任北大校长时对现代学术，尤其是“科学”的追求。当年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已成长为学界中坚，具体负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建。傅斯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对甲骨研究颇有兴趣的中山大学教员董作宾前往安阳考察，看能否尽快开展殷墟发掘。
中国这片考古遗址极为丰富的土地，终于开始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大规模考古活动。殷墟正式发掘开始前，董作宾曾痛惜地说，甲骨被发现已30年，再不有所作为，这些文化瑰宝“将为无知之土人私掘盗卖以尽”，刻不容缓的是要“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国家学术机关”与“科学”，使得这一次学术活动和之前中国文人对本民族历史的探求有了根本不同。
殷墟发掘的一大现实难题在于中央与地方之争，身为河南本地人的董作宾被派作先遣显得再合适不过。董作宾27岁前都在河南省内办报、教书甚至经商，直到后来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才进入核心文化圈，有人回忆他“面目甚憨厚，乍看不是文化人”。却也正是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人情练达，有着足够的地方资源。回到河南，从小屯当地村民、中学校长，到省政府的建设厅长、教育厅长，董作宾广泛接触，终于把发掘的意向“落地”，达成如下约定：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代表中央在安阳发掘，河南省政府协助并派军队保护，不过所有古物需留在河南省境内。殷墟发掘终于起步了——虽然事后来看，中央和地方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
紧接着，傅斯年启动了“二级火箭”：邀请当时整个中国唯一可能具备现代田野发掘知识的李济参与殷墟发掘。李济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回国，在国内进行了几次小规模试掘，凭借一篇《新郑的骨》引起傅斯年关注。后来有学者去哈佛档案馆查询，发现毕业于人类学专业的李济几乎没上过什么考古专业的课，也是边干边学。

殷墟第三次发掘，李济手持彩陶片。李济的加入使得殷墟发掘的技术和理念大大进展
1929年初，李济、董作宾在河南第一次会面，二人达成了愉快的分工：董作宾负责甲骨文字的研究，李济负责所有其他遗物。他们还约定：今后考古工作者自己一律不收藏古物，待将来国家的博物院建成后，送去给全体国民共同收藏。
这是甲骨文和其他殷墟遗物从“古董”变为“文物”的时刻，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也被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延续到今天。
殷墟开始发掘的那一年，傅斯年32岁，董作宾33岁，李济32岁。
在李济的指挥下，发掘不能再“就地掘坑、直贯而下”，而是要把地层一层层地揭开。稍后加入的梁思永还将这一方法继续改善，由人为划分的水平层变为根据文化堆积而定的自然层，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考古学界都是最前沿的新方法。从此，安阳的世界不再是二维的，而是变成了三维的。中国的历史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更丰富的人类生活世界，那些古人想或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信息，都逐渐显露出来。
科学考古很快给甲骨研究以回报。1929年12月12日，殷墟开挖第二年，考古队发现了“大连坑”。这个坑的南段有一个长3米、宽1.8米的储藏室，是商代人有意在此存放东西的处所。除了蚌壳、铜器、石刀等外，最重要的是码放整齐的四版完整龟甲，这就是甲骨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大龟四版”。
此前尽管已有数万片甲骨流传，但有一个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例如一条讲述武丁做噩梦而后奴隶逃跑的卜辞，是这样开头的：“癸丑卜，争贞，旬无祸。”“癸丑”是日期，“旬无祸”是问下旬（十天为一旬）是否有灾祸，“贞”前面的那个字代表什么呢？众说纷纭。卜辞中常有“某某卜某贞”这样的结构，却一直无解，直到“大龟四版”的发现才迎来转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宗焜教授向我介绍，“大龟四版”的特殊意义在于上面记载了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占卜，“某某卜某贞”多次出现，然而贞字之前的一字却各不相同，于是此前诸多猜想不攻而破：显然排除了对事物的分类名称，也不会是地名，因为同一件事要放到不同地方占卜并不合情理。董作宾恍悟，“贞”字前面一字其实是人名，指的是负责本次占卜的巫师！他将之称为“贞人”，这一发现不断得到后续考古成果的证实。2009年，殷墟考古队甚至发现了贞人墓葬，随葬青铜器上的名字正可与甲骨卜辞中的一位贞人名对应。

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发掘逐渐步入正轨。图为斜支坑全景，戴帽测量者为董作宾
