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帕帕斯（昂帕帕斯er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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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大清，无论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发展，都与粮价高涨形成了正相关关系，同时，政府和社会对平抑粮价却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终于累积成为严峻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1799年，大清国的第五代领导核心嘉庆皇帝终于当家作主了。

在位60年、掌舵64年的乾隆皇帝与世长辞，留给嘉庆的是一个据说GDP高居世界第一的大国。

不过，这个大国在表面的富强之下，却有着深深的盛世之忧。经济方面的最大隐患，就是物价尤其是粮价的飞涨，在加剧贫富悬殊的同时，也成为随时可能摧毁这个盛世的“炸药桶”。

粮价究竟涨了多少？

时人洪亮吉记载道：“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

彼时约乾隆五十年，所谓“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正是乾隆元年左右，在半个世纪里，粮价从“六七”涨到“三四十”，涨幅在300-700%之间，相当惊人。

嘉庆年间的钱泳则记载了苏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粮同时期粮价的变动：“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四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半个世纪中，粮价从“十余文”到“五十六七文”，涨幅高达400-500%，即便稳定在了“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的“常价”，涨幅也已经高达200-300%。

官方并不否认物价的飞涨。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报：“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粮价涨幅达到了100%以上，而此时仅仅是乾隆早期。

到了嘉庆的末期，大学士桂芳曾于嘉庆十九年奏报：“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这就是说，从乾隆初年到嘉庆末年，约70年的时间内，总体物价涨幅在200%左右。

粮价的上升，带动了地价。钱泳记载道：“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

钱泳五六岁时，约在乾隆三十年，其记载大约写于嘉庆晚期，前后50年间，地价涨幅在400-700%之间。

飞涨的物价，连来访的英国人都观察到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到访，英国特使马嘎尔尼(Lord Macartney)的副使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在其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记载道：

“中国物价显著提高……根据过去传教士的帐目看，过去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同英国差不多了。”

根据经济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在全国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苏州与扬州，每石“上米”的价格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都是0.99两，而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分别是4.3两和4.80两，上涨了430%-480%！粮食的上涨，带动了物价的整体上涨。丝价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每担100两，涨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255两，到嘉庆四年（1799）达到了270两，也上涨了2倍。

乾隆盛世，粮价飞涨，带动物价全面飙升，贫富悬殊日趋严峻，盛世之下，穷人甚至无法果腹，这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各种动荡的主要原因。

造成粮价飞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传统的研究，专注于粮食的供求关系上，诸如人口爆炸式增长、水旱灾害频仍等。人口增长，本是盛世红利，但这不仅对粮食产生了更大的刚性需求，更对一台国家机器的“技术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诸如粮食生产的组织、粮食流通渠道的完善、分配机制的公平有效等。至于水旱灾害，固然有天灾的因素，但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的结果：人口增长带来的大面积拓荒，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

也有时人与后人，关注到了金融体系对粮价的影响，因此对乾隆、嘉庆朝“银贵钱贱”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除了货币的“双规制”之外，时人一般容易忽略的，是白银过度流入的影响。倒是英国使团的副使斯当东注意到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被后世当作盛世标志的贸易入超，彼时不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改善，相反倒是推动了物价的飙升。

此外，既得利益集团率先垂范，追逐物欲享受，全社会弥漫着骄奢之风，中国富豪及官员们大肆追逐钟表、貂皮等进口奢侈品，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物价。

本专栏接下来的几篇，将围绕着这几个因素，探讨盛世之下，为何吃饭都难。

（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者。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李鸿章政改笔记》、《改革都有红利吗》等书。本文章系《罂粟花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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