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蒲臣如何用故事讲述来传播信息

回忆我的一生

何思源

一、出身和求学

我于1896年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县一个中农家庭。上辈是乡村医生,祖父和父亲都识些字。我自幼喜欢听老人讲故事,如武松打虎、窦二墩盗马等。到七八岁也认识了一些字,就学着看唱本,小说,逐渐能看《西游记》、《水浒传》以至《三国演义》等小说,直到后来,民间小说文学可以说是我的“基本功”。

我14岁进入高小,半年后考上“普通中学”,该校是同盟会人创办的, 极力鼓吹革命。

我于1914年冬中学毕业,家庭生活困难,本来不能升学,但是辛亥革命后,山东省教育当局规定了各县发放“助学贷金”的办法,我依靠每年贷金100元和校长丛禾生先生每年帮助100元,就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注重外文,所有科目既不与北大本科课程相衔接,反而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以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为基本要求。功课紧,纪律严,在某些方面胜过本科。我在北大几年确是很用功,看了些原文哲学史、哲学通论和各国当代哲学著作。

1917年1月,蔡元培校长到校后不久,就宣布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各展所长。于是,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最著名的刊物有《新青年》、《新文学》、《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这些都是宣扬新思想的阵地。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论衡》等。各种社团、刊物的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对于全国思想发生极大的影响。

我在北大预科3年,本科1年,预科第三年时我是学生班长,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等人接触较多。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

1918年10月,红楼建成,我们搬进去。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在《日刊》上发表过《劳工神圣》、《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等文章。1919年4月1日,我见红楼前边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日刊》,有购10份20份的,也有买50份的,刹时抢购一空。我近前一看,原来这期《日刊》上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致(公言报)答林琴南君函》,后面另一篇是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发表的攻击北京大学的文章。主要攻击两点:一曰:“复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旧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先生的文章大概是北大的集体创作,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对林琴南痛加驳斥。我认为这篇文章可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和檄文,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表现。这种思想的解放,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以及“六三”全国工学商大罢工等爱国运动的伟大开端!这些运动终于团结人民推倒了北洋军阀政府,夺回领土主权。

蔡校长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主张正符合我的思想要求,我从民间小说文学得来的“基本功”正是“行用土语为文字”。我的思想解放了,胆子也大了。我的学科重外文,除英文外,又学会法文。我居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有思想意义的英汉对照文章《金钱的崇拜》,我还发挥“土语”本领,连续写了九篇水平不高的文章,其中《新唯实主义》在《新文学》上发表,《我们如何思维》在《新潮》上发表,我这个乡间土孩子出身的人,谁给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胆量！

二、“五四”运动——在国内和国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条”,当年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政府5月9日复照接受,当时中国人民以“五七”和“五九”为“国耻日”。我正是195年5月来北京的,当头就撞上这个事关山东的“国耻日”。1918年5月7日,我随北大同学自马神庙本校出发,参加纪念“国耻”的游行。1919年又参加了五四”运动,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但在当时,我对“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1919年秋,我考上官费留美,在那一批留学生中,我到美最早。到1919年10月末,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注册时,大学教务处的人员知道我是新从北京大学来的,就对我说:“北京大学是国民党人办的学校,唐人街的许多人认识他们。他们打倒了几千年专制皇帝,现在又号召全国工商学总罢工要推翻军阀政府,真了不起!”旧金山唐人街一家英文报纸听说我来到美国,立刻送来稿费,约我写文章,报道“五四”运动的经过情况。

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比较政治”的教授查理·茉利安有一次对我说:“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人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只是为了自己加点工资,不问国家政治,眼光很窄。中国人的知识和生活水平虽低,但能为国家民族奋斗。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发起‘五四’运动,号召、团结全国人民,推倒政府,夺回领土主权,这是我们美国所不及的。”当时国外对“五四”运动反应的强烈,在国内是体会不到的

1922年春,我正在纽约哥伦比亚“自助餐厅”劳动时,忽然华盛顿来电报说,山东学生会有电来,指定我为代表,请我去华府。原来九国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时,要中国和日本在会外单独协商,这是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我国人民要求我们留学生力争,不准单独协商,定要大会讨论通过。我和童冠贤、杨今甫、吴之椿、陈翰笙、顾淑型、罗家伦等在美学生多人,组成留美学生代表团,游行请愿。游行到中国使馆,就闯进去向北洋政府代表施肇基、顾维钓等提出要求。我以山东代表资格站在前边,说:“你们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今天就不许你们出这个门!”(约定是日谈判),我说话声音高,又无意中将手插入衣袋,在场保卫使馆的美国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立即把我包围起来,施肇基倒对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散开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问题,是引起“五四”运动的原因,但“五四”运动并未解决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九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还是巴黎凡赛会议的继续。问题既没有解决,我们就要继续斗争。这可以说是在国外的又次“五四”运动。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所经历的“五三”惨案,我在山东办反日教育,直到鲁北抗战,都是沿着“五四”这条线走下来的。我始终没有脱离“五四”爱国运动这条路线。中日问题直到抗战胜利及中国解放,才真正最后得到解决。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除每天劳动两小时,洗盘子、洗碗、擦窗玻璃外,还在一家小农场劳动三个月,曾写过《我的农间劳动生活》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无所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我在美国早就开始学习德文,哥伦比亚大学也教德文,多在夜间开课。大约秋季到德国,在柏林大学注不上册,不论在美国得过几个学位,都须考试德语听课能力。柏林大学可为我补习,到第二学期我才成为注册的正式学生。在德国三年,学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与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与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

1924年到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经济。在巴黎与 Evonne NatalieJammes相识,她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她与我结婚后入中国籍,注册为“何宜文”。她于1905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父亲是雷诺工人,曾参加法国共产党,母早卒,有两姊在第一次大战中牺性。我与她相识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同学有: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陈翰笙、顾淑型、童冠贤、劳君展、魏璧、段锡朋等人,何宜文与他们也都相识。

她来中国后,生子女各二人,在中国生活50余年,一贯热爱中国。在抗战中曾遭日寇逮捕,对敌斗争坚贞不屈;在解放战争中又被特务爆炸负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流过鲜血。即使在最困苦的时刻,她也从未萌离去中国之念。50多年来我们同甘共苦,志同道合,我得到她许多支持和鼓励,对我帮助很大。她已于1978年在北京去世,这是我暮年的一大不幸!1925年,我为预筹将来回国路费,决定写书卖钱。就利用巴黎图书馆的丰富资料,刻苦钻研,费时半年多,写出一本约45万字的《国际经济政策》,寄上海商务印书馆,讲明出卖一半版权,作为回国路费。但是我不知道该馆要不要,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和何时寄来,不得不省吃俭用积蓄路费(我在欧洲留学已无官费,全靠半工半读,回国路费亦需自筹)。我又在巴黎图书馆发现法国有名的合作经济学家杰德的《欧美社会经济及其发展》一书,约30万字,立即着手翻译,因急于求成,译得很快,一个多月就译完, 未免有些粗糙。《国际经济政策》1927年出版,商务印书馆似很重视此书。《欧美社会经济及其发展同年也在广州出版。

不久我得知学生坐四等舱,船票可以优待,减价30%,到上海只需100多元,真是好时运!就向各方朋友筹借,买了船票,到了开船前一天,商务印书馆也汇来100英磅。

三、动荡中的广州中山大学和“四·一五”事件

因为广州是革命的,我没有去上海,在广州就下了船,那是1926年冬初。我一到广州,就参加了中山大学的建校工作,改组原广东大学,合并了几个专科学校,组成中山大学。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在次年(1927)3月1日开学。我被聘为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后又兼经济系主任,兼政治训育部委员,后又兼政治训育部副主任(正主任是李济深),最后又干了几天法学院主任。

1927年1月,鲁迅来中大任教务主任,我与他同事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常在一起开会,为了商讨校务,也接触过几次,关系还好。只是因为我那时受戴季陶的影响,左右动摇,对鲁迅支持不多。但后来鲁迅对于我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却总是支持的。我在1929年为《子见南子》话剧问题与“孔家店”作斗争,鲁迅不知道我是这一斗争的主角,只因赞同这一斗争,把与它有关的全部材料在他主编的《语丝》上发表,并作了《结语》,后来又收入《集外集》中,以示支持。

鲁迅曾在北大任讲师、教授,但他那时在北京各校兼课,并不专属北大。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北大最接近,所以有人说他是“北大派”。他说:“既然被派进这派里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也不坏……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和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见北大许多人齐集中山大学,又有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的政治条件,他是抱着希望而来的。

中山大学1926年12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是文、法两科革命师生组织的。我参加了该会,被推选为9个干事之一,其他干事多为共产党员。我在该会讲过有关计划经济、社会政策等问题,(讲稿于1927年在广州出版,书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法》),鲁迅支持该会活动,并曾捐款10元,作为该会经费。朱家骅则采取抵制态度,对该会经费房子等问题多方阻难。为该会问题鲁迅与朱家骅在教务会议上曾发生争论。鲁迅说:“我主张学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动自由,组织自由,这是北京大学‘五四’的传统。难道我们要现在的中山大学不如那时的北大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却要中山大学倒退十几年吗?后来不知为何,学校给了一间房子,并派我为该会指导员。

中山大学在政局动荡中内外不安,内部路线斗争表现为鲁迅与朱家骅、傅斯年的矛盾日益尖锐,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外部压力也一天天增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件。事先已有酝酿,许多共产党人有所觉察,离开广州。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后回到广州时,带来德、英、印、法四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山大学在礼堂开会欢迎,我一人担任英、德、法三种语言翻译。会后谭得知广州有危险,就带外国人先一日去武汉,他们走得快,幸免于难。