再回头看之前的卜辞，豁然开朗。殷墟甲骨文虽都属于晚商，可它们跨越了长达近300年共11位商王——就像几本分属不同主人的日记被撕碎了混在一起。现在，每条卜辞中的贞人名字成为关键线索，一位贞人和出现在同一片甲骨上的贞人“同事”自然属于同一个王的时期，再结合卜辞的称谓、坑位、字形等信息，可理出不同组的甲骨的先后顺序——甲骨文可以按时代分期了。此前数万片甲骨混沌一团，如同咒语般不断卜问梦境、病疾、天象，如今成为前后有序的系统史料，这就把通过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变化建立在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基础上。
董作宾受“大龟四版”的直接启发，以贞人为突破口，系统提出了根据十项标准把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分期断代理论，使甲骨文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郭沫若称之为“凿破鸿蒙”般的成绩。虽然这一理论还有待日后补充和完善，但基本上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科学考古”对甲骨研究的一大奖赏。以往农人挖出的甲骨，虽如罗振常记载，本是出自一个有序的埋藏位置，但一旦出土则分散各处，乃至有的一块甲骨被碎为数块售卖。内容还在，但内容之间关系完全被打乱，留下了许多难解谜团。而排列有序的“大龟四版”中蕴含的线索一下撬动、激活了此前的数万片甲骨。
一扇不同寻常的大门被打开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甲骨文的分布是异常“不平均”的。王子杨教授告诉我，根据董作宾开创后续学者们不断完善的方法，如今十多万片甲骨基本每一片都可以被分入特定的时期，目前统计的结果是：殷墟时代11位商王中，武丁一个人的卜辞超过了一半以上。这令人疑惑。武丁虽然在位长达罕见的59年，也只是殷墟273年中的五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和武丁联系最密切的祖庚、祖甲两位商王——他们是武丁的两个儿子，这三人的卜辞更是占到了全部甲骨文的绝大部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李旻教授向我感慨，历史的质地（texture）就是如此令人惊奇，“我们文字的历史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王者的心灵，丰富的个人世界横空出现——然后消失无踪，下次再有如此丰富的个人历史材料不知会是什么时候了”。虽然许多今天的分期结论在董作宾时代还并不明确，但正是他开创的分期体系让武丁这位特殊国王的内心世界向后人呈现——那位有着世界上最早的车祸记录、做过许多噩梦、曾经长时间沉默不语的国王。
通过卜辞所见，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国王？
武丁很“诚恳”，询问了许多真实的困惑。据甲骨卜辞的统计，在武丁时期，至少有16个贞人家族为其服务。借助着这个庞大的宗教机构，武丁几乎无事不卜：收成、抓捕囚犯、生育、梦、洪水、军事战略、发布命令、天气、巡狩、遣使、建宅、纳贡等等。自己身体的疾痛，武丁也会占卜求助于上天。头痛、龋齿、鼻塞、肩痛、耳鸣，都曾进行过卜问。出兵打仗之前也非常仔细地询问祖先的意见，一直问到究竟是派三千人还是五千人、从东路包抄还是西路包抄。
武丁寻求答案的对象，除了被称作“帝”的主神与自然神外，更多是自己的祖先。商人相信，大大小小的福运或灾祸，与祖先们脱不了干系。一条卜辞中武丁患上了龋齿——世界上最早的龋齿记录，反复占卜的结果最终显示，是其伯父父庚在天之灵的不满导致了牙痛，武丁献上了一只狗和一只羊作为祭祀。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这就是罗振玉、王国维在茫茫数万片甲骨中不断发现的“祖先的名字”。
虔信之外，武丁又有点“狡猾”。在一条卜辞中，武丁与祖先谈判，首先提出3个人牲作为献祭，卜兆的结果显示祖先不满，于是增至5个人牲。另一次祭祀中，武丁献上了3个人牲，卜辞中说后续还将会献上30个——如果神的指示应验的话。这样“付定金”的例子频频出现。更有大量关于征战的卜辞显示，武丁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兵布阵，不遵照祖先的指示。一些学者也怀疑，之所以甲骨上常出现一事多卜的情况，可能是想要卜出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样的信仰方式，如果以亚伯拉罕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神是全知全能的观念来看，简直不可理喻，逻辑也不自洽——武丁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哲学家李泽厚“一个世界”的理论或许能有所启发。李泽厚认为，不同于西方此岸、彼岸“两个世界”的区隔，中国人是世俗与神圣同处“一个世界”，二者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有“另个世界”，也是模糊的，并不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更重要。
把武丁对众神的态度想作对生活中父亲的态度就可理解了。父辈有权威、能给我们指导，但我们并不总是听他们的，他们偶尔预测不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武丁看来，神很大程度上也就等于父辈，和他们保持着亲近而不只是臣服。早期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尽管商朝达到了迷信鬼神的巅峰，这位信仰世界的奠基者武丁王，还是拒绝了一个完全超验的世界，选择让所有可知不可知的力量都与我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也就间接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世俗性，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道扬镳或许在此时已经能够看出端倪。
