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to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影响

大家请看图1。这是加洛林时代的中欧：在东部，不但奥得河、多瑙河周边的斯拉夫民族处于查理大帝（即查理曼）的统治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也同样如此。塞尔维亚在此后再没有被划入西欧的范畴。粗线包围的范围是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

看这幅地图我们就能理解，所谓“欧盟一体化是查理帝国的再现”这种说法是颇有几分依据的。我们还注意到：北边的丹麦没有被纳入查理曼的帝国。如后所述，在19世纪德国侵略丹麦领土之前，丹麦未曾处于德意志的统治之下。在欧盟一体化初期的1992年6月，丹麦在初次全民投票中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第二年获得通过），其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

图2萨克森、法兰克尼亚王朝时代的德意志

对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的情况作比较详细记载的是弗赖辛（Freising）主教奥托（约1112—1158）。根据他的《双城史——至公元1146年的世界历史编年史》，查理曼的血脉断绝后，萨克森人、捕鸟者亨利在919年当选为国王（亨利一世，约875—936，萨克森王朝的建立者），从此德意志王国正式替代了法兰克王国。但据说，在奥托的认识中，德意志王国只不过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当时的德意志王国对巴伐利亚、士瓦本、萨克森、图林根、弗里斯兰、洛林等各公国进行了统合，这一全域奥托称为teutonicum。奥托认为它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德意志王国，这是为何呢？

加洛林王朝

查理大帝

让我们回到查理大帝的加洛林王国。查理大帝的帝国占据了西欧的大半，这恰恰表明他的国家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时西欧还没有像样的道路，他的帝国还缺乏足够的官员。尽管如此，查理帝国依然能支配那么大的版图，秘诀在于，他的帝国是基督教属性的，即一个按照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理念构建起来的基督教帝国。这也是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性内容。

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对古代文化艺术的复兴，这种看法本身没错，但不止于此。当时查理大帝的身边多是异教徒日耳曼人，很少有人对古代的文化艺术感兴趣，查理大帝自己也不能读写拉丁文。那么，加洛林文艺复兴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听**·乌尔曼（WalterUllmann，1910—1983，奥地利中世纪史学者）的见解：

在和法兰克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教皇强力推行他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各种仪式、规范以及用语来体现基督教化了的罗马宇宙观。在教皇看来，8世纪50年代之前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写意味着历史进程正在向教皇信奉的目标靠近，具体表现为法兰克人的欧洲化。而法兰克王权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强大的源泉来自罗马—拉丁谱系。实际上，法兰克人是教皇实现自身政治意图所能利用的唯一部族。

查理大帝支配了东起易北河，北至北海，南到意大利中部的广大土地，并统治了除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所有日耳曼民族。查理大帝用军事实力征服这些土地后，开始展露他更大的抱负：遵从教义传播基督教，对法兰克社会实施变革。

“这时，西欧社会才开始按照特定的教义和基督教规范来开展建设。”查理大帝为此从各地广揽学者，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阿尔昆（Alcuin，约735—804）、奥尔良的狄奥尔多夫（Theodulfd’Orleans，755—820）等纷纷集聚到他的麾下。查理大帝致力于把教会的学问作为治理国家的理念导入世俗政府的中枢系统，实现传道。

查理大帝俨然成了全欧洲的传道士。从现代意义上讲，学者一般都倾向于文化艺术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加洛林文艺复兴强调古代文化艺术的复兴，但要在中世纪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政治的支持，同时，宗教也无法和政治分离。查理大帝的文艺复兴正是这样一场以政治为载体、以传道为目的的“学问的运动”。

政治和神职人员

位居加洛林王朝权力中枢的神职人员以圣经为蓝本开展王国建设，政策非常大胆。那些以敕令形式推出的政策要求对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习俗和行为规范进行合理化改造，具体包括：严守祭日和休息日规定，并对审判、斋日、伪证、结婚、利息等宗教和日常生活作出详细规定。为了改造日耳曼人的传统生活习俗，王国新设了教区，仅在东法兰克（以后的德意志）就有3500个。为了对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的子弟实施教育，设立了小教区学校。这些措施并非很成功，但确实是非常大胆的改革尝试。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加洛林文艺复兴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只要明确一点：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一场带有宗教理想主义色彩的运动，它打破传统、习俗，要求基于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对生活进行重新设计。这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圣经和教义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造，这场运动对后来的德意志王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理性主义萌芽在此时已经显露端倪。

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带有这种属性的加洛林王国和之后出现的德意志王国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奥托的登场

911年，拥有法兰克血统的东法兰克国王路易死后，领土一度可能与西法兰克合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东法兰克的公爵们选出康拉德（Konrad，881—918）公爵为王。康拉德于918年死后，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国王。亨利一世虽说是法兰克王，但他并非法兰克人，也不拥有加洛林血统。亨利一世的当选在萨克森人和加洛林人的关系中很特别。为什么？当年为了征服萨克森人，查理大帝曾经苦战良久，而今，被征服的萨克森人的公爵成了法兰克的国王。关于国王选举，一开始只有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参加，后来巴伐利亚、士瓦本、洛林也加入了选侯团。亨利的儿子奥托一世于936年当选国王时，五大部族都参加了选举。