“四·一五”这一天,学生被捕数百人。当天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院、科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教授,我也参加了。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面,现在我来召开这次会,请大家说话。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走他们,他们有什么罪?被抓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百人!”朱家骅坐在鲁迅的对面,这时他说:“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

鲁迅对朱家骅说:“学生被抓走,这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总理三政策的哪一条政策?”朱家骅以势压人,说:“我们要听政治分会的，党有党纪,我们要服从。”鲁迅继续驳斥:“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说:“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进行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

鲁迅和朱家骅公开冲突,无转圜之余地。鲁迅坚决主张营救学生,他强调学校应该负责,我们也应对学生负责。但在那种情况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无结果。鲁迅愤而辞职。因为鲁迅名气太大,学校当局未敢马上批准,鲁迅就搬出学校,不再过问校事。此后就有大批教员和学生,辞退的辞退,开除的开除,学校里一派恐怖气氛。接着叶剑英广州起义,四军、十一军回师政变,到了李济深与张发奎之战,广州已一年不得安宁。中大受了很大影响,好久没有上课。

四、济南“五三”惨案

1928年初,所谓第二次“北伐”将进入山东,蒋介石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我是山东人,而且这时已是国民党员(我在国外时,除在华盛顿参加过由周恩来发起的,有高仁山、童冠贤、陈翰笙、顾淑型、刘东美等人参加的“新中学会”外,未参加任何党派,特别是在巴黎时,留学生中有国、共两党党员,他们都曾拉过我,都被我拒绝了。我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后有一天晚上,曾养甫给我送来党证,我才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中山大学就推荐我,蒋也发表戴季陶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我为副主任。这时我才初次见到蒋介石。我根本不懂军事,也不懂军队政治工作,就赶时髦糊涂地就了职。由南京到徐州,共住了一个月,就随军进入山东。

1928年5月2日晚,我带领学生宣传队进入济南,5月3日就发生了有名的“五三”惨案。前一次北伐到徐州,日本就为了保护张宗昌出兵占领济南;这一次日本福田师团又占领济南、青岛和胶济路,公然开枪杀中国人,在济南共杀死两三千人,5月2日和我同车来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全体人员被惨杀;蒋介石的外交部长黄郛被捕受辱。我亲身经历了这次惨案,第一次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出兵惨杀中国人。我是从死尸堆里爬出得以逃生的。“五三”惨案后,我随蒋退到兖州。在兖州车站,蒋对我说:“以后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要注意,不要铺张,不要刺激日本,要停止反日宣传。”此时蒋介石已接受日军福田师团长的最长通牒,其中第二条就是“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排日行动”。三四天后,也是在兖州车站,蒋介石对我说:“华北情况复杂,我留你在山东做教育厅长。”

五、反日教育与求生教育

这时我已不干政治部的事,在办教育上当然不再受蒋介石指示的约束,我可以把我的信念付诸实施。我在北大做学生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2年在华盛顿,再次因反对太平洋九国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安排,向北洋政府的代表请愿;此次又在济南撞上“五三”惨案,几乎被杀;这就促成了我要誓死办反日教育的决心。我在任教育厅长期间,山东主席先是石敬亭、孙良诚,冯军撤退后是陈调元,中原大战后又改为韩复渠,我的爱国教育宗旨始终不变,没有人能撤掉我这个厅长,也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决心。我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是山东人民的生命,必须坚持下去。我向学生、教员,向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广泛宣传,我在各县办各种训练班,后来又办义务教育也是以此为目标。各种场合,我无处不到,见人就讲,尽力灌输爱国思想,十年如一日,不松不懈。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半年中,我看事急,赶紧到各县各校讲演将来中日开仗时,怎样打败日本。曾讲演45次,最后一次是在济南市立中学,当时适有河北省教育参观团在场。我讲的主旨是:中日较量,看谁吃得苦,熬得久,谁就胜利。使大家对于艰苦抗战有一个心理准备,抗日要坚决,要团结,坚决团结,才能胜利。

我办抗日教育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有一次,韩复榘对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又怕影响你的决心。”我问何事?他拿出一迭文件,原来是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对山东反日教育提出的抗议,以及他们搜集的证据。其中有中小学课本,我在各种讲演的记录和我所制定的《学生问答手册》等等。我一一予以驳斥,韩说:“当然你说的对,不过,你还是敷衍敷衍他们,请他们吃顿饭吧。”

办教育不简单,教育有它本身的意义和规律。我不是学教育的,没有读过一本有关教育的书,须得从头学起。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即是“学以求生”,自创一词曰“求生教育”。我认为人们在任何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求生”,从认识几个字,学一点技能,以至进行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都是为了求生存。我不知这种想法对不对?为了求得指正和帮助,我曾求师问友,并到各县各校讲解说明,征求意见,还写了一本《求生教育》小册子,向许多学者专家请教,他们都唯唯诺诺。我看他们都是书本主义,学究气太足,不愿多说话。不得已,我就自行其是,以行政力量推行全省,又走遍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各处讲说,教学生知道,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标。

1935年,济南高中校长张默生和我商议,聘请胡也频到高中教书,我们决定请胡任高中教务主任。我记得曾请胡也频和丁玲来我家吃过饭,我对他们很器重。后来有一天,韩复榘在开会后顺便对我说:“你们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吗?中央要他,据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我说:“办学很难,没有一点进步思想,学生们有意见,请来个有进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其实,青年人思想过激一些算不了什么,当年我也是很激烈的。”韩复架见我不同意,就把手一摆,说:“算了。”我回去立即打电话找来张默生,叫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并拿出200元钱送他作路费。胡于当天下午搭火车去青岛转赴上海,丁玲随后也赶往上海。不料他俩终于未能逃脱蒋介石的魔掌。丁玲在她的著作中也提及此事。韩复架因我不同意捉胡也频,此后在学校捉人,就不再事先通知我了。如他派兵包围曲阜师范,我就不知道(此次包围并无所获)。

六、山东教育战线的斗争

在山东工作不是平稳的,须得与反对我的势力进行斗争。首先是与“陈家党”的刘连漪作斗争,他想抓山东教育要挤掉我。在韩复榘被捕后又迁怒于我,结果撤掉我的山东省党部委员职务,接着又动员浙江、安徽等党部通电要求对我撤职查办。以后又有对张苇村一伙的斗争。

其次是与山东最大的封建势力“孔家店”的斗争。它在南京党的方面有“西山会议派”张继的支持,在政府方面有孔祥熙为后援,还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犬养毅之流的捧场。借曲阜第二师范师生公演《子见南子》话剧为题目,一齐大肆叫嚷“严加查办”。

最后,是与山东省内外一批反对我的人作斗争,他们以南京西惟汾为后台,拉帮结伙,向南京教育部请愿,大骂我是“六中一北大一哥伦比亚系统的学阀。”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山东,招兵买马,各处搜集我的材料,但一无所得。有两位曾参加过反对我的人后来对我说:“你可以自慰了,他们发现你是个清白的人,不贪污,找不到证据。你是个硬干的,不怕斗。学历太高,目前无人能代替。”又说“现在他们已经瓦解了。”

这几次是比较大的斗争,其他还有。但每次斗争我都记住蔡元培先生告诉我的话:“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这是蔡先生支持我与“孔家店”作斗争时说的话)无论他们怎样闹,山东的教育大权始终掌握在我手里。经过六任主席,最后还是以我为主。他们说我用人以六中(山东比较好的中学)、北大(中国的最高学府)哥伦比亚(世界上有名的大学)为准,这正说明山东教育班子硬,推不倒,只好骂骂出气而已。日本人打来了,他们赶紧逃跑,我们却在山东顶着抵抗。

七、与韩复渠共事

(参阅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第37辑)

韩复榘主鲁期间,我与他共事八年,应付周旋,煞费苦心。我的目的是想方设法影响韩复榘,使他不投向日本,不和“中央”打仗,不欠教育经费。我曾一再向韩表示:“旁的事我不管,这三条,如果哪一条有问题,请您先告诉我,我就走。韩慷慨地向我作了保证。关于韩复榘的工作,我当然义无容辞。我是一贯反日的,我也不能坐视韩投向日本而不问。最后一次谈话是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召我谈话,我看他对华北、山东很焦急,就把韩复榘的情况和韩的思想顾虑详细地作了汇报,并说:“韩复榘决不会投日本,他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他对日本不过一时利用而已。他如投日本,他的部下也不干,军队怕也带不动。蒋说:“那么,你须立刻回去,代表我告诉韩复榘,只要他跟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把那里的军政权交给他。”我立即回山东去见韩。一进门,韩就说:“我知道了,我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又着重说:“这是你知道的,你总应该放心。”

果然,1937年4、5月间,日军步步进逼,要求“华北特殊化”,要搞“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韩复榘是关键人物,他不参加就搞不成。这时已到了紧急关头,全国都注视着韩复榘的态度。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一面在北平逼迫宋哲元。一面派板垣和参谋花谷飞往济南,迎接韩复榘去北平开会,要推韩为头子,实行“五省三市自治”。韩复榘过去与日本有拉拢,他是为了独霸山东,借日本压制国民党在山东的活动,排除“中央”在山东的势力,可能与日本有类似“何梅协定”那样的默契。花谷原系驻济南武官,拉拢韩复榘都是他一手经办,因功提升大佐,调天津驻屯军参谋。他满以为对韩有把握,不料韩到此关键时刻断然拒绝。据翻译朱经古说,花谷无法复命,以当面剖腹自杀相要挟,经朱经古劝阻,才未出事。花谷愤然而去,但飞去不久又折回来,表示和解,说今后还是朋友,可见日本人对韩还不死心。韩复渠这次表现是好的。蒋介石邀韩到杭州会面,韩接电立即备车前往,临行前对全体省府委员说:“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日本人了。”韩北行得到蒋介石的特别礼遇。到了紧急关头,韩复榘果然没有倒向日本,我心中暗喜,这证明韩以前对我说的话不是骗我;我向蒋介石说的话也没有说错。韩曾让我点验他的部队,并可自由向军队讲话,证明韩对我是推诚相待的。

韩复渠由杭州回山东不久,宋哲元被日本人逼得无奈,躲回山东乐陵老家。大约在5月20日左右,韩与宋哲元在商河县会晤,韩回济南后说:“宋明轩真草包!在北平抵不住,躲到山东来。”

七七”事变后,日本还想引诱韩复渠保持“中立”,韩为表示决绝,限令日本领事馆人员及侨民即日撤走。日本武官石野来省府和韩谈到深夜点,最后韩说:“你们把我韩复榘当汉奸看,那你们瞎了眼!明天你们不走,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话说到此,适74师师长李汉章为该师调往青岛事来见韩,亲闻此语,并见韩满面怒容。第二天办公时,韩复榘对我们说:日领事馆人员和侨民今早乘专车赴青岛回国去了,他们希望我们中立,真是异想天开!”