然而卜辞为何偏偏在武丁时期如此丰富？分期研究还显示，晚期甲骨卜辞数量骤减，内容丰富性也大为下降，大多是成为定制的例行祭祀记录，一切有条不紊却也很少个人色彩。换言之，武丁时代显示出精神世界变化发展的迹象。那他的现世统治是怎样的？很快，考古发掘将给出答案。
1929年底，数次试掘过后，史语所考古组已取得诸多成绩，正当大家渐入佳境时，变故发生了。地方势力和古董商对考古队的袭扰愈加频繁，蔡元培、吴稚晖督请蒋介石电令河南省政府，停止地方对史语所工作的破坏，但没起到什么效果，因为蒋介石本人的权威也开始动摇了。1930年3月，主政河南的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代表国民政府的史语所发掘团也被正式驱逐出了河南。

1935年春，梁思永（左）、梁思成两兄弟在殷墟西北岗1002号大墓北墓道合影
青铜时代的宗教改革
“我觉得武丁在搞‘宗教改革’。”何毓灵告诉我。这个思维敏捷、身材微胖的考古学家，已经在殷墟工作了20年，担任安阳考古队副队长整整10年，主持今日的殷墟发掘工作。见面的地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院落宽阔但颇朴素，院内辟为食堂的平房内还悬挂着毛主席像，这个院子从50年代设立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新中国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派驻的考古队，接续着民国时期史语所的工作。驻地位于小屯村，正是当初董作宾等人最先来发掘的地点，只不过他们当时因“匪患严重”而未敢驻扎于此，每日往返于安阳城内和发掘现场。
何毓灵说，武丁面临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困难的，“武丁之前大的背景是商代近300年的动荡期，至少是中商的‘九世之乱’这100年的严重动荡，人心已经涣散了。他需要采取措施”。卜辞呈现的是武丁王时代丰富的信仰世界，而这背后是政治、社会的大变革，考古学家正可以通过发掘“无字之书”来阅读。
1930年下半年末，近代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终于结束，史语所发掘团的人无不欢庆——中央一方获得了胜利，蒋介石的嫡系部将刘峙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得以恢复并得到了河南方面的配合。
收获接连不断，一直到第11次发掘中殷墟王陵大墓的发现，将整个发掘推向高潮。
1934年左右，村民们开始流传，盗掘的人在安阳西北冈一带发现青铜器，赚了不少钱，比如曾发现三个“高射炮”，让日本人高价收了去，此外田地里还挖出“转龙碗”“小庙”等物件。这些流言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青铜器历来是盗墓贼最看重的值钱器物，殷墟考古开始以来，虽然李济等人一直在宣传考古“不是挖零零碎碎的宝贝，而是求得整体的认识”，碎陶片、人骨头的研究价值同样重要，但当青铜器真正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感到激动。在古代，青铜是极为稀缺的资源，青铜重器意味着重要地点和人物的出现。人们甚至大胆猜想，会不会借此找到商王本人的墓葬呢？
1934年开始的第10、第11次发掘，考古队迅速把重点转向西北冈地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西北冈距离安阳城颇远，一旦发掘，考古队不得不另设临时工作站，牵扯到颇多现实问题。在部分人还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回国不久、半程加入考古队的梁思永果断做出了这一重要决策，并领导随后的发掘工作。西北冈的墓被梁思永以HPKM100×的形式命名，数字以千计算是做好了在此发现上千座墓的准备；他还争取到了远超原计划的预算，开工时每日雇用的工人即超过500名，这样的考古规模即使在今日也极为罕见。梁思永的父亲是梁启超，他相信考古这门新式学问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出路，于是有意将儿子送至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这使得梁思永成了当时中国严格意义上唯一接受过系统西方考古学训练的人。虽比李济等人还小10岁，梁思永仍在队内被尊称为“梁先生”。
大墓相继开启，梁思永的判断完全得到证实——商代王陵被发现了。第一座发现的1001号大墓墓室形状如同“亞”字的中间部分，长约19米，宽约13米。南墓道发现了大量祭祀用的人牲，打一层夯土就埋一排人，且身首异处。队员们从地面下到坑底时，仿佛进入一个倒置的地下金字塔，下一层阶梯看到一排没有头颅的人骨，再下一层是一排单独的头骨，再下一层又是一排没有头颅的人骨……当站在墓室的最底部时，距离地面已有超过10米的距离，一个奇异的地下世界在众人眼前呈现开来。
无论秦始皇陵还是埋葬法老们的埃及金字塔，王陵一向是不同古文明王朝统治极重要的标志。不过在中国，王陵传统自何时起？直到1935年那个夏天，梁思永等人完全凭考古学手段发现了未见于任何文献记载的西北冈王陵才清晰起来，距今约3200年的晚商王陵是中国最早的王陵。
“可以相对明确地知道，王陵制度也是武丁时代开创的。”何毓灵介绍。越来越多的线索又归拢到那位特殊的国王身上。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工作对殷墟进一步分期，得以分清不同遗址、遗物究竟属于商代200多年中的哪一位王，诸种证据显示，西北冈同样是在武丁时期忽然出现的。“我猜想，武丁修建王陵是要通过大规模祭祀让人们认祖归宗，统一人心。”何毓灵说。殷都主体在洹河南岸，而王陵区在洹河北岸，一反商人墓葬居住混杂的惯例，两处相距6公里，还需渡河的繁琐手续，这种地理上的阻隔可能是有意设置的，以增强前往王陵区这一过程中的郑重和仪式感。

