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懊恼感

【记者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李晓

编者按

近日，一些跨城通勤的故事登上网络热搜榜单。“每天坐高铁跨省上下班”“通勤仅50分钟每月路费1000元”“跨省上班比同城快”……故事主人公的真实境遇、酸甜苦辣，引发舆论对“双城生活”的深度关注。在交通日趋畅达、城际交往更为紧密的今天，跨城择居择业日渐成为现实。“跨城族”的工作生活究竟如何，又有哪些诉求与期待？怎样通过建设资源共享、人才共济的都市圈，让为梦想辛勤打拼的人们减少奔波之苦、感受到便利与幸福？我们请亲历者与专家共同发声，深度探讨。

郑州、开封、焦作三地开启城际铁路高密度公交化运营，一名旅客扫描二维码准备乘车。新华社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钮心毅一直关注长三角跨城通勤情况，他发现部分人实际已在苏州等地定居较久，社会关系稳定。但上海等中心城区可提供更具潜力的就业岗位，“择业主导”成为他们选择双城生活的内驱力。

“城市规模不断扩展，中心城区形成商务区等就业集中区，外围地区形成居住区，并多呈现郊区化、分散化特点，跨区、跨城通勤渐成趋势。”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国平指出，在城市群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增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的当下，各地跨城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居住地公共服务愈加健全，为跨城通勤创造了客观条件。

通勤之“痛”，痛在何处

时针指向早晨9点36分，当徐文排长队挤出高铁出站口闸机，气喘吁吁地赶到地铁站台时，一趟列车已呼啸而去。“糟糕，打卡要落空，考勤绩效怎么办！”懊恼感瞬间涌上徐文的心头。

马洪很怕加班。“不是怕累，是怕错过地铁。”他说，有次加班到夜里11点半，广佛地铁的每个站口基本都已停运，只好打车回家。“全程约40公里，费用约110元。坐在车里，真盼着时间快一点、车费少一点。”

王亮也有烦心事。一天下班，他发现“忙忘了，没有提前订返程票”。匆匆赶到北京南站，发现高峰期一票难求，只能望“车”兴叹，最后在站里滞留了2个小时，回到武清时已是夜阑人静。

“最难的事是遇到疫情。”多位受访者说。核酸检测哪里最快，几点会出结果，两地防控政策怎样，王亮点开一个“跨城通勤群”，各种消息一条接一条地蹦出来。“就怕漏掉一条信息，导致‘有家回不去，有活干不了’。”

天津站工作人员在查验旅客核酸检测证明。新华社发

“不可否认，跨城通勤带来的过度时耗增加了交通负担，也加大了通勤者在身体、心理上的压力，需要给予必要的引导与关注。”钮心毅说。

在他看来，跨城通勤是区域内劳动力、资金、信息等资源高效集聚和自由流动的客观反映，对加快区域一体化建设、构建全国统一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都市圈形成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维度。”

硬币总有两面。受访专家表示，由于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在产业种类、人口数量、体量规模增大之后，便会呈现出单中心、同心圆、圈层式扩展，产生职住分离、交通阻滞、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

“中心城区与周围区域在公共服务、产业发展、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宋金平分析，当就业、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主城汇聚，周边居民便会随之向中心城区流动，出现“早进晚出”的潮汐型通勤现象，交通拥堵等困扰也随之出现。

“疫情之下，跨城通勤引发了对于提升协同治理能力的思考。”李国平表示，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启动“都市圈性质”的跨域管理模式，仍需进一步摸索。

“跨城通勤不仅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技术性问题，更是一项推动城市群内协同发展的社会性问题。当下，亟须建立一套高效且系统的区域治理体系与合作机制。”钮心毅认为。

“双城生活”，幸福可期

8月12日，东方既白。一声鸣笛在燕郊上空响起，55001次首趟检测列车发车了。这意味着京唐城际、京滨城际的部分路段已进入动态检测阶段，轨道上的“京津冀”即将再次提质增速。

连接江苏吴江和上海青浦的元荡慢行景观桥。新华社发

记者登录高铁购票App查询，从上海出发，半小时内可以到苏州、昆山、嘉兴，1小时内可到杭州、无锡、常州……以上海为中心的“一小时都市圈”极具活力。据悉，长三角还将开通20条省际铁路、16条省际高速公路，一幅综合交通网络图清晰可见。

粤港澳大湾区，“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让不同城市有机融合。预计到2025年，大湾区铁路运营及在建里程将达到4700公里，“轨道上的大湾区”正在奔向现实。

“发展公共交通网络体系，是协调居住与就业空间的重要举措。”李国平认为，要完善高铁、轻轨、公交等交通工具衔接互补，下好区域交通网络的“先手棋”。

“城市一体化，交通先行。这一过程中，既要加强区域间在规划、运营、管理方面的协同合作，又要根据人流的时空特征施以可行办法。”宋金平举例，可在人流高峰时段增加公共交通班次，在人流密度大的区域增加线路，在人流集中的区域拓展交通方式。

此外，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都市圈空间结构，减缓大城市在就业、交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压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李国平分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非核心功能进行疏解，通过兴建城市次中心、卫星城等方式转移产业人口，对实现职住平衡、优化城市圈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卫星城镇兴起，新的经济增长点诞生，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宋金平补充，可通过建设名校分校、大医院分院等方式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进行分散化布局，缩小城市间差距，吸引更多人在卫星城居住、择业，为大城市减压。

不少专家认为，疫情之下，城市圈内应完善健康码互认甚至统一健康码；明确划定一体化地区范围，给予同城待遇；完善电子通行证，等等。

缓解通勤之痛，畅享“双城生活”，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深一步讲，还需要统筹城市群内的资源共享，促进各种要素优化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宋金平认为。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李晓、李晓东、周洪双、王斯敏、蒋新军光明日报通讯员徐梦玲）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30日07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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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懊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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