奥托当选的背景是：加洛林境内诸王的势力弱化，对9世纪以后诺曼人的入侵和马扎尔人对匈牙利的进攻束手无策。这是欧洲的“黑暗”时期：北边有诺曼人的入侵，东面有马扎尔人的进攻，城镇和教会遭到掠夺，人们在恐惧和战栗中惶惶不安。就在这时，德意志诞生了强有力的统治者。933年，亨利一世在图林根的里阿德附近击溃了马扎尔人，他的儿子奥托一世（OttoI，912—973）于955年在奥格斯堡战役中再度击败马扎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除14、15世纪塔塔尔人的进攻之外，欧洲再也没有受到外敌的侵扰。

奥托大帝

仅靠这些胜利，奥托一世还不足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巴伐利亚人一直在反抗。为此，936年奥托在亚琛作为国王即位时，宣布将继承加洛林传统。

为了让独立性很强的各部族服从，奥托选择与教会这一和各部族无关的势力结盟，把自己亲信的神职人员任命为大主教、主教。通过让神职人员担任国家行政部门的职务，防止职位的世袭化。精通文墨的神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能，有助于行政的全覆盖。这一制度被称为帝国教会制度，是贯穿萨克森和萨利安两朝的基本政策。奥托以后的诸王对这些政策的沿用也和他们的意大利政策有关。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批评奥托以及其后的德意志统治者们为求加冕而兴师南下，在意大利经营上花费了太多精力，他们认为德意志的东方更值得关注。

962年，奥托一世在教皇约翰十二世的主持下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此既继承了加洛林传统，也巩固了其作为德意志国王的地位。奥托以后诸帝的意大利政策也被放在了和东方政策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是与周遭势力维持平衡关系的基础。如果他们不求加冕、不远征意大利，就难以维持德意志王权的稳定。

奥托并非不关注东方。居住在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的斯拉夫人在10世纪表示臣服，但983年斯拉夫人起义，该地区重新失去。968年，作为东部经营的据点，奥托兴建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区，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973年，奥托死去，奥托二世继位，983年，年仅28岁的奥托二世也去世了。年仅3岁的奥托三世（OttoIII，980—1002）继位后，母亲狄奥凡诺摄政，在美因茨大主教威利吉斯（WilligisvonMainz，940—1011，担任奥托三世的家庭教师）的帮助下，王位得以维持。

奥托三世时期，1000年设立格涅兹诺大主教区，这促进了波兰的基督教化进程。1348年设立布拉格主教区。在北方地区，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区成为面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传道据点，1104年，隆德主教区设立。12、13世纪，德意志民族开始向东方挺进，他们跨越易北河和萨勒河开展拓殖，挺进到二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区，之后，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斯拉夫人居住区。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德意志国内。奥托三世于1002年死去，继承者亨利二世也于1024年死去。萨克森人统治的时代就此结束。同年，萨利安人出身的康拉德二世被选为国王。康拉德二世之后登场的是亨利三世（HeinrichIII，1017—1056，1039年当选）——此时，历史即将拉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Controversy）的序幕。

教会和王权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下教会和王权的关系了。

德意志国王把主教区和帝国修道院当成他自己的私有物，根据国王的意志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那个时候，国王没有固定的首都，他会经常带着数千家臣、扈从巡游全国，驻跸在帝国领地、修道院领地或主教领地上。

比起世俗贵族的领地，当时的修道院和主教领地文化色彩浓郁，经营状况良好，完全可以安顿国王带来的数千家臣扈从。对此，国王的回报是：不但赐予土地，还赐予特权。

近代以前，主教区和修道院获得了很大的特权。11世纪，法国以及勃艮第的教会以“教会自由”为口号，兴起了摆脱贵族压迫的改革运动。教皇利奥九世呼应这样的改革声浪，他召集优秀人才到罗马商量对策，表示谴责买卖神职（Simony）、神职人员娶妻蓄妾等现象。但当时的德意志教会情况不同。如前所述，对德意志的教会来说，国王的统治绝非压迫。德意志国王对发生在法国的教会改革运动反而是支持的，并表示要引进以克吕尼为代表的法国修道院的系列改革措施。

在德意志，国王不是“俗人”，他拥有神圣性。人们相信国王拥有王位是因为神的恩宠。国王是被涂油者（ChristusDomini），是近乎神的存在，被视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当时的教皇却没有这样的权威。教皇在意大利以外没有太大影响力；即使在意大利，也经常要在贵族们的争斗中腾挪躲闪，忽左忽右地站队才行。

因此，要理解教会改革和德意志国王的关系，必须理解德意志国王的这一特殊属性。国王不同于一般贵族，他可以凌驾于神职人员之上，拥有神圣性。“基于神的恩宠的王位”这句话不是虚言，而是现实的反映。国王是被神涂油者，拥有和基督同等的尊荣。

德意志国王亨利三世介入了围绕教皇尊位的斗争，他先后废黜了三位教皇，1046年，他任命班贝克主教（德意志人苏伊德格·冯·班贝克）为新教皇，称克莱芒二世。克莱芒二世后来被毒杀。在1056年前，有四名德意志人相继成为教皇，在他们的影响下，罗马的教会改革得以推进。1073年，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约1020—1085）就任教皇以后，冲突发生了，教皇把亨利三世的儿子亨利四世从教会开除（破门律），围绕主教任命权的“叙任权斗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