殷墟王陵，犹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蔡小川 摄）
王陵被发现了，不过遗憾的是它们早就经过了古今无数的盗扰，已基本是空墓了，大多数器物早已不见或是被扰乱了地层关系。不过仅仅一些残存的“边角料”，也足够让考古学家们震撼。
1935年夏发掘1004号大墓的时候，大家本没寄予期望，因为墓上有圆、方两种盗坑，显示盗掘相当严重，东、北两面文物被洗劫一空。可是到南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很快就出了两个重要的青铜器，牛方鼎和鹿方鼎。这两个鼎出土时，恰逢李济在安阳，于是他告诉了傅斯年，傅斯年又叫上了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同来西北冈参观。一时间，安阳集中了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盛况空前。伯希和到达之后，一同见证了青铜兵器、装甲、乐器的出土，戈、箭、头盔，均是数十个数十个地出，让人惊喜连连。一张考古队老照片上，几个年轻人趁李、董、梁等领导们不在，把这些出土文物穿戴在自己身上，摆好姿势，还抱上考古队的猫，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中那位叫夏鼐的25岁清华大学实习生，日后将会领导整个新中国考古学。
王陵所出的青铜器，让学者们更加关注一个“反常”的现象。西方学者19世纪提出以石器、青铜器、铁器的相应出现作为划分人类文明的三个世代，本是从技术演进带来的生产工具变化来谈的。古代中国有世界公认的最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有各种各样用途、造型超出想象的青铜器，却唯独找不到本该是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青铜农具或大批量手工用具。换句话说，青铜器在古代中国，不是被真正拿来“用”的，它们另有政治上的意义。
今人看来冰冷、庄重的青铜，在古人看来或许完全是另一种观感。青铜在被使用的年代全部是金光灿灿的，只不过因为生锈才在出土后成为了“青”铜。对于没有掌握现代科技的古人来说，金属的生成与转化本就是最神奇的过程，就像克拉克（D.V.Clarke）描述的：“选取某种特别的石头进行加热，在达到某个特定温度时石头熔化为液态……冷却之后，液浆变得坚硬、夺目，同时也比最坚硬的石头更加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的声望，也就绝不出人意料了。”

殷墟王陵中的车马坑，车马是商代军事能力和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有力证据（蔡小川 摄）
例如那两个精美方鼎，分别铸有栩栩如生的牛头、鹿头及“牛”“鹿”二字，是祭祀中专门盛放牛牲和鹿牲的，显然是特殊定制的。而1939年同样在王陵区发现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司（后）母戊鼎则代表气势的宏大，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土青铜器。这件大鼎民国时几次逃脱抢夺噩运，均是因过大过重无法搬运，可想而知三千年前的商人每次使用更要投入极大人力。超出实际需要，刻意彰显独特，乃至有意地制造麻烦和“浪费”，正是奢侈品的典型标志，以区分使用者的身份并塑造神秘感。
与王陵区的祭祀相伴的，还有今人看来相当难以接受的血腥场面。大规模用活人祭祀是商朝的一大特色，为其他朝代乃至其他文明所罕见。甲骨卜辞上会记录仪式所用的人牲，最多一次就杀了500人。就像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好几种描绘不同的雪花的词语，甲骨文中有十多个不同的字来形容如何祭祀活人：伐、烄、俎、燎、卯等。“祝”“福”二字，甲骨文中也分别表示祭祀法。
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祭祀过程一定有某种公开仪式的存在。祭祀祖先所用的人牲常常身首异处或是有明显的外伤痕迹，其族裔来源也十分驳杂。或许可以想象，重大的祭祀日，所有民众要聚集起来观看对异族俘虏的集体处决，众人陷入狂欢，也许还伴有酒和音乐——大量酒具和乐器也曾一同出土。集体迷狂之中，商王彰显着他的双重权威：不仅能解读卜兆沟通神灵，也在现世拥有决定人生死命运的权力。
耀眼夺目的金属、血流成河的人祭，种种的精神震慑，让美国学者吉德炜不禁总结：“作为政治领袖，商代诸王的权力基础不在道德，而在其制造王者魅力（charisma）的本事。”
这样的统治风格难道也在武丁时代发轫？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甚清晰，谜底被后世考古学家揭晓。1976年，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武丁爱妻妇好的墓葬。时代明确的数百件精美青铜器完全证实了晚商青铜器正是在武丁时代达到高峰。何毓灵还介绍，武丁时代青铜器制造业也呈现出显著变化，多个分散的青铜作坊变为高度集中的一个大型作坊，表明王朝在有意识地垄断这项技术。武丁的“人心工程”对青铜的需求甚至可能塑造了我们今日的文明版图。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早期国家疆域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获得青铜资源。铜、锡、铅矿都需要去遥远的地方获得并保障沿途运输，也许武丁卜辞中大量的征战正是因此而起，无意之中渐渐使三千年前这一团混沌的多元文明大陆形成一个文明整体。
四方征战之中，奇异的世界在武丁、妇好的眼前不断展开。王陵区大墓还发现了被认为属于武丁随葬品的鲸鱼骨骼残部，让人不禁好奇居住在内陆的商人是如何得到它的。也许武丁曾经将自己的墓室布置得如同自然博物馆的陈列大厅，完整摆放着这具鲸鱼骨架也说不定。精神的改造、物质的炫耀和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互相推动发展，商朝进入了中兴时期。