上海开战后,冯玉祥来津浦路北段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令韩拨两个师归冯指挥,韩派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率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过河,韩军在河北一两个月,与日寇接触几次,无进展。韩与冯玉祥的矛盾却日渐加深。韩对冯采取袖手旁观态度,许多人因此对韩不满。我对韩说:“现在全面抗战,主席是军人,不出去打一仗,怎么向国人交代？你想撤到后方休整,不打仗,也无理由。韩在舆论压力下,才在11月间亲自出马,率手枪旅(已换上步枪)和朱世勤特务队过河迎战。当时冯玉祥率曹福林等在禹城当正面,韩打日军左翼。日军左翼已占领惠民,韩到济阳就遇上敌人。那时日军初来,甚为精锐,炮火猛烈,韩军无大炮(蒋介石把河防炮兵调走),手枪旅抵抗不住,退了下来。韩率贾本甲团及传令队等不过数百人,在一个村庄被敌包围,韩复榘骑摩托车冲出,所带队伍伤亡不少。韩回济南后见我抱怨说:“打,打,几乎回不来!”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日军作战,以后他只有后退了。

八、放弃济南,不守泰安韩复榘伏法

日军很快迫近黄河北岸,占领鹊山,向济南打炮,炮弹落到商埠和车站上。不几天,日军又调来远程炮,越过城区,打到千佛山下,韩怕日军渡河,过早地把黄河铁桥炸毁,曹福林部的荣光兴旅被截在河北,他们向西急行绕到齐河渡口,才过河退回。

这时,北方各机关、学院奉令撤退。韩复榘令省政府各机关撤至宁阳(后又撤往曹县),我认为还不至如此紧急,不愿走,就约同民政厅长李树春帮助守济南,韩同意我们二人留下。济南撤退的文教机关很多,如医药专门学校、省立剧院和剧团、图书馆、各学校(后来山东各中学辗转撤至四川绵阳,成立国立六中)和医院等,那时山东东部、北部各校撤退也经过济南,日军大炮直射车站,撤退人员众多,争先恐后,秩序很乱。我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分组指定带队人员沿途设站,使情况有所改善。

从韩复榘退回济南到放弃济南,中间与日军隔河对峙一个多月,这期间我与韩复榘谈话数次,设法动员他积极参加抗战,但韩复渠军阀思想太严重,一心想保存实力,维持地盘。他不相信蒋介石的保证,怕在对日作战中把力量消耗完了,便失去资本,华北就没有他的“份儿”了。他说:“我们有这些人,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山东省银行)到哪里也有花的有吃的。”并说:“你也应当准备准备”(意思是教我携款后撤)。他要求蒋介石把他的军队调到后方休整。蒋介石派蒋伯诚来山东做韩复榘的工作,从此我就不再过问韩的事了。

1937年12月22日早5点,韩复榘来电话叫我立刻去省府,韩对我和李树春说:“夜里日军已从济阳门台子过了黄河,22师谷良民部已退到周村,你们该走了吧?”我和李树春只好离开济南去单县,又转往曹县。韩复榘留下十二军孙桐萱部断后,并放火烧掉省政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一些重要建筑物,他本人同蒋伯诚也乘火车离开济南。李宗仁来电要韩守泰安(炮兵已调到泰安),韩复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曾打来十万火急电令不得放弃济南,而韩已到泰安,蒋又急电令死守泰安,韩已到济宁了。蒋伯诚在火车上还大睡,醒来以为到了泰安,不料火车已停在济宁车站,问韩:“不是说我们住泰安吗?”韩说:“已到济宁,还说什么泰安呢。”

自撤离济南后,我就没有再见过韩复榘,只彼此通过几次电话。1938年1月7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第五战区军政会议,江苏主席韩德勤、安徽主席李品仙都到了,韩复榘不去,却由钜野打电话给我,叫我代表他去徐州开会。李宗仁见韩不到,大为不快。会后,李宗仁对我说:“委员长就要到开封,你快回去,务要叫韩复榘去见委员长。”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有45位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当场严斥韩复榘违抗命令,连续失陷大城,并立即将韩逮捕。韩被捕后,我去见蒋,表示我没有做好工作,最好换个人。蒋说:“没有什么,韩复榘不听命令,他自己负责,没你的事。以后山东还需要你留下。”是年夏,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我遇到何应钦,谈起枪毙韩复榘事,何说:“韩被枪毙,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我认为何应饮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三路军向后退,人心沮丧,一处分韩复榘,上气大振,各军立刻又向前进了。这一措施关系重大,是必要的。

九、抗战在鲁北

抗战开始时,省府南迁,我帮助守济南,后来又帮助商震的第四旅林旅长守曹州。在这期间,平津学生及文化界人士纷纷流亡南下,我们在潍县收容了一部分流亡学生,举办训练班,请杨献珍、齐燕铭、徐彦之等同志分任正副教育长。后因战局变化,训练班解散,杨献珍同志南去,齐燕铭同志转往六区专员范筑先处。根据一些流亡学生的要求,我们组织了一个“教育厅移动剧团”,请荣高棠同志任剧团副团长,张瑞芳、张楠、王旭等同志十余人为主要演员,曾到潍县、兖州、徐州、台儿庄、曹县等战地演出,以鼓舞军民斗志。这个剧团一直跟我到河南郾城,还曾到信阳张自忠部队作劳军演出。后来到了郑州,荣高棠等人去延安,我们才分手。一部分剧团人员随我渡河回山东,在聊城我把剧团交给了齐燕铭同志。那时他和张郁光一起,在范筑先那里做政治宣传工作。

1938年夏,我从郑州附近渡河,绕道河北大名樊相镇,经聊城、张秋到了鲁北惠民。我以教育厅长资格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和鲁北游击指挥,管辖4个专区,27个县,1个黄河三角洲垦区,自济南直到渤海湾,整个鲁北平原就是我的管辖区,也是我的活动区。那时山东的情况是:省政府在鲁南山区,有于学忠的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和吴化文的新四师及刘桂堂(刘黑七)的新三十六师驻守。鲁东、鲁西、鲁北分设三个行署,代表省政府领导本地区工作,没有什么兵力。那时山东很乱,鲁东行署主任卢斌湖北人,是沈鸿烈的亲信,干了不久就被杀;鲁西行署主任由韩复榘的民政厅长李树春担任,他无所作为,被免职代后想投敌,亦被民众所杀。只有我在鲁北,傻乎乎地冒着各种危险拚命硬干,反倒安全无恙。我开始只带教育厅青年干部十余人,沿途收容尚未南迁的教育局长、校长等人员,即以他们为领导骨于组织游击队,还有沈鸿烈留在鲁北的海军陆战队,石友三部下也有一部分人投过来。此外还收了一些绿林英雄——五股土匪,其中包括有名的劫“顺天轮”的主角。我收编他们时,是个人单骑驰入他们的营地的,他们见了我,欢呼:“老厅长来了!”原来他们当中那些识字的“拿鹅毛扇”的人物,都是在我办的训练班中受过训的学生。这些人地理熟,很能打。我把他们编为第旅,我的卫队大部分也由他们组成。从此,“老厅长”三字在鲁北传开了,成了人们对我的专用称呼。这也是十年爱国教育工夫显出的成果。凡是我的人,即使在土匪、汉奸地区也可通行无阻,因此有些省府其他机关到外地出差的人也往往冒称是“教育厅的人”。

鲁北各地教育人员组织的队伍及绿林武装共编成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其中有一个旅是直属部队,随我活动。我的基本活动地区是东到沾化、利津、滨县、蒲台、无棣和垦区海边一带,西至德州,靠近济南。鲁北行署名义上设在义和庄及其附近的老鸹嘴、王集等村,实际上我是流动办公,并无定址。这一带濒临渤海,有黄河口及其附近的三角洲、小清河口、弥河口,徒骇河口,半沙半水,港汊曲折,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活动。有小渔船与沿海各地交通,并由寿光运来粮食,情况紧急时,也可乘小船转移。我数次去鲁南,有两次就是乘小船去的。几年来我带领这些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建碉堡、挖壕沟,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角,遭受一些困难和挫折,各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的行政系统和武装力量依然存在;我们的《鲁北日报》仍在发行;我们“鲁北银行”的票子照样流通;我个人却经历过不少次危险,最危急时曾睡在麦地里,谷稞中,赖山东人民群众的保护,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也是一条经验:你越是真心抗战,不怕牺牲,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就越安全。反之,只图私利,脱离群众,就会孤立暴露,活动困难,安全也就失去保障。

十、关于游击区的工作和经验

现在我把游击区的各项工作,根据我在鲁北的实践经验和见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写出来。当时八路军山东游击区的情况和经验肯定比这些好。我写这点材料只可供作参考之用。

