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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琭璐报告文学：中国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 (2015-07-03 09:55:09)

晨雾 / 转帖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状元”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始终是社会焦点。每年的高考状元无不被媒体追踪热炒，备受注目。多年来，这些高考胜出的佼佼者现今身在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命运？本文的深度访谈和观察，将向您揭示这些“天之骄子”的人生轨迹，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体制。

中国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

李琭璐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38年，共计38次考试，这一全国性的考试，改变了无数个家庭的命运。

而在高考中胜出的佼佼者，现今身在何方？他们是否如社会公众所愿，在某一领域作出超越常人的突出成就？是否依旧顶着高考状元的光环坚定前行？

“高考状元”这四个金闪闪的大字，似乎暗示着那些学子们从此会过上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但冷眼旁观的我们也许从未设想过，当年那个顺风顺水的时刻过后，这些“天之骄子”面对的将是怎样的挑战:是恐为“凤尾”的低谷心态?还是永远对自己要求甚严的“看不见的压力”？抑或是对大学生生活的种种不适应？

据报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日前公布了状元职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并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124名高考状元，称“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高考状元不杰出”的结论，立即引发了网络热议和反思。

“高考状元”具备了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学习上也十分勤奋。这两种素质，对其他学生来说具有借鉴作用。但问题接踵而来，“高考状元”只是初中、高中时期努力学习拼搏的结果，只能说具备进入好大学和获取更好成功机会的资本。至于今后的发展前途如何，还需靠个人努力与发展机遇。人生就是马拉松，“高考状元”只表明在某个学习阶段处于领先位置，至于今后的成功变数很大，难以预期。因而，考出了“高考状元”并非能够成就“人生状元”；没考出“高考状元”，并非不能够成才。高考只是走完了人生的一段路，另一段路才刚刚开始。何况，不少状元只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多半没有走出或摆脱高分低能的困局，会不会成为现代版的“方仲永”，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高考状元”毕业后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对“高考状元”的另类看法与过高的评价和期待。越是过分地炒作“高考状元”，越是表现出民众和社会的急功近利。

真正走进高考状元的内心世界，不难发现，当他们面对大学生活和职场考验时，内心的焦虑并不比同龄人少。人们总是惯于艳羡他人光鲜的一面，却忘记了，一次偶然的成功落幕后，酝酿着的，往往是另一场考验的开端。

一、他们？

“就像安徒生童话《野天鹅》里的小公主爱丽莎，为了11个哥哥，可以不说一句话，甘之如饴地赤脚踏过荆棘，空手采摘荨麻，日夜不停地编织11件大衣，宁愿被人当作巫师，差点被活活烧死……”

在这篇《请把我忘掉》的文章发表后，作者刘丁宁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她是谁？

2013年高考，刘丁宁考出了668（含加分10分）分，摘得辽宁高考文科状元，被香港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很多人都记得那个身着红衣、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现场带领大家读国学经典“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刘丁宁说，她在《经师》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的契合点，那句话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同年10月，她离开香港大学重回母校（本溪市高级中学）复读，只为追寻纯粹国学。2014年的高考，刘丁宁又以666分的成绩获得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网友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刘丁宁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作了以《守住灵魂留最后一片纯净桃源》为题的发言：对于未选择的路，不必留恋，也许如泰戈尔的诗句，只管走过去，不要流连着去采拾路旁的花朵，因为这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这朵花开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会受到很多采花人的关注。

“现在说什么还都太早。刚刚过去半个学期，很难看到以后的发展。”刘丁宁的大学班主任李老师说，她的成绩目前看来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

媒体追逐她采访的热浪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刘丁宁似乎一点儿也不愿意提起之前的事。甚至你刚一开口，她就会在电话里连连阻止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她把连续获得两年高考状元的殊荣，归结为自己多做对了几道选择题而已。“本质上并不能分出胜负和输赢。”刘丁宁坦言，她更愿意聊聊当下的教育制度问题，而不是单一的高考状元。“我现在看淡很多事，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很多事都是他们编的。”这个刚刚过了20岁生日的女孩，希望自己一个人能安心地走“北大中文系之路”，而提到港大和北大的比较，谨慎的她只字未提，只答：每个人都有选择，是否适合，不需要别人评判。