王陵中大量使用人祭，这些牺牲身首异处（蔡小川 摄）
商代王陵、人祭，这些都是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新知识，史语所的考古工作者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冲击，那些被书写历史所排除的“沉默的故事”浮出水面。鲁迅的日记显示，安阳发掘简报每出一册，他就去买一册，还在致友人信中调侃李济主持的编写“废话太多”。郭沫若从大量人牲的使用，提出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开篇便不讳言其用意：“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前来殷墟参观交流的人愈发增多，其中包括当初推荐董作宾进入北大的教授徐旭生，他在安阳作题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演讲，和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们探讨，既然甲骨文和殷墟恢复了商代历史，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个“夏墟”，彻底把中国传说中的全部王朝历史复原？专程来安阳访问的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则在1936年第一时间出版了向西方学界介绍殷墟发掘的著作，其书名完美概括了当时国际学界对殷墟意义的认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年，经历了三个季度对王陵的成功发掘，梁思永认为西北冈的重点应放在系统的整理工作上，而此时考古队也对小屯宫殿区的建筑基址有了初步认识，于是第13次发掘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小屯村。再次回到小屯，考古队成员们心中仍有一个放不下的念想：还有没有机会发现大规模的甲骨贮藏？这本是整个殷墟考古最初的动机，却始终未曾得见。
而关于那位有着最崇高威望的武丁，也仍存一个疑问。占卜、青铜，这些技艺早已存在多时，他之前的几任商王也在勉力为之，他究竟触碰了一个什么开关，让局势顷刻扭转，成就其文治武功？

YH127坑最终被安全运抵南京，图为进行室内发掘的情形
YH127纪念碑
第13次发掘临近结束，尚未有值得注意的甲骨出土。以往几次发掘往往在工作临近结束时有意外之喜，大家开玩笑说看来这次是不走运了——此时是1936年6月12日下午2点，本次发掘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按照计划，到下午4点发掘将正式结束。
6月12日下午的工作分为B、C两区。王湘负责C区，其中一个坑位代号为YH127。Y代表殷墟，H则是“灰坑”的意思，考古学中把集中生活废弃物和其他用途不明的堆积坑统称作灰坑。在YH127坑，王湘发现了几小块龟甲，起初觉得没什么，本想把它清理完就收工，若是清理不完也照常收工，下一季度发掘时再来就是了，以往对灰坑的处理就是如此。
除王湘外，当时工地上还有同样年轻而经验丰富的石璋如，他本是河南大学学生，因史语所想体现与地方合作之谊而有机会加入考古队。石璋如2004年以103岁高龄离世，堪称考古学史的活化石，其生前详尽的口述记录让大量殷墟发掘的细节得以保存。1936年6月12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后来被他如此形容：“事实就是这样，往往比小说更惊奇。”
出乎人们的意料，YH127坑的甲骨不是一片两片，一版接一版的完整龟甲陆续出现，甲骨的数量超出了所有人最乐观的预期。12日，甲骨还未清理完就已天黑，工作只能暂停。考古队意识到发现重大，晚间将虚土填回了坑内，精通多国文字的魏善臣在虚土上以蒙文写下了记号，如同一个火漆封印，如果有人翻动坑口，将无法复原蒙文标记。
第二天一早天亮后，封印完好如初，大家松了一口气。此时考古队其他工作均已按计划结束，所有人都来到这个YH127坑协助。因为害怕一般的工人下去弄坏甲骨，由王湘与石璋如二人下去剔剥，越往下挖空间越狭小，便由王湘一人下去。所有的工作人员坐在坑口，照相、取出甲骨、王湘说出一版一号，放入筐中，再放棉花以防碰撞。当时还有队员觉得，会不会有点太小题大做了，若是装上二三筐甲骨，那也心满意足了。然而直到天色再次转黑，甲骨仍在一筐筐地装，似无底洞般源源不绝。坑中甚至发现了一具与甲骨一起埋藏的人骨，大家终于明白，这个YH127坑，正是他们期待了许久的大规模甲骨窖藏坑！这是商人有意集中掩埋甲骨的地方——也许是储存、也许是销毁，那具人骨或许是生前负责看护甲骨档案的臣子，商王让他死后继续自己的职责。
董作宾曾经满怀希望地想要发现罗振常曾记载过的整坑整坑的窖藏甲骨，可是考古队开始发掘以来，除了零星冒出来的数片、至多数十片甲骨，8年来窖藏坑都隐而不显，考古队员们反而看到了那些甲骨之外的奇迹——宫殿、王陵、青铜……而当最后一个工作日来临时，大地却又慷慨地满足了他们最初的愿望。
6月13日当晚，考古队全体成员留宿于坑边守护。此时消息已经扩散出去，前来工地窥伺的人愈发增多——这一带日本人、地方势力的活动都非常频繁。后来果然发生了交火事件，土匪开枪，希望考古队员避散以抢去甲骨，前来增援保护发掘工作的驻军早有防备，居高临下射击，击退了土匪。

1936年，殷墟发掘已经进行到第14次，石璋如正在测量地形。YH127坑即将被他们发现
暂且躲过一劫，不过所有人都清楚，现场清理速度太慢，再拖延下去早晚会发生变数。而且骨板上的泥土本身有湿度，出土时受到阳光照射，水分一蒸发，就容易碎裂，所以能不脱离本来的土壤环境是最好的。于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案应运而生——将整个区域的土壤一起挖出，装箱运走。