1、兵源方面,山东游击区一般没有实行征兵制,多由骨于分子串连而来。因系就地组织,就地活动,人熟地熟,青年人愿意当兵。军队能够吃饱穿暖,所以人强马壮。这比大后方强拉壮丁,克扣军食,士兵吃不饱面黄肌瘦的情况大不相同。有一年,何应钦因后方兵源缺乏,曾让我给他在山东招兵,我给他招了一些学兵,把名单编号用无线电报发去,令学兵个别自行前往，对号验收。

2、财源方面,战前各种赋税停止征收,主要依靠征收给养(粮食)解决军队全部供给问题。征收给养采取摊派方式,一般由县统筹分配,这样群众负担还比较公平合理。有些地方秩序很乱,由游击队自行摊派勒索,群众负担很重,部队之间也为争夺给养而互相摩擦。老百姓家家都要出给养,家中有人当兵,可以吃回去,穿回去,这也是人们愿意当兵的原因之一。游击队员外出活动或出差,均携带给养收据,即由所到之处就地派饭,按实用数量开给收据,于征收给养时坐抵。

国家经费由“中央”派飞机空投钞票(空投给鲁南省政府),我们派兵去领。此外,我在鲁北设立“鲁北银行”,请准“中央”,以国家应发经费转存中央银行作为储备,发行1元、5角的票子,也解决了一部分财政问题(其他地区也有发行流通券的)。

3、武器与子弹的来源,开始时武器很缺,只有鲁南张里元送了我6挺土造轻机枪,因此不得不由民间搜集武器。山东民枪较多,主要是“套筒”步枪,那是前山东军阀王占元统治湖北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制造,带来山东卖给民间的。后来,我们因陋就简自行制造捷克式步枪和轻机枪(用潍县造织布机的钢轴改作枪身,颇适用)。好多部队能自造手**、迫击炮、掷弹筒,子弹也可用旧弹壳改装一部分。自造枪弹我都试用过,能打响而已,准确度不行。自造的火药也不好。1939年我们用第五团王家驹部所造手**去炸济南伪省署,虽然掷到他们的会议桌上,但未爆炸,很可惜!我还曾派兵随鲁南部队去后方领过一次子弹。这是初期的情况,后来主要是从敌伪军手中购买子弹,打一仗,就买一次来补充。开始时是伪军借作战报销零星出售,后来日本人也卖,有时大批卖,章丘翟毓蔚部就曾由北平一次购得子弹4万发,并雇用日本宪兵护送。其他地区也都有取得子弹的途径和办法。

4、组织与训练,游击队一般按专区、县系统编为保安旅、团和保安大队，对原有地方民团、外来军队和收编的土匪集团则予以整编,酌给番号。编好的部队一律经过点验,所有干部都要经过训练。我们的利津设立行政干部训练处,在惠民设立军事干部训练处,轮训军政干部。沈鸿烈在鲁南设立全省党政军干部学校(后改称训练团),分各种专业班,调训全省干部。部队在不作战时也进行政治教育和练兵。

我们训练和教育的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

5、敌人的活动及其规律和我们的对策。自“七七”事变起,到1945年9月止,我过了8年又2个月的战争生活。在鲁北期间,1938年到1939年春,敌人第一次“大扫荡”,先打鲁西北,后打鲁北,而未及时传达,我们没有充分准备。1939年初,敌第五师团、骑兵第五联队出动飞机6架,坦克9辆,汽车数十辆,几天内就把我们新编成训练不久的游击队打垮,各县城相继沦陷,新恢复建立起来的行政系统也陷于瘫痪。敌人看起来很,但是它兵力不足,主力不能长期留在游击区,不久就须调走,我们能够很快恢复活动。在这次战役中,我们没有死伤几个人,只是丢掉几座县城。我们在沾化下洼一次奇袭,打死敌军医官3人,获洋马3匹及全部医疗记录。从记录中了解到敌人来历、沿途经过及死伤人数,当即上报。我骑兵还获敌汽车3辆,可惜无人会驾驶,只好毁掉。

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变化,现在有了经验。敌人大兵力“扫荡”并不可怕,因为他们外强中干,持续时间不会长,而敌人经常性的进攻却必须加意防范,这是关系我们游击区存在和发展的大问题。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我们逐步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敌人出动的日期、时间、行军路线等一般可估计个差不多。就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对付它。有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避开“扫荡”;有时集中兵力,打击小股。敌用碉堡、壕沟封锁,频频搞“强化治安运动”,我们就改造地形,各村挖掩体,村与村之间挖交通沟,敌人来了,可打则打,不可打则走,活动方便。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了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了敌人,夜里打。迫使敌人不得不多设碉堡、据点,派兵护路。又因伪军很多和我们通气,敌人知伪军不可靠,不得不多配置日兵。这样,就牵掣了一大部分日军兵力。1942年1月14日,敌军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包围,但是因为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有中国心,敌人出动不会成功。在鲁北人人认识我,人人同情支持我,日本兵却人人不认识我,虽然他们带有我的像片(日军每次出动都带着一本像册,其中第一张就是我的像片)和我对面走来,还是当面错过了。大兵包围我驻地,不见一人,我们得到情况,早已转移。

6、交通与通讯,游击队有“军邮”组织邮路直达大后方。从鲁北发送公文信件,可达鲁南及全青各游击区,直到重庆。敌占区邮局也与“军邮“秘密合作,可与敌占各城市通信。省、专区、县之间,县与县之间,又设有交通站和交通员,负责通讯、联、接送人员,村与村之间还有传递步哨,由自卫从(民兵)传递信件。这些系统加在一起,就形成四通八达的通讯联络网,非常灵便。曾有一刘某自东北铁岭(那时属伪满)来鲁北行署探亲,下了火车、茫然不知到何处寻找,被我自卫队发现盘查后,由传递步哨一村传一村,把他送交一个交通站，然后又一站传一站,不久就找到了亲人。他深为惊奇,赞叹不已。

较大的单位均配有无线电台,架设电话。鲁南中心区电话线路长达200多里、鲁北游击区也有电话线路20多里。山东各地区、部队电台最多时共有45处。

此外,我们沿海还组织了水上保安团和水上保安大队,专搞海上交通运输,到寿光运粮,到天津采购器材物品。有一次,有人生病,须用冰治疗,就从天津把冰运来。

7、开展伪军工作和情报工作,对敌伪军政人员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教育,争取为我所用。因此上至伪军司令,下至伪军士兵,伪区、乡长等,很多人为我们做掩护、送情报和筹集粮款等工作。我多次夜间行军过铁路和封锁壕，都是“护路”的伪军官兵掩护协助,给我牵马带路,并极力表白他们当汉奸是为了生活,是不得已,不是真心。我们的情报网深入敌伪内部,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敌对我“扫荡”不知有多少次,每次都有伪军或敌探预先来送信(几年来只有一次敌出动而我们事先未得到情报)。有一次伪军来报告日本兵已出动,我们的工厂、报社有机器、物资,匆促间转移不及,就教伪军领着日兵转个大圈,两小时后再来,就避免了损失。这对我们游击队的活动起了极大的作用

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真汉奸,则坚决镇压(有时可假手伪军执行)。有的宪兵队特务出城“失踪”,因此他们就不敢随便出来活动。有一个伪乡长给敌人办事很卖力,并在开会时公然对我大肆辱骂,当夜就有人把他从家拉出来,要处死他,吓得他叩头求饶,结果被割去双耳。

8,游击区的教育与学校,我是个办教育的,很重视游击区的教育工作。各县农村小学照常开办,有的县小学数目比战前还增多,中学有的每县一所,有的两三县联合兴办一所。寿光、惠民、临酒、昌邑等具都有规模较大的中学,惠民和寿光的联中大约各有男女学生近千人。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升国旗,大唱抗战歌曲,以活跃抗战气氛。有敌情时临时疏散。有一次,我到昌邑去视察几个小学,学生搭台欢迎我,他们会唱10多种抗战歌曲。此外,我们还出版一张《鲁北日报》,传播抗战消息,我们设有军医院但因敌人封锁,药械缺乏,也缺少医务人材,不能适应需要。报纸也时常因有敌情而中断出版。

9、敌人对游击区的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打通交通线政策,自抗战场运兵。在这阶段对铁路和重要公路沿线以外的城镇无暇进攻,如临淄、邹平两个县城距铁路不足20里,敌人都未到。我们在这时期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恢复建立行政系统,开办训练班,打下工作基础。

第二阶段,点线政策,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出现相持局面,自1938年冬至1939年春,敌用主要兵力回过头来巩固占领区,对敌后游击队大举“扫荡”,占领交通线以外的城镇,增设据点。我们也有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游击区工作更加发展。

第三阶段,点面控制及经济封锁政策。自1940年以后,实行碉堡、壕沟封锁,禁止向游击区运输物资。多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加强政治统治。自此以后,斗争比较艰苦,我们改造地形,挖交通沟,以方便军事活动,并加强对伪军做工作,在碉堡林立的敌占区照样活动。

第四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着重实行政治瓦解政策。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投敌,鲁北也有副旅长曹振东、团长任富贵等投敌。但是敌人的猖獗气焰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日军已成强弩之末。由于战场扩大,敌人兵力不敷分配,海上交通太繁,船只不够用,无法接济在中国的日军。此种情况我们早已知道,敌军也得到本国指示,要他们一切就地自给,不要依赖本国接济,所以他们用政治瓦解手段,以维持一时。这也是他们将要垮台的先兆。

