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传奇故事人物传记徐悲鸿的画作作品徐

文/江南之春

文章提示：

这是一篇向一位时代大艺术家致敬的文章。

徐悲鸿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绘画之父”，其艺术对我国美术历史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其绘画艺术的精湛宏阔，无须我来多说。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其艺术主张随时代之发展而或有可商，唯先生之爱国爱民之精神、崇高之人格与博大之情怀，虽历千年亦可与日月争辉。

徐悲鸿先生一生近乎完人，笔者今选取其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写成一文。头条读者的朋友们静心一读，必有所得。

徐悲鸿先生中年时的照片

1948年，是徐悲鸿先生十分忙碌的一年，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同年的11月，徐悲鸿先生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东北三省全境解放。徐悲鸿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从有关渠道获悉，北平、天津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

看惯了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软弱，积贫分弱的中国太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徐悲鸿先生一生太爱自己的祖国，期待自己国家强盛与人民的康宁幸福。

从他们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份子，但凡有爱国心者，无不期盼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

1948年底，东北的炮火与硝烟早已让北平城中一批国民党要员如惊弓之鸟，开始纷纷撤离北平，城内一片混乱。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则通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各行各业杰出人才南下。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坚决抵制，拒绝南下。他不仅要自己留下，而且让身边的吴作人、叶浅予、李桦、侯逸民、王临乙等人，还有他敬重的齐白石老先生等人都留下。他要把一个完整的北平艺专交到不久就要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手中。

徐悲鸿先生的坚决留下，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恫吓。国民党见徐悲鸿不肯南下，又提出给他一大笔外汇，让他出国去办画展。因为此前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先生，曾代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敦请过几次徐悲鸿再去印度举办个人画展，以再添中印两国人民之友谊。

建国后徐悲鸿先生创作时的情景

这幅画长3.6米、宽0.7米的立轴巨幅彩墨画，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和脑力，连续多日的创作，在终于完成后，徐悲鸿先生就病倒了。他四肢软弱无力，几乎半身瘫痪。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次重病没有引起徐悲鸿先生的足够重视。在家人和医生的劝说下，只休息了几日，身体才见好转一点，他又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建设与教学工作中去了。

悲鸿先生太爱这个国家，他心中没有个人，只想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多做些工作。这次大病并未彻底痊愈，为悲鸿先生后来的英年早逝留下了未能逆转的隐患。

笔者在熟读那一代如悲鸿先生这样的大艺术家的传略传记之时，有时会陷入莫名的伤感：像徐悲鸿先生这种助人无数，出身寒苦，一生坎坷，人格与情操如此高尚的大艺术家为何会英年早逝呢？叹天道不公，再借先生二十年有多好啊！

徐悲鸿先生一生无私资助学生弟子无数，他资助认识与不认识的青年艺术家如傅抱石、吕斯百、吴冠中等人，没有过一丝的私心，他是真心为国家为民族惜才。三十年代时，面对战火纷飞积贫积弱的中国，徐悲鸿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再不奋发，今后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的就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了。到时，日本就会说他们才能代表东方艺术。”他后来又说：“只要中国文化在，中国就永远会在。”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非常纯净，他的人格之伟大，情怀之高尚，感情之细腻，在他所处的时代，艺术家中真不多见。当年，他为了帮助青年傅抱石去日本留学，资助他时，连傅抱石的自尊心和艺术家的情感之敏都照顾到了。为了不让青年傅抱石知道是他拿出的买画钱款资助其去留学的，他把自已珍爱的画作价送给了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熊式辉随后则以江西省教育厅的名义公费派傅抱石去日本求学。

一个人的高尚有时不需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大举，它往往藏在一个人有温度有情怀的善举之中。帮助他人而润物无声，资助他人还关照他人的自尊与情感。

徐悲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出发点是那么纯洁透明，以至得到过他无私帮助过的人常常在多年后才知道事件的缘由。

一个人有高尚的人格，其在社会中事业不成功是很难的。同样，一位有伟大人格的艺术家，其艺术不流传百世也是很难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到了9月24日，眼看新中国就要宣告诞生了，但是国歌迟迟还没有定下来。

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之日竟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这显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世界通行的惯例。

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主持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国旗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议题一明确，会议顿时冷了场。

就在各位代表冥思苦想、苦无良策之时，徐悲鸿先生站了起来，提议可否用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他以法国为例，说明自己的意图。他认为，法国人用著名的《马赛曲》当国歌传唱至今，具有相似背景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完全可以。

徐悲鸿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同。周恩来也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仅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选择它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接着，梁思成等代表也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许多外国友人也非常喜欢。

不过，座谈会中，也有不少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这些代表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呢？

最后时刻，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毛主席也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可以确定下来，歌词无须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没有过时。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因此，还是保留原词较好。毛泽东主席的发言，一锤定音。

大会宣布，接受徐悲鸿先生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9月30日，新中国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随即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久，徐悲鸿先生又被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首任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先生以忘我的精神，到人民群众一线中去，他在工地、田间、部队、农场，以一个大画家的画笔，为无数普通人画素描肖像、画劳动速写。他是真心爱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战士、教师、农民，他要用他的画笔为这些普通劳动者带去幸福与欢乐。

徐悲鸿先生病中卧床时与夫人廖静文的合影

1952年春天，徐悲鸿先生仍然不能行走，躺在病床上。

一天，悲鸿先生看着窗外已经抽芽成绿的柳条无限伤感地说：“静，为什么我不迟生十年呢？”

他在惋惜他自己一生年富力强的日子都是在旧中国度过。面对自己无限热爱的新中国，他却躺在病床上，什么也做不了。他内心既痛苦，也不甘，他渴望把自己在艺术上的才华，为自己所热爱的新中国和那些普通的劳动民众全部燃烧。

他自已还有太多的事想去做，为艺术，为教育，为劳动人民。

1952年这一年，徐悲鸿先生都在家中病床中度过。病情稍好些，精神稍好时他就躺靠在病床上为大、中、小学校编写相关美术教材。他仍然相信自己会好起来，他相信自己还能为国家为人民美术教育工作10年左右。

一晃1953年的春天也来临了。这一年朝鲜战争胜利后的部队，部分陆续凯旋归国，徐悲鸿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一年多的静养治疗，他渐渐可以起床行走了。他觉得过去的一年多，因养病为国家做的太少，于是他又抱病坚持为抗美援朝立功的战士们画了不幅奔马，让家人寄往朝鲜前线。朝鲜前线的战士们收到后，为悲鸿先生从前线发来了回信。收到从朝鲜战士们发来的信，徐悲鸿先生反复地看反复地读了好多遍，他脸上泛起了久违的幸福与笑容。

同年5月初，由于对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学习情况比较牵挂，徐悲鸿先生抱病前住美院，他从一个教室慢慢走到另一个教室，检查学生们的绘画习作。看到教学中出现了某些失误，他心情沉重。

眼看暑假快到，各个系都有即将毕业的学生，他顾不上身体还没恢复，坚持要去给他们讲课。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要在他们离开学校之前，要尽量把我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谁知这一语成谶。

这一年的暑假，在送走毕业班的学生后，走路都还时常感觉身子往左边倾斜的徐悲鸿先生又开始为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组织的青年教师进修班授课。在这一批进修的教师中后来有艾中信、王式廓、董希文、刘继卣、冯法禩、关良、倪贻德、李宗津、戴泽等人都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