三千年前商人的甲骨“档案馆”，变成了民国考古学家要运走的一个灰土柱。城里的木匠老板连夜为考古队赶工做好了一个大箱子，长、宽各2米，高1.2米。工人们把底板拆成五部分，和垫砖结合，费了诸多心思才在坑内拼装上了土柱的底板。考古队动用了各种地方资源，请和铁路有关系的人借来铁轨，临时制作斜面滑轨将重达数吨的大箱子运上地面，又请殡仪馆派遣抬棺人来抬运木箱。此时李济也从南京紧急赶回安阳，见证了最后封箱的时刻。
箱子有数吨之重，因无合适的载重卡车，又怕牛车或其他运输方式颠坏甲骨，最后只能人力运送。一共动用70个工人，两天两夜，木箱终于运抵安阳火车站。
董作宾等人很快开始对YH127坑进行“室内考古”——这一坑共1.7万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代。而当人们日后检视所有的甲骨材料时，有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发现：甲骨文字不仅集中于武丁时代，而且也最早出现于武丁时代。今天，甲骨的断代已经有了多种手段，除了字体、贞人等不断改进的传统方式，还有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辅助。王子杨教授告诉我，从1899年至今120年发现并收藏于世界各国的共十余万片甲骨中，学界认为早于武丁时代而没有疑议的甲骨数目是：零。
这很难不产生一个推论：是武丁，第一个决定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不可能是贞人自己突发奇想随手刻上去的笔记。王子杨说自己曾做过实验，真正在龟甲上刻字，即使用现代工具难度也超乎想象，而且龟甲会崩裂。所以为了刻字必须对龟甲做特殊处理和练习。贞人当时有另外的“草稿本”，毛笔、典册之类在商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因材料易朽没有保存到今天，甲骨则是占卜的正式书写方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告诉我，不只甲骨，另有诸多考古证据似乎都暗示了文字在武丁时代经历了整体性的大爆发，“似乎是在王室的支持下，令文字从早期阶段过渡到全面发展的书写系统”。绿松石镶嵌制品、骨制品、青铜器等其他多种介质上，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文字。此外，殷墟还出土了许多武丁时期的“习刻”甲骨，即在没有经过占卜灼烧的骨头上单纯“练字”，一遍遍刻着重复的天干地支列表，字迹也明显稚嫩、多有错误，这些“实习生刻手”的作品说明，背后有某种国家机构在推动书写技艺的规范化。虽然考古这一行一向是“说有容易说无难”，也许未来哪天新的考古证据就会推翻今日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非王卜辞、尚存疑的“郑州商城甲骨”等已经拓宽了人们的认知，但截至今日，证据确凿的系统文字应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时代。
被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有着强烈的展示目的。当初董作宾就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甲骨上面的字迹尤其硕大、精美，而且会在刻痕中涂满朱砂。经三千年之后，董作宾都感慨“色泽如新”，可想当年是怎样的精美。这些特殊处理的甲骨往往有着特别的内容，例如王在神的指示下的一次大胜。此外武丁时期卜辞数量极大，占卜不可能总是准确，然而记录总有办法挽回面子。例如一次王预测下雨，验辞中特意提到虽然没下但是乌云密布，另一次王预测不下雨，验辞中则写虽然下了雨但是很小。吉德炜仔细研究了甲骨记录的规律，认为甲骨文是“二次性材料”，即被刻上去的内容是经过严格选择和编辑的。他总结：“记录占卜结果的工作，正逐渐以助长商王的威信为目的。”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把武丁时期的甲骨记录看作是一份官方日报或布告栏。不断出现的“王占曰”，强调着王才对神意有解释权，占卜结果的记述会大体尊重事实，但总体倾向是“商王一贯正确”。出现重大喜讯，则有红色大字标题的“号外”。
这份布告出给谁看？何毓灵说，根据对殷墟手工业作坊的考古学了解，他猜测除了王室和高级贵族外，文字应该也在官员和高级工匠中得到普及，否则那些大型工程无法协调。他还有一处有趣的发现，在殷墟的一个特定区域，生活习俗遗存以及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十分驳杂，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区。“这会不会就是殷都的‘使馆区’？武丁把各个方国的首领轮流请来在首都居住——实际等于做人质，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甲骨布告”也许就在商朝的上层集团和其他附属国的领导阶层内传阅？武丁清楚地知道，占卜并不只是和那些看不见的神灵祖先交流，更重要的是和那些还活着的、会真实影响他的统治的人沟通。文字，成为了巩固自身功业最好的媒介。
一个开始大规模有意识应用文字的时代，和一个精神、物质极大变化、丰富的时代两相重合，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吗？
李零介绍，关于文字的起源，有过程说和突发说两种理论。“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这个理论，难免让人产生大胆的猜测。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太过成熟，此前一定经历过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酝酿，否则是“婴儿生出来就长着胡子”。但武丁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仓颉”？他是否可能进行了某种文字改革并有意推广？