十一、人质与“反人质”的斗争

1942年1月2日,我忽得天津侦探报告: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伙同意大利租界当局于1月1日把我爱人何宜文(原籍法国)及子女4人逮捕,即日押送鲁北惠民城。我的家属随我到了鲁北,因孩子太小,随军不便,就把他们送到天津去住。天津距鲁北较近,便于联系接济(大都海上往来,我们在沿海有水上保安大队,常去天津采购物品),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家属逃往意租界。日寇串通意租界当局,把他们抓起来作为人质,逼我投降。日寇扬言并来信说:如我肯投降,南京的“部长”或山东的“省长”任我选择,否则就处死我的家属。又说即将派兵包围,把我的家属放在队伍前边,如我开枪抵抗,就先打死自己的家属。这是日寇受到我们几年游击战的打击,而又无法用军事力量消灭我们,于计穷力蹙之后,乃采取了这一卑鄙手段。

日寇的无理暴行,使我极度气愤,既挂念家属的安全,又考虑到当时趋于低潮的抗战局势,我的行动对全省全国影响重大,决不能给国家民族丢脸!我苦思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早晨,我想出了办法:这件事必须硬到底,必须闹大,闹到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小了不行,那会吃地方日本宪兵队的亏。我一面电重庆,要求和意大利交涉,并与法国商谈;一面派出四五人分成两组,一组去天津、北平,以我的名义写信给天津意大利总领事,给平津各学校、报馆、教会、各国领事、伪政权重要人员;一组去南京、上海,写信给意大利大使。日军总司令,汪伪各重要人员,以及沪宁所有可能找到的各团体、学校、教会、慈善机关、中西报纸;还写信给广州各界。这些信都预先拟好稿子,内容是:控诉日本宪兵野蛮残酷地迫害妇孺、灭绝人道和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行;指出日军用劫持妇孺作为人质的手段带我投降,是卑鄙无耻的行为,“堂堂皇军’,颜面丧尽!”着重说明意大利当局伙同日本宪兵捕我家属应负主要责任。我坚决抗战到底,与日本人无话可讲,我向意大利当局要人!我将把在我区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70人作业“反人质”,如日军敢杀害我家属一人,我即杀意大利十人,以为报复。而我是被迫无奈,万不得已,后果应由意大利当局负责。

不久得知,发往重庆的电报以及这两组的活动,都发生了很好效果。天津方面,意大利教会有四名教士前在我区被扣,曾由天津托我爱人要求获释。这次,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帮助日本捕人(我爱人回津后,教士曾去慰问并致款意)。在南京方面,意大利大使着了慌,怕我真的蛮干。据闻曾去找日军总司令商谈。南京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军这一手太不高明。重庆方面则指定王庞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据张道藩电告,王庞惠与法国(维希政府)和意大利商谈过,拟由意大利把人要出来,交法国,经安南送回中国(因安南为中法唯一接壤之处)。后来蒋介石告诉我:“你要求以意大利人作为‘反人质’,中央不能答应你,因为在意大利也有不少华侨。但也不敢复电不准,怕打击你的情绪。”其实,那时我气得要发疯,根本不管“中央”准不准,而且有许多人支持我,如果日本人真的杀了我的家属，我一时很难罢手。

日军曾派一邮局人员给我送来一封信和一张大像片,是我爱人和孩子在狱中的照片,日本宪兵队长也站在旁边。我料想该信内容无非是劝降,就故意不拆阅,暂把送信人扣留起来,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作处理。过了几天,我派出的两组人回来了,重庆也已来电,都有了积极反应,而这几天,因为日寇劫持了我的家属,日本飞机又天天来散发轰炸珍珠港的照片和吴佩乎的宣言(其实吴并未投敌,且已死),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军心民心惴惴不安。我就借给一位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会的机会,在驻地魏家庄集合军民,让送信人也参加。我在会上大骂日寇,明确表态,把日军来信举给大家看,我说:“日本鬼子想要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就当众把它撕得粉碎。我又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日本鬼子胆敢杀我一个人,我就杀意大利十个人。我们跟日本鬼子没话讲,只有打!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我们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最后我说:“他们还送来张像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送信人现在可以回去,我叫他参加这个大会,就是我对日军的答复。

不久,惠民的伪军司令金某送来密信说:日本人已接到济南日军司令士桥电报,传达南京命令,限1月26日以前将我的家属送回原地,谁抓的由谁负责送回。原来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作出这一决定。这时我惠民县长李紫衡也来报告,日本人要求见我一面,听取最后意见。接着又报告,日方恐我不肯见日本人,拟改派朝鲜人前来。我同意接见,约定1月12日在惠民南30里一个村庄会见。先由五区专员刘景良和李县长作了周密布置,我带骑兵50余名,服装整齐,分三路驰至该村。李县长已经带领来人在村边迎候,来人是一朝鲜翻译,姓宋,他说明姓名、籍贯和来意后,我说:“你也是被压追民族,跟我一道抗日才对。”我问他对记录中国语言是否精通?他答称无问题,我说:“不要错认了,我不是出卖民族、玷辱祖宗的人,我的家属杀剐存留随他们的便,但杀我一人,我就杀意大利十人。我和日本人只有战争,没有话讲,你回去吧。”我也随即出门上马而去。我已经知道日本人的底细,所以说话特别气壮,心中非常痛快。

第二天,日本人以松井(旅团长)名义送来一信,说什么阁下抗战不顾家属,很佩服阁下的“武士道精神”,现已定于1月14日送太太和子女经济南回天津,路过清河镇,希望阁下来此与太太一见,也不负此行,并请少带骑兵(此信我保存下来,解放后我在“革大”学习时,曾连同上述像片一起交组织上展览)。这时已是13日,我正带部队驻在黄河以北、徒骇河以南、公路以东一带村庄,我因连日优劳病倒,见信正在疑惑,不知日寇又搞什么阴谋诡计,忽然得到伪军金司令送来的急信,说日军由河北、山东调集重兵,要对我包围袭击,企图把我活捉,这就是日寇前所扬言的“派兵包围”。信上还说在我驻地附近已有日探监视,日探晚8时才回城报告,嘱我勿过早移动,以免日军知情跟踪前来。因此我就在半夜后将队伍转移到徒骇河以北。翌晨果有大股敌伪军乘汽车分三路向我原驻地包抄,并先封锁黄河和徒骇河。我关国启部与西路敌军不期相遇,首先打响,其他敌军也闻声转向这一带扑来。我驻在最东边一个村庄,当时病势较重,不能骑马,无法随部队快速活动,即令卫队骑兵向西北方向疾驰,我自己则脱下军装乘大车迎着东股敌军来的方向前进。敌军被我骑兵吸引,虽然看到我乘的大车,并未注意,我就到惠民城东南12里、距公路约3里的一个村庄(惠民联合中学所在地),在群众掩护下暂住养病。敌人曾到该村数次,却不知道我就住在那里。

此次战役,敌动员数千日兵,配合大批伪军,开动几百辆汽车,企图一举包围,将我活捉,以实现其逼降阴谋。但是他们遇见我时当面错过,包围我的驻地又扑了空。虽然与我军有接触,却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及至重新了解部署,已经天晚,我军已按照我的指示,绕到惠民城北向西转移;我自己则在惠民城附近隐蔽,这都是“真空”地带,是敌人想不到的地方。敌人估计我们无路可走,必回老根据地,大批汽车东开,在通往沾化、利津、蒲台及垦区的各路口、树林都埋伏了人,他们在野地里冻了一夜,一无所见。此次战役是小规模的,但是可以证明侵略者是无能的,必败的。

我爱人回天津后曾寄来一张天津出版的法文报纸,上面登载的头条新闻是:“1月14日皇军将何思源匪团7000人击溃”(“击溃”的法文原字是 de specie义为“使之分散”),可见日寇也承认只能把我们打散而不能消灭。其实,在游击战时,化整为零是常事,实际上日寇一无所

限期临近,他们才把我的家属送到济南,住在石太岩饭店。日寇司令土桥一次由伪山东新民会长兼教育厅长朱经古陪同到饭店假装慰问,要我爱人发表广播讲话,承认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来山东寻夫,现在寻不到,返回天津,并“感谢皇军协助”。这种无耻的要求被何宜文严词拒绝。她说:“我不会广播,也不会说瞎话,如果非广播不可,我只能实说。”最后他们不得不于1月26日派宪兵队长小林爱男把我的家属送回天津。日寇这一劫持妇孺胁迫投降的恶毒而又拙劣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

我在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我爱人何宜文在被敌速捕后,始终表现着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在惠民关押时,正是一月大寒天,母子五人只有一被褥,吃的是冷馍冷饭,她毫不气馁,敌人要她给我写信劝降,她说:“我决不写信,何思源也不会投降。你们打不了何思源,却来欺负我一个妇女,真丢你们武士道的脸!”我通过伪军关系派老勤务张宪武搀入看守的伪军中去照顾她和子女的生活,并每天派人往返联系,在小纸条上用法文与她秘密互通消息。她不顾自己的安危,关心我的生活和健康;她总是说她有办法保护孩子,请我放心;并再三鼓励我专心抗战,勿以家属为念。现在她已去世了，我永远忘不了她在患难中对我的帮助!

