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重要事件发生在1953(以下重要事件发生在1953年的是多选)

1953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的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1953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1953年同1952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1953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1953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开始，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做过详细说明。他说：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的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根据薄一波会议，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到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到错误是报纸是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以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的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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