每一个伟大文明都有着自己的纪念碑，埃及金字塔、雅典卫城、美国总统山雕像，高耸入云、屹立千年不倒的建筑醒目地塑造着共同认知。中国古代以土木而不是石材为建筑材料，唐以前遗迹无存，似乎缺少对等的纪念碑。不过艺术史学家巫鸿提出，中国古代虽没有纪念碑，但同样存在着“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形式包括：青铜九鼎、墓葬宗庙、汉魏碑刻、长安城……它们凝聚着最具象征性的意义。我们能否借用这一概念，认为对文字的应用——那些刻字卜骨就是武丁时代的纪念碑？
武丁利用文字的灵感又由何而来？李旻向我介绍，他在刚刚出版的英文专著《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哑王假说”：也许那“三年不言”的传说其实是暗示了武丁的某种语言功能障碍——就如同著名的有口吃症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以至于他对文字交流表现出独特的兴趣，并在最开始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沟通来治理王室事务与国家。而一旦开启文字的“潘多拉魔盒”，书写在王室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统治也发生连锁反应。虽然武丁之后的商王对用甲骨文记录占卜不再认真，但由此而来的贞人集团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字群体，承担起关键职责。这些猜想，因为缺少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不能被“证明”，却也足够为我们留下想象空间。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位商朝国王，他重视文字，他的时代开始着一些变化。三千年后，一群对文字同样怀有执念的民国知识分子，和他在安阳的YH127相遇——那是武丁留下的档案馆、是考古学家的灰坑，也是文明的纪念碑。

1936年6月，YH127坑被发现，考古队决定整体打包运回南京。图为最后钉箱盖前整理内部情形
1936年7月，装载YH127坑的木箱顺利运抵南京中央研究院。这中间又经历了诸多插曲：箱子太重压坏了铁轨，搬运时不小心颠倒了个儿，卸开箱子木板发现坑底朝上，只好反着清理……无论如何，这宝库三千年后重见天日时，是被当时最有能力与意愿去破解其奥秘的一群人获得，终得妥善处理。殷墟发掘40年后，李济在《安阳》一书中回忆整个过程，认为YH127坑是全部发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伟大的业绩”，不仅学术意义重大，而且“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
YH127坑发现一年之后，正当队员们以为可以继续大展宏图，甚至已经开始规划第16次发掘时，“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了。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原省份，安阳发掘戛然而止。
石璋如到晚年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史语所转移到长沙后，日军前来轰炸所部附近的军事目标，大家狼狈逃避。长沙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史语所正式吃了一次“散伙饭”，此后要跟随研究所的人员需转移至更深的内陆，另有安排的人，自便。比如亲手发掘了YH127坑的王湘，就前往延安，从此脱离了考古事业。
在长沙有名的清溪阁，散伙宴还未上菜就先干了11杯酒，许多人直接倒下不省人事。石璋如记得，那11杯酒的敬酒词是：“中华民国万岁！中央研究院万岁！史语所万岁！考古组万岁！殷墟发掘团万岁！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李（济）先生健康！董（作宾）先生健康！梁（思永）先生健康！十兄弟健康！”
这一别，殷墟考古队的许多人终生未能再相见。
尾声
1818年，诗人雪莱（P.B. Shelley）参观大英博物馆时被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塑吸引。雪莱熟知法老时代以后埃及政权落入异族之手的历史，他感慨世俗权力的稍纵即逝，写下了自己广为流传的诗句：
吾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此外空无一物，
废墟四周，黄沙莽莽。
寂静荒凉，伸向远方。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最强大的一位国王，从约公元前1279年到约公元前1213年共在位60余年。这正好是商王武丁的年代，二人在位时间有近40年重叠。雪莱感慨功业盖世的拉美西斯二世，千年过后“空无一物”，武丁的结局与之相似又不同。
在安阳市，何毓灵带我们参观建于2005年的殷墟博物馆。殷墟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保护遗址区域整体风格，这座博物馆在地面上不见踪迹，深藏于地表7米以下。展厅里的器物大多是1949年以后出土的。此前史语所发掘得到的珍贵文物，在战火中辗转流离，绝大多数最终到了台湾。也有例外，如李宗焜教授告诉我，YH127坑里的那位“档案保管员”的遗骨就神秘失踪了——李宗焜在任职北大前曾多年担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馆主任，管理着YH127坑出土甲骨，却从未见过那具清楚地显示于老照片中的坑内人骨。抗战全面爆发后，史语所继续研究工作，艰苦的环境中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因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过世，董作宾则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研究商代历法的名著《殷历谱》。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二人本自认为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但鉴于全部殷墟材料已经被运至台湾，“不跟着走还有什么选择呢”，却未曾想终生再没能回到祖国大陆。