十二、二次入鲁及胜利进入济南

1942年夏,沈鸿烈要去后方,调我带着他留下的海军陆战队回鲁南省政府,这等于解除我的武装。到鲁南后我又生病,就未回鲁北。我改任政厅长,教育厅由原秘书主任刘道远升任。此时抗战进入低潮,国民党军政员纷纷投敌。山东投敌的有: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五十七军旅长荣子恒、诸城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潍县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人,属我管辖的鲁北地区也有驻德平的第五旅副旅长曹振东,驻沾化的团长任富贵投敌。山东主席沈鸿烈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彼此争权,互相猜忌。于学忠在行军中被流弹打伤,认为是沈鸿烈派人行刺。沈、于二人都去后方互控,山东由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任主席(军长由周龙渊继任)。牟庸懦无能,终日疑神疑鬼怕沈鸿烈派人刺他。鲁南山区本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可攻可守,当时“正规军”云集,兵力也不少,但是由于他们勾心斗角,互相摩擦,竟形成坐困局面。到1943年,牟中珩也带着省政府随五十一军撤往安徽。我是在1943年9月随山东省政府撤到阜阳的,随即转赴洛阳、西安,略有停留,于冬季到了重庆。1944年初我去昆明西南联大,了解后方教育界情况。回重庆后不久，蒋介石又命令我和汤恩伯再去昆明,观察美军情况,并与美军联络,商定联络办法和人员,以便一同入鲁。我们还视察了美式装备的第二百师的全部训练情况。再回重庆后,1944年11月,由于何应钦建议,蒋介石找我详谈山东现状,我带着山东地图及现有保安部队兵力、位置等材料,对蒋作了说明。因为牟中珩既不能回山东,又不敢去重庆见蒋介石,只躲在阜阳过流亡生活,蒋介石很不满意。他让我看何应钦的建议原呈,决定让我负责山东的事务,任命我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委,又兼青岛市长及青岛市党部主委。这时山东局面困难,因为正规军进不去,才让我干。我也觉得在山东干了十八年,在地方上有社会基础,抗战期间我能在那里活动,现在也可能对收拾残局起些作用,所以就同意了。但我不愿兼任青岛市长和青岛市党部主委。

我之所以敢于承担收拾残局的重任,还因为我从观察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主要依靠经常收听美、英、德、法等国广播)断定日本的日子不会长。自1943年以来,世界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隆美尔兵团在北非失败;意大利法西斯首先覆灭(由山东撤退途中已知墨索里尼死讯),德国也节节失利,终归投降。太平洋方面中南美20多个国家对日宣战后,美国掌握了世界资源,它的造船技术由铆钉改为电焊工艺,每天可造万吨自由轮1艘,海军实力日益雄厚;史迪威改任第十军军长时,越岛战术已成功,在占领冲绳岛后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日本海军被歼,美舰炮击东京湾,日本在国外的占领军已无法返回本土。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打通平汉至广西一线,只是为了给东南亚日军准备退路。进入1945年,形势更是直转急下,日本已经自知必败,冈村宁次派副参谋长铃木到何柱国处试探请求单独媾和(留下联络人员及电台);日本军队也普遍丧失信心,士气败坏,私自出售武器(如山东翟毓蔚部一次由北平购买子弹40000并能雇用日本宪兵护送)。因此我不是怕进山东,而是怕进得晚了,不能赶在日本投降之前。

山东与后方隔绝,怎样回去?蒋介石和空军司令周至柔建议我乘飞机跳伞,我不同意。那时平汉路已全陷敌手,我由重庆回安徽阜阳,先坐飞机到宝鸡,然后经西安、兰田、龙驹寨、南阳、社旗镇等地,由课河附近的狼牙山过铁路,辗转阻滞,到阜阳已是1945年春节了。我带有行政院决议和院长明令,并有胡宗南的一连兵护送。牟中珩拒不交代,直到广播发表(前此未公开发表,是因为怕敌人在平汉路截击)才交代了。单之无知,出人意外。

1945年6月,我由阜阳出发,先到山东曹县蒙清寺一带,停留几天,会见鲁西各专员、县长及地方游击队负责人,和他们分别谈话。然后。由何柱国介绍的线索日本人新荣幸雄(此人即前述冈村宁次试探单独媾和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有两篇文章叙述较详)陪同掩护,我化装带少数人秘密由商丘搭乘火车,经陇海、津浦、胶济三路,于7月25日到达昌乐站转赴寿光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三师师长张景月的防地,立即通电全省,宣传我已回鲁(那时各专区、县及部队共有45处电台并负责中转,故可传达全省)。并会见各专区、县及部队负责人员,对各项工作做了一些部署。

8月10日,广播传来日本投降消息,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我就派秘书祝廷琳带命令去济南给日军司令细川忠康,令他遵照中国统帅部命令履行各项投降规定。8月19日细川派藤田大佐来益都尧沟站以北我当时的驻地苑上村,代表细川表示致敬,并约定我于9月1日正式进入济南。我集合寿光、益都及由鲁北调来的游击部队(张景月、徐振中、关国启、王复成等部)共18000人,由益都出发,经张店、邹平、章丘等地,于8月30日到党家庄。9月1日早,日军来党家庄迎接,我就带领部队到龙山车站,细川的代表铃木带领大队日兵和翻译朱经古在车站列队迎接。因为军队人多,车皮不足,我带领一部分人乘火车于当日中午抵达济南,日军司令细川忠康和伪省长杨毓珣等在站迎接。我带的部队的其他大部分由徐振中率领,沿铁路步行,到了历城(王舍人庄),即在该地驻扎。

我接收济南45天之后,屡次电催,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才开进山东。李延年是有名的“大烟将军”,一到山东,就勾结敌人,掩护汉奸,大抢大劫,贪污纳贿,只要金条,专收大烟,大发“劫收财”。蒋介石派来的党部、团部、军统、中统等等,都把日寇的罪恶行径,统统接收过来实行下去。什么民族利益,什么人民愿望,他们全不管不顾。山东人民始则大失所望,继则恨入骨髓。我也觉得八年抗战如此结果,非常沮丧,两个月后,李延年捞满腰包,撤走了。山东人民在报上作诗说:“将军与美人齐飞,烟土共黄金一包。我们打了几年游击,不是为祖国守土,而是替蒋家军官发财开路!但他们也是为蒋家王朝掘墓,山东解放的早而且易,不是无因的。

十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斗争

1946年11月1日,我来到北平任市长,我看到全国范围内“劫收”发财，贪污腐败如出一辙。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吸大烟的太太帮他搜刮纳贿也同李延年山东一模一样。北平是文化城,进步的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因而蒋家王朝在这里又多了一项反动措施,便是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人士。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设立了一个“乙级会报”,统一指挥党、团、军、政各机关的军统、中统特务,“清共先锋队”以及还乡团等等,市警察局也归他指挥。在他的指挥下,几次打清华、围北大,搜查朝阳夜袭师大,逮捕了不少进步学生,特务打学生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后来在1948年7月5日,他调来二零八师装甲团在崇文门内向东北流亡学生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这时我已被免职,事件发生在我交代后五天)。

我从山东沮丧而来,到北平又目睹这种种情况,内心更加痛苦。我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过爱国的学生运动,自从1917年来北大求学,就赶上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曾和同学们一道举行过反对“二十一条”的纪念“国耻”游行;也曾参加过“五四”火烧赵家楼的行列;我还作为山东学生代表,在华盛顿向出席太平洋九国会议的北洋政府代表请愿,为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作斗争。我忘不了这一段历史,重来北平,我特地去访问了当年活动的故址马神庙、沙滩和赵家楼。然而,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北平市长,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来了。虽然20多年来从办反日爱国教育到鲁北打游击,以及粉碎了日寇劫持家属胁迫投降的阴谋,在这些方面还保持了“五四”爱国反帝的传统,但总的来说,这些年我是为一个腐朽的反动政权服务的,是与鲁迅所说“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派”精神背道而驰的。必须悬崖勒马!在重温“北大派”精神的基础上,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觉悟到以前种种已经走上了绝路,这条路再也不能走下去了。今后应当发扬自己的爱国初衷,为促进祖国的新生而努力!

当时北平的12所大学的校长教授中,很多是我的老师和同学,彼此相知已久,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

我到北平不久,发生较早的一次学生游行请愿是由“沈崇事件”所引起,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反美。北平十几家报纸的记者争着要我发表意见。那时,陈继承怕的不得了,生怕得罪美国人,因为当时军调部三人小组中的美军有一部分驻平。我说:“游行示威是青年学生干的事,我青年时代在北平街上游行过几次,现在老了,不能干了。不要怕青年人,他们表示过意见后,自会回家的。”这是我临时应付的圆滑答复。

那时,夜间都施行戒严,军、警、宪兵、军统、中统特务都由陈继承指挥,况且市内还有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和孙连仲的十一战区长官部,所以镇压学生市长无多大责任。但是,有一天早晨,北平12所大学当局的代表忽然都来找我(代表中我记得有北大训导长贺麟,清华的储某、唐山交大北平分院的茅以升、美专校长徐悲鸿等)。他们气愤地说:“这样下去,还怎么办学?同学们也无法上课了。”又说:“他们太大胆了,你得帮帮我们,大批特务于昨夜里冲进师范大学,搜查宿舍,打骂学生,并带走了八个人,今晨全市各大学惊慌,我们12所大学派代表去找警备司令陈继承,他根本不见我们。现在各校学生都集结在行辕(在新华门)等候,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我们明知同你关系不大(此话是我的老同学徐悲鸿说的),但你是市长,也得替我们问问。”他们说的话是给我留有余地的。

我一想,机会来了,于是站起来说:“我问,我问,我有力量,我要问到底!现在我和大家一起去找陈继承,再到行辕去找李宗仁。”我们一群人乘汽车闯进外交部街警备司令部,强使陈继承见了我们。但他推说不知道。我说夜间戒严时间,有人冲进师范大学,搜查几个钟头,打骂叫喊,逮捕学生,而负责北平警备的人竟说不知道,谁能相信?”我们又一起到中南海李宗仁处，车过时,我看见学生们在新华门外的长安街上,高喊:“团结就是力量!”这呼声也使我从中汲取和力量。

李宗仁不在,他的参谋长王鸿韶打电话把陈继承叫来。我说:“北平有行辕,有战区长官部,有警备司令部,还有我这个无权无用的市长,竟出了这样的事!但是学生不散,却是个市政问题。”大家无言。我就出去告诉请愿的学生:“你们都回去吧,今晚一定把那八个人送回,如不送回,明天请大家看我的辞职书。”

果然有效,晚上,八个人都送回学校了

几日后,12所大学的代表又来市政府见我,说:“学生是送回了,不过,仇结得更深了,现在各校自已警戒护校,特务们白天在街上打学生,夜里进校逮人,这样下去,叫我们如何办学?”我一时气上心头,心里想:北平——世界有名的文化古都——现在成什么样子!我还干什么市长!蒋介石怎么用这样一群人来维持他那即将垮台的统治!

