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打击(大规模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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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打击(大规模瘟疫)

瘟疫是古代对传染病的统称。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瘟疫是可与饥荒、战争等相提并论的重大灾难。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前,瘟疫的杀伤力是极其惊人的——无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亦或在早期殖民者踏足的美洲大陆、亚洲大陆。一场瘟疫,能长存几十上百年,甚至夺去某个大洲的三四成生命。

这样的惨剧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瘟疫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瘟疫也会成为改变文明走向的一种作用力,它所导致的生存危机迫使着人们突破旧有的社会形态,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在危机中不断前进。

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几次大瘟疫

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城邦爆发的瘟疫是记载较为详尽的一次瘟疫。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

瘟疫爆发之时,正值古代希腊最大规模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着激烈的军事对抗。突发的瘟疫对雅典城邦造成沉重打击,是雅典在此次战争中败北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古典时代,雅典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然而,瘟疫与战争使雅典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的荣耀。

东汉末年大瘟疫——影响政治格局

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黄河流域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相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主要特点为:由动物作为病毒传染源,强烈传染性,死亡率很高,患者通常会发烧,咳喘,最后气绝而亡。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是5000多万,到三国时期魏蜀吴合计只剩下560万,仅存十分之一。

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政治格局产生了影响。孙刘联军与曹操战于长江赤壁一带,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操,败给只有五六万的孙刘联军,最终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除了曹军远来作战,不熟水性等原因外,军中发生大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安东尼瘟疫——罗马帝国损失惨重

“安东尼瘟疫”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期(公元164—180年),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多种瘟疫事件。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公元211~266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就由此衰落下去了,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

鼠疫因患者死后身体呈现黑紫色,故还有一个名称——“黑死病”。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

1347年9月,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像往常一样忙碌,来自热那亚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货物在此停靠、卸货。在热那亚人的商船里,一些老鼠蠢蠢欲动,它们身上带着可怕的鼠疫杆菌,只要人一接触立刻就会得病,在医疗不发达的中世纪,致死率极高。鼠疫迅速传播,很快就攻陷米兰、比萨、维罗纳、威尼斯等城市,不久整个半岛全部被鼠疫攻占,并扩散到法国、英国、德国等地。

据统计,从1347至1353年,黑死病共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造成欧洲人口锐减1/3。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之巨。

美洲瘟疫——印第安人几乎灭绝

16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带来了中美洲居民从未接触过的天花,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根本没有免疫力。这个病毒造成了几乎整个印第安人种群的灭亡。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也抵不过瘟疫的袭击。据记载在今天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也就是当年的阿兹特克人的都城,一天就死了二十20万人。

放眼整个美洲,瘟疫的影响更加可怕。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第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鼠疫、流感、白喉、肺结核、猩红热等严重的传染病,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于此。

促成了公共卫生的发展

不过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瘟疫带来了人口大量死亡以及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也不断开创着新的文明。

《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就是“隔离”之法。欧洲对抗黑死病,也多用隔离检疫。当时一些医生发现,黑死病可以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人们在被感染后,都会存在潜伏期。只要对病人进行有效隔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瘟疫的传播。于是,他们创立了最早的隔离检疫制度。这种制度被后世延续下来,成功阻止了很多瘟疫的蔓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的形成,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痘衣法,人痘接种法之一

东汉末年,张仲景宗族100余人有2/3死于瘟疫,这促使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做出了较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撰成的《伤寒杂病论》。而在明代,人们就摸索出了用种人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这是人类第一次有效地采用预防的方法减少一种疫病的流行。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在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发明了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最终使天花在全球得以控制。

正是在同这些疫病抗争的过程中,人们取得了公共卫生学、人体免疫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在同疫病的抗争中逐渐完善了自身。进入工业文明后,抗生素、疫苗等逐渐登上战场。近百年来,正是在与瘟疫的不懈搏斗中,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得以创建。

导致文化道德体系的重构

在思想文化上,疫病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极易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当社会恐慌非常严重时,便会对社会原有的信仰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信仰危机以及人际关系和道德体系的重构。

黑死病的爆发就直接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观念。人们在疫情面前终于发现,如果没有知识,尤其是医疗科学,仅靠祈祷是毫无用处的。于是,人们日益强调理性在信仰中的重要性。所以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突然变得顺畅了。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二战后,人类又遭遇多次蔓延全球的大疫。所幸,其造成的伤害程度与工业文明前已不在一个量级。不是因为病毒变弱了,而是人类的手段变强了。每次全球战“疫”,归根结底就是拼两样东西——一是科学技术,这是致胜的最终武器;二是社会组织能力,这是控制疫情、减少损失、为科学家赢得时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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