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

作者：卜大炜（单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3月21日，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去世，享年91岁。他生前著有一本回忆录《弦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我翻译的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也刚刚出版，因此“斯特恩”这个名字在我的眼中总是十分亲切的。

音乐家中犹太人多，尤其是小提琴家，两位斯特恩同姓，都是小提琴家，又都是犹太人。在20世纪犹太人大迁移的特定年代中，两位斯特恩裹挟在难民潮中，分别从俄罗斯逃亡到了美国、从柏林逃亡到中国的哈尔滨，两人的人生轨迹各自一方，但经历都很曲折动人，人生都很精彩。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两次访问被拍成了纪录片《从毛到莫扎特》，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从而在中国家喻户晓；而赫尔穆特·斯特恩虽然在小提琴上名气不如艾萨克·斯特恩那样大，但他在《弦裂》中记述的哈尔滨岁月更令中国读者动容。

赫尔穆特·斯特恩从10岁起在中国的哈尔滨整整生活了10年；他在哈尔滨学的小提琴，抗日战争结束后为生活所迫当过倒爷。后来作为难民来到以色列，进入巴勒斯坦交响乐团；又移民到美国，进入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最后进入柏林爱乐。虽然是作为难民一路漂泊到哈尔滨，但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因为他的整个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当他1978年随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到北京访问演出后，特意专程回了一趟哈尔滨。这些经历吸引我将《弦裂》一口气读完，且不忍掩卷。

赫尔穆特1928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声乐教师。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赫尔穆特在柏林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书中他谈到，当时的德国犹太人被同化进德意志文化中了，自视比东欧的犹太人高一等，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东方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羞辱嘲笑他们。”还天真地以为“反犹的宣传大概仅仅是针对‘东方犹太人’。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痛苦、应该受到惩罚的错误啊！”不久，厄运就降临到了德国的犹太人头上。1938年11月9日，赫尔穆特所在的犹太人小学和紧邻的犹太教堂被暴徒放火焚烧了，当晚，“冲锋队”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杀全面展开。从这一天起，德国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彻底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给赫尔穆特印象最深的是一家被砸了的犹太人乐器店，“大街上全是碎玻璃、乐谱、一个单簧管、许多被摔碎的小提琴和一架显然是从楼上摔下来的钢琴……”他见证了历史上著名的“水晶之夜”，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开始。

他的父母开始失业，父亲计划着流亡。而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拒绝接纳避难的犹太人，加剧了他们的苦难。赫尔穆特一家决定前往中国的哈尔滨。后来证明父亲的决定是英明的，他们一家得以存活下来。他们从德国辗转到意大利，从热那亚上了一艘挤满了德国逃亡者的轮船。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上海，在那里登了岸，然后到了有“东方小莫斯科”和“远东巴黎”之称的哈尔滨落脚。

哈尔滨不属殖民地，但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在这里，10岁的赫尔穆特陷入了多种文化板块的挤压之中。最终由于他在俄国犹太人学校被犹太孩子孤立，又因为是犹太人进不了德国小学，父亲只好把他接出学校在家学小提琴。老师是前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乐队首席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特拉赫滕贝格，此时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特拉赫滕贝格是著名的俄罗斯小提琴学派创始人——匈牙利犹太人小提琴家奥尔的弟子，如此看来，赫尔穆特的小提琴技艺与欧洲的小提琴艺术发生了传承关系，又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我所知，特拉赫滕贝格在哈尔滨和沈阳音乐学院教学一直到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的老师在沈阳音乐学院也是他的学生。据史料记载，著名小提琴家海菲兹、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都到这座城市演出过，哈尔滨当年社会生活中的音乐活动与上海租界中的音乐活动遥相呼应。在这里，赫尔穆特度过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少年时期，四年之后，他考进了哈尔滨交响乐团。最终，“1946年初发生了一件对我的老师和对我都比较严重的事情，”一队苏军士兵借口让他去买香烟支开他，把老师借给他的那把小提琴拐走了，不久，乐团也解散了。

赫尔穆特与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小乐队，终日里到酒吧、餐厅和饭店中演出，到中国人的红白喜事上吹打，在这种场合，有时“因为寒冷，手指发僵，‘琴弦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本书的书名“弦裂”大概由此而来。在那段时间中，17岁的他还到大兴安岭脚下、嫩江之畔的扎兰屯“倒腾”过野鸡、缬草和煤，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费尽周折，赫尔穆特一家来到了巴勒斯坦，赫尔穆特考进了新组建不久的巴勒斯坦交响乐团，也就是当今的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在这刚刚建国的以色列，他担负起了赡养全家的责任。不久，他又来到了美国，穷困潦倒的他还与艾萨克·斯特恩邂逅，此时的艾萨克已闻名遐迩，以侠肝义胆著称，他介绍赫尔穆特去考交响乐团。两位没有血缘关系的斯特恩历史性地碰到了一起。此时的画面似乎可以配上一段音乐：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中的一段——“两个犹太人，一个穷，一个富”。

美国只是赫尔穆特的“中间站”，或许是命运的召唤，他又来到了童年时代的柏林，此时是1961年。在这里，柏林爱乐“第一小提琴的一个位置已经空缺两年了，”似乎在等待着回归的斯特恩。斯特恩去投考，被当场录用了。终又回到了故乡柏林，赫尔穆特对“故乡”的概念是用凯斯特纳的话来解释的：“可以把一个人赶出故乡，但是不能把故乡从他心里赶出去。”

在其后数年间，赫尔穆特随乐团和卡拉扬出访了美国、以色列和日本等国，所到之处都能碰到在哈尔滨岁月中结识的人。最终，在1979年，柏林爱乐来到中国演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他遇到了前来欢迎的中央乐团的小提琴家杨牧云，“我从前在特拉赫滕贝格老师那里学习时的同学，……站在他旁边的是王一鼎，我父亲最喜欢的学生，一位歌唱家……”在北京的演出结束后，他离队回到了他的“长时期故乡”哈尔滨，来到他当年的旧居，“我在一个窗户上忽然看到了一块我母亲三十五年前从柏林带来的窗帘的一角残余。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唰地就流了出来。”

高尔基说：“生活——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对生活的抵抗力。”作为一个犹太人，赫尔穆特的生活经历是个奋斗的典型，而能坐到柏林爱乐首席的位置上，他的经历又是音乐家中的传奇“经典”。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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