我对各校代表说:“请诸位回校向全体同学讲,今后如果再有人打学生请同学们打电话给我,我立即到场,站在中间,如果打不着我,也就打不着同学们。假如我不到,那就算是我主使打的。我的电话是3-6190号,无论我在何处,打此电话一定会找到我。请同学们把这电话号码在各校公布,我也准备在报上刊登。

当日下午,果然有北大学生来电话说,军统、中统特务在西单集结,要来打北大四院(在宣武门内旧国会)。我立刻赶去,看见许多学生把守着学校大门,外边有条长凳,也坐满学生,他们见我急急忙忙前来,都站起来笑着说:“市长坐下休息休息吧,刚才军统、中统特务在西单集合去开会了,没有来打。这几天你也累了。”

这次是特务真的要打北大四院呢,还是学生们故意打电话试试我呢,也不清楚。但那几个月闹得风声鹤唳,学生人人自危。

由于我在处理学潮问题上采取同情和保护学生的立场,反对逮捕进步人士,就与蒋介石集团处于对立地位,后来我又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帮助童冠贤选立法院长,更遭到蒋介石的忌恨。1948年4月,在景山东街,我挨了蒋家特务的第一枪,6月底我就被免职。

在我被免职以前,东北战事吃紧,大批学生逃来北平。起初,我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以后来的多了,就把他们移到西四几所学校里。每人发给上、下内衣一套,每天面粉10两。他们不够吃,就结队来请愿。我欢迎他们,就抬了一张桌子在市政府大门口等候。他们整队来到,代表说不够吃,要求加粮,还提出些其他问题。我上桌子讲话:“同学们,先解决吃饭问题,每人每天要增加到1斤(16两)面粉蒸馒头吃,够不够?”下面大喊:“够!够!”我接着说:“同学们来到,我招待不够,甚歉。但是,有谁给我一块钱,有谁给我一袋面粉来招待同学们?甚至有谁给我一纸命令叫我招待诸位?我是在穷北平,东挪西借,设法不让大家挨饿的!但要弄清楚,各校的人源源而来,到底有多少?在北平能住多久?都是谁领导?好有计划安排。”几个学生商量了一阵,只交了一个名单,要求替他们找这些人。我到学生队伍中走了一趟,回来说:“同学们,我虽然招待不周,但无论如何困难,也不能看着大家生病无处治疗,同学们中间有些人面带病容,北平有八个市立医院,必要时可去治疗,一律不收费。”于是,东北学生整队而去,我也高兴回家。

我被免职后,市参议会通过一项关于请傅作义对东北学生收容训练的议案,据说是怕学生中混有中共分子,要由集中营审果,然后补充军队。学生们听了这个消息,极为愤怒,于7月5日结队游行请愿,但从早到晚无人接见,市政府和市参议会都无人出头露面。游行到东交民巷东口处,警备司令陈继承越过傅作义,擅自调集二0八师装甲车队到崇文门内开动机枪由东向西扫射,打死打伤学生56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

对于傅作义,我是逐渐接近,不放过做他的工作的机会。我被免职的那天,傅首先向我表明,此事与他无关,并表示惋惜。“七五”事件发生后,傅即找我谈话。一见面,傅即说:“你早离职了几天,不然,你可以给我帮忙。”我说:“我帮不上忙。”傅说:“至少不会发生这件事。”我就从陈继承无视傅的领导、擅自调兵枪杀学生这一事实,指出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腐烂,劝傅先生不要再依附这条“腐根”。但是傅当时还有许多顾虑和幻想,我说的话没有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为“七五”惨案问题在北平开了几天会,东北士绅和各地反蒋人士大吵大闹,傅作义既打脸,又花钱,又陪罪;陈继承舒畅刽子手反而没事,早就调走了。又派来李宗仁和稀泥,强留我开会。我看东北及各地人士多向我表示好感,生怕蒋家特务向我开第二枪,就赶紧找机会,溜到青岛去躲避后来蒋介石亲自去东北指挥作战,却丢了三个美械化的兵团(即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兵团)。我天天留心辽沈大战的进程,看何时结束。10月30日蒋介石狼狈逃回南京。听人说,他一回南京就召集他的高级助手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商谈,蒋说:“政府在北东的地位很糟,崩溃是否能够避免,将在今后三个月中决定。”美国合众社报道这条消息时说:“他(蒋介石)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说话。”

我于11月6日回到北平,7日即去城外见傅作义。那时傅因军事紧张,在城西一个村庄里修建了一个军事堡垒。我一到那里,他就从里间房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军事真糟。”还一边两手交替打自己的脸。我说:“以后还要更槽。”此时辽沈战役已以蒋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淮海战役已经开始。我看傅已被四面包围,就着急地说:“傅先生为什么还不早与那边(指中共)接头?迟了不利。”傅当时有许多想法。他说:“如果改与中共合作,虽然有几十万人,恐怕还不行,不能用‘剿总’名义与中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想在北平先组织一个“华北什么委员会”,请顾孟余为主任,他任常委或副主任专管军事。我听他如此说,心中不免惊异:我没想到傅到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傅没有等我再说话,就要我去南京找顾孟余,并看看李宗仁还有什么办法。但我听说傅已派人去找邓宝珊,还有一个天津姓刘的来帮助他对付中共,大概他在各方已有活动。我也想去和李宗仁谈谈,就答应去南京。

我到南京后,住在李宗仁处,天天晚上和李宗仁见面。他有时乐观,有时悲观。蒋介石有时说他自己可以“退职”、“休息”、“告假”,有时说:“能战也能和”,有时甚至说:“可以让给你(李宗仁)”。但又说:“现在还不能，现在如同军队有病,治好了再给你。”你想法哄骗李宗仁。事实上蒋、李矛盾很深,白崇禧利用对蒋极为不利的局势,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让湖北参议会、河南张轸打电报迫蒋下台。另一方面,李宗仁手下的人天天讨论,等待蒋介石“辞职”、“引退”,李宗仁以“代总统”或“副总统”如何取消“戡乱”、“ 剿匪”,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等等,他们认为改换一些名词,即可和平。我在离开南京前,对李宗仁说:“我是一个知识不够、经验不足的人,临别想向先生讲几句狂妄的话,报答先生对我的知遇。先生费很大功夫、花很多钱才当选副总统。现在如能全力把蒋推下台,能全权执政,你就要用戏剧性手法摆脱一切阻碍,作一个民族英雄。千万不可继蒋介石惨败之后再打下去。”我看李宗仁或许没有魄力,或许摆脱不开包围他的环境,尽听些政客党棍胡说八道,不可能创造全国和平的新局面。这时张家口新保安已解放,北平正在被包围,快要打仗,我作为“北大派”的一员,决不能坐视曾经在青年时期哺育过我的文化古都北平遭受战火的毁灭!我要对北平200万市民(当时人口数)负责!我要对800年故都的历史文物负责!我下定决心,奔向人民,不怕危险,不怕全家牺牲,就像当年在山东打游击一样,毅然重返被围的北平。

我到南京引起蒋介石的注意,特务们对我进行监视。我回北平是利用特殊关系秘密走的。那时北平城外机场已不能使用,傅军加速在东单和天坛赶建两个临时机场,我在天坛机场降落。

回到北平后,我去见傅作义,向他汇报并分析了南京情况,我说:“现在已谈不到什么“合作’,无人可依,也无处可走,南京四分五裂,已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早早和平解决。不要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那一套。

当时傅作义的思想似尚在犹象不定之中。我就以北平市民资格(市参议会授予我“荣誉市民”称号)发起和平运动,拯救市民。广泛团结北平各界人士,呼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市民的响应。每天都有许多记者来访问,打听消息。那时小报增加了好几家,每家小报每天可卖三万份。我每天还收到许多市民来信,对和平运动表示拥护和赞扬。大小报约,街头巷尾,一片和平呼声,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被围在城圈内的北平人民生活困难。石景山、门头沟、清河镇都解放了,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城内的电源、煤源、水源,但为了照顾人民生活,石景山仍然供电,自来水还在畅流,门头沟也还运煤。我觉得城内人民与城外军队是一条心,都希望北平能早日和平解放。这种信念更驱使我为和平积极奔走,彻底地走人民路线。

大约1月16日晚,我去见傅作义,说明各方面的情形,告诉他自从天津解放,我觉得北平的人有些心安,天津之战测出了军心。天津西有北平大军,东有塘沽,有河有海,并不甚孤立,解放如此之快,大出人们意料之外,这说明国民党的兵不愿打了。北平处于绝对孤立,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若强迫军队作毫无希望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我认为现在到了赶快行动的时候了。大家是等着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的。

谈话时,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也在座。最后,傅作义向我说:“我们决定明天(1月17日)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定于17日中午聚餐商议,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明日由惠东陪同,先访问各军首长,如石觉、李文、黄翔等,以及二0五师青年军,装甲兵团、宪兵团等,征询他们的意见;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李参谋长等,我另派人通知,请许议长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或代表和北平刘瑶章市长出席,商妥办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

不是我说话有力,乃是解放军给傅的信促使他作了决定。原来解放军方面于1月16日通过傅的谈判代表交给傅作义一封信,规定由1月17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为傅军考虑和准备接受解放军条件的最后时间。信中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此信我当时并不知道,到2月1日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