何毓灵带我们匆匆绕过那些吸引了最多游客的甲骨、青铜器、玉器、金器……停在一堆黑乎乎的“铁饼”之前，这才是他最感自豪的成果。这其实是2015年发现的一个大型铅锭坑——铸造青铜器的铜、锡、铅三种金属原料之一，发现过程同样充满曲折：地产开发商为了不让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考古发现耽误建设进度，企图“毁尸灭迹”，意外得到情报的何毓灵匆忙赶到现场，当他踢开故意盖回坑口的虚土见到眼前景象后，立刻拨通了所有相关的报警电话——考古队和“地方势力”的斗智斗勇从未停止。
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铅锭贮藏坑，但真正让何毓灵兴奋的是，它可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商周之变。通过对这一铅锭坑的掩埋方式和周边许多故意打破的青铜器碎片的分析，可以判断商人应该是匆匆撤离的。“这一带的许多商末周初之际的建筑，都显示出房体倒塌的情况，还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很可能是人为的大火。”何毓灵说。
殷墟究竟如何从一个繁华都市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废墟，是一个谜团。史语所考古队一度认为是因为洪水，后来推翻了自己的结论。文献上记载周人“二次东征”后强制殷人搬离，但究竟是人口衰落而自然废弃，还是某种强制降临的人为力量故意摧毁了这座城市？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倾向于后者。
这恐怕是武丁未能预料到的情形。这些很可能一把火烧了他曾经的都城的周人，在武丁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文明几乎没怎么开化的小部落，他们的首领也许曾在殷都战战兢兢地阅读“甲骨布告”，歌颂商王的神威。近几十年来殷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99年在洹河北岸发现了一个年代早于殷墟而规模小于殷墟的城市遗址，被称作“洹北商城”，曾长期领导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唐际根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洹北商城的发现甚至让人们大胆猜想，整个洹河南岸的殷墟有可能是武丁时候才开始建设的，而此前的商王居住在洹北商城，这将大大改变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此事还未有定论，不过即便把这座城市也算入武丁的功劳簿，也未能改变它最终被毁的命运。
技术相对落后、实力也较弱小的周如何打败强大而有组织的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评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全球文明时认为，某种大的轮替周期在那时到来：几乎是商周之变的同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地区旧有的社会都在崩塌，新的势力取而代之，库施人征服了埃及。
周人改变了武丁苦心建立的祭祀制度，人牲制度也不再使用，周人甚至有意在记载中回避了这一点。极为关键的王位继承制度也被改变，兄终弟及被嫡长子制取代。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由此导致了宗法封建制度的出现，故而商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周朝人也不再那么相信巫术，更多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德”之上。
然而有一点周人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那就是沿袭同一套文字和对文字的“纪念碑性”的利用。周人对文字记录的热衷有过之无不及，“巫”逐渐转化为“史”，历史记载的传统出现了。李泽厚曾说，这一过程中“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就是中国思想的根本支柱。
至于那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后来又经过了许多发展，形成战国文字，再到秦始皇“书同文”，一直使用至今。它写下了武丁的梦境，孔子对商代历史的苦恼，司马迁准确但不完美的商王世系，罗振常的日记，王国维的绝命书和李济的安阳发掘报告。
（除文中采访对象外，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文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岳洪彬、牛世山、常怀颖、严志斌；北京大学孟繁之；广西师范大学陈洪波；作家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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