1月17日,我要到各军队机关去,许多朋友替我担心,怕军统特务开枪打我。我说:“既然为北平人民请命,就不怕死,我在哪个机关被打,他们须对全市人民负责。如果我被打死在街上,让大家看看也好。”那天一早,我和许惠东,还有两个人(现已记不清姓名)遍访各军军长,兵团司令,向他们详细说明情况,要求他们顾念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干百年的文化古迹,我们都是中国人,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要爱国和平解决。那天上午,这些军、军长,兵团司令都在家,他们都说:“什么都不知道,无意见。”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心中有底,但什么都不肯说。傅作义历来办事周密,他的部下都各自办自己负责的事,彼此互不串通。邓宝珊和周北峰去城外谈判的事,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愿多嘴。

17日中午,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各界人士在新华门对面市参议会集会。到会的有蒋系各军高级军官、傅作义总部的将级军官、七省市参议会的议长和代表、北平市工商教育界的代表和北平市市长刘瑶章,共5桌,约50人,还有许多记者。几个参议会议长、参议员讲话,一致要求和平解决。接着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11人为和平代表,并决议以大会名义通电给南京及中共双方。当时军人在座都一言不发,也无人表示反对。这样,好像与傅作义无大关系。

许多参议员帮助拟电稿,我留心观察,在场的军统、中统特务也不少。通电拟稿时,许多人围着看,拟一段,就有人抄一段往外跑。这里没有秘密,我们也不要秘密,但大家都注意通电要求些什么?

当时,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在南京看到白崇禧统治下的湖北参议会、河南省张轸的通电,都是些陈词滥调,政客故伎,我们不要那样,我们简单直说。我提了三点意思:一、要求北平改为北京;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三、按毛主席八条进行改革。其他如干部留用、军队改编等等,那是中央政府、国家主席应当操心的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意。国家统一,民心统一。”

我讲完以上三条,大家都同意。军人们在推出代表之后,就都告辞走了。我对许惠东说:“你留在这里看着把电文写好两份,一份发给南京政府,一份发给中共毛主席,并通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说我们定于1月18日出城向解放军正式请求。

当日下午,我由参议会回家,刚进门就遇见中共方面常来接头的张实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已记不清其姓名),对我说,中共北平工作负责同志派他二人来提醒我、多加警惕。因为明早出城,防备今夜有危险。我感谢他们,但未充分注意,只打开后门,多个出路而已。二位走后,我告诉妻儿子女,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大家庆幸。谁知18日凌晨3时,蒋特的**在我寓所屋顶爆炸,两声巨响,我家六口,一死五伤。次女鲁美(女一中学生)当场陨命。受伤的五人中最重者我爱人何宜文送到协和医院,在头上取出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中共方面派来张同志等二人提醒我注意的话至今铭感在心。那时中央社无耻造谣,说这是“共军炮弹打中”,不少人受骗,还来电来信慰问。

我负伤后被送到北平医院地下室。因蒋特除搞**外,还会对我进行暗杀(几天后毛人风又加派500名特务,各带最新式枪弹乘乱来平,有三项任务,一、烧毁故宫;二、破坏美国使馆;三、刺杀何思源。后来中共中央有一负责人对我说,这批人由一个姓李的率领,现李已自首,请你放心)。医生检查后,我虽然流血不少,但伤势不重,没有被弹片炸伤,大部分是砖木砸伤。因为我爱人和女儿居住的里间屋**先响,我和两个儿子赶忙起来去救她们,刚起身走了几步,安放在外间屋顶上正对着我的床头的那颗**才响。如果外间先响,里间后响,或同时响,那么我算着至少要死四人,伤二人。**爆炸迟早不一,救了我的命。

后来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说:1948年冬,蒋介石就叫毛人风派人去北平暗杀何思源,毛人风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沈醉,一共四个人研究了两次。原计划等我出门时在我的寓所附近用手枪暗杀,但考虑到那样做凶手不易逃走，以后才决定用**放在我的住室上面,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凤特地叫叶翔之率领四名特务坐飞机赶到北平,事先并通知了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又据在北平起义的原军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说:在我屋顶安放**,系由前站长王蒲臣命该站主任秘书指派北平站豢养的有名飞贼段云鹏等前往安放的。沈醉说:没有炸死何思源而误杀其女,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风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而为了考虑凶手的安全,误了大事。毛人凤认为牺牲个把特务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云云。

特务的**并不能把我吓倒。第二天1月19日早晨,我没有顾得去看家里死伤的人,就由中共人员张实同志扮作护土陪同,裹创起行,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城,越过火线,前往解放军营地。此行最使我感动的是沿途军民人人鼓励我,都伸出大拇指称赞说:“做得好!”战壕里的蒋军士兵也说:“祝你成功!”

我们到了解放军的营地,受到热情接待,与我们接谈的主要负责人是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于部。谈话中,莫政委说:“你们来时,傅作义说了些什么?双方协议的细节傅作义为何至今不签字(莫说这话是在1月19日下午3时许)?”我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们出城前问过傅先生,见了解放军,应当怎样说明你的态度?”傅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们就说“傅作义服从人民’。”莫文骅说:“我们限定他应该从1月17日到1月21日签字,现在是19日下午了,为何还签字?怎么,又有变化?”我笑一笑说:“我认为事到如今,傅不会有变化,可能因为我负伤,晚了一天;或者傅的签字答复已送出,正在路上,他不会骗我们。”我说时显得有些着急,莫反而安慰我说:“你放心,北平城里我们也有人做工作。如果实行攻城,本军将最准确地给那些敢于顽抗者以最沉重的打击。”

当晚,解放军设宴招待我们,夜间进行了长谈。莫文骅同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解放军领导干部,他的谈话使我了解了党的政策,开拓了眼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谈话时,我曾要求晋见毛主席,解放军一位代表说:“主席不在这里,住的很远,不好去。”又有一位说:“主席总要答复你们的。”

1月20日上午,我们回到城里,向大家汇报出城接洽的情况,随行的记者也在报上作了报道,北平人民都非常高兴和安心。

傅作义将军于1月21日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了字。22日发布了“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的公告。傅部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部队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至1月31日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接管。北平这座历史名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开始它的新纪元。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文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式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解放军代表曾说:“主席总要答复你们的”,上面这些话—“做对了”,“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正是毛主席对我们的答复。

在2月24日或25日晚上,傅作义将军从石家庄回到北平,他刚下火车就来看我,对我说:他到石家庄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叫他回来问候我。当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十四、我在解放后的工作

解放初期,因家人伤亡,我曾一度消沉。在周总理关于发挥旧知识分子潜力的号召鼓舞下,我参加了出版编辑工作,写作和翻译了一些文章、小册子和书籍(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已发表的有48种),并作对台湾广播,又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稿约5000字。这些写作、翻译和广播等活动基本上及时地配合了我国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运动和对外工作发展的要求。在正常编辑工作之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法华大字典》和《德语文法》的编写。并为编写《西藏志》而搜集了大量中外文资料。1959年底我高血压、心脏病发作,以后又两次中风,失去大部分工作能力。但我仍就力所能及为各单位审订和校改了一些由俄、德、法、英各种文字翻译的参考资料,以及其他零星翻译、校改工作。

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德语文法》手稿400页被烧毁,我和翁文灏、李平衡等人共同编写的《法华大字典》初稿(共约卡片10万张)也损失了(我自作AB二字19000条已交)。为编写《西藏志》而搜集的资料也大部散失。以致这些书未能完成。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科学文化又进入阳光灿烂的春天,我无比兴奋,又鼓起了干劲,近一两年内又写作文史资料约8000字。我有子女五人,除一个女儿被蒋介石特务杀害外,其余四人解放后在党的培育下,和其他青年一样,都得到健康成长,并且学有专长,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孙子、外孙一代也相继成长起来,大学毕业和正上大学的已有五人。

我在银行无存款,国外无亲友,看来很穷。但我以我家可能为国家储存点人才“能源”而自豪。

像我这样的旧人,经过思想改造,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点力,都是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在统一战线工作的帮助下才能得到的。也是年老回想起来最快乐的。我感谢周总理的鼓励,使我写出一些文章,虽然水平不高。我更感谢党中央,他们不打倒“四人帮”,我不敢如此实说。

人大常委会去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我过去作过对台广播,我切望以蒋经国先生为首的台湾旧朋友们认清时势,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在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的一家虽然曾受过国民党前当局的迫害,但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区区个人恩怨不足介怀,我仍然竭诚期待与台湾的旧朋友们再度共事。

我今年85岁了,患有心脏病,又曾中风,风烛残景,来日无多,我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日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复归一统,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与旧朋友们重新欢聚啊！

本书主编简介：

马学民，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菏泽市开发区工委机关报《今日开发区报》主编，山东省散文学会、菏泽市作家协会、菏泽市民俗学会、菏泽市儒学研究会会员，牡丹区作家协会、开发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菏泽市祖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2012年主持编写《丹阳志》，2019年主编《菏泽开发区史话》，2018年参与编写《菏泽开发区社区概览》《百村记忆》《菏泽市开发区志》等。

2011年起历时6年，牵头发起主修涉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等23个省、700多个村、30万人的《开濮曹徐马氏族谱》。2017年11月份，《在“第三届中华家谱展评暨文创产品交流大会”上，经全国姓氏家谱专家综合评审，荣获“中华好家谱”最佳内容特等奖。

2003年获得菏泽市委、市政府专项奖励先进个人，2006年被菏泽市委组织部评为菏泽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013年，被菏泽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评委“菏泽市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2018年被评为“菏泽市创城百名先进人物”，连续12年被菏泽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和“舆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连续13年被评为《菏泽日报》“优秀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