“我不赞成刘丁宁从香港大学退学重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复读会晚上一年大学，也不是说为了梦想就不可以舍弃一些东西，而是我认为这种舍弃根本不值得。”一位网友坚决反对刘丁宁的做法。他说，既然要上大学，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大学吧。什么是大学？什么是职业技术学院？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教的主要是思维，而后者教的主要是具体的技术。如果把学习比作练武功，那么在大学修习的是“内功”，而在职业技术学院修习的是“招式”。

网友认为，中国内地的大学根本无法提供训练思维的教育。“中国内地怎么会没有思维教育呢？中国内地学生解题能力那么强。但解题能力是一种思维，那只是一种低端思维，不是先进教育理念要培养的思维。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引导学生把做题作为一个台阶以此迈向多元思维，而不是在低端思维阶段纠缠太久。然而，中国内地的大学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内地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的只是以‘大学’为名的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清华北大也是如此。”

“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哪个更好”根本就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它们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而是存在“代差”，就好比导弹作为新一代的武器，老一代的武器弓箭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一样。“如果我是她，我会在有真正的大学教育的环境下，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思维能力，然后再自学我想学的东西，而不是退回去考内地的大学。”

也有学生以刘丁宁为榜样，欲复读转专业向她学习。而在公共留言板上，她被很多网友劝阻：你试着想一下，为什么要转专业？重读一年代价很大，这一年还是要读别的专业，并且要面对转专业失败的风险。而她自己回应：从现实上看，基本上没有人同意我重读，而自己有这样一个执念，现在却觉得很难承受其代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则认为，刘丁宁能够连续两年高考均成为状元，这充分说明她稳定的学习状态和良好的考试心态。这样高素质的考生，能够不为金钱诱惑所打动，理性地在不同大学之间进行抉择，这一点可能比她的高考成绩还能显示其优秀素养。“希望她不要骄傲，把进入理想的大学当作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孔庆东不知，他曾经的那篇《温酒一杯话高考》，影响着高考复读中的刘丁宁。

文中，孔庆东描述：我在无聊中盼望着高考早点到来，因为越往后拖，别人的复习时间就越长。而我和周围几个好哥们儿，根本不用再复习了。随便问我一个教科书上用最小号字体印在犄角旮旯的问题，我马上就会告诉你是在多少页、印到哪个字换的行。看着其他同学日夜复习，感觉上似乎是让我睡大觉，干等着别人追上来。把牛再吹大一点，高考那天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单刀会》里的一段唱词来形容：“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所以，我很多年一直看不起高考那天被家长亲友前呼后拥送到考场的娃儿们。那场面如同“妻子爷娘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干吗呀，上刑场哪？考不起回家抱孩子去。现在我自己有孩子了，能够理解家长的那份拳拳之心了，但从我自身来讲，我还是愿意一个人单刀赴会，把高考当成去唱三天的社戏。

高考一落幕，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的工人。因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农村下过地，到部队打过枪，到工厂玩过机器，但还没有干过最重的建筑活，我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于是，我天天扛着100斤的水泥上8楼，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展腾挪，那些故事都留到以后再讲。分数出来了，我差7分没有成为本省状元，但北大已经攥在手心里了。因为我早在春天就放出风去：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该专业在黑龙江只招2人，这样就不战而吓退了许多高手。现在虽然不是状元，但获得状元的六中张宏，报考的是北大经济系。所以，“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画卷，又在我沥青的蓝烟中展开了。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孔庆东也是这份沉重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当他不无戏谑地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豪勇和狂妄，回忆起那个刚健清新的岁月，回忆起他的同窗和“对手”，“我的心中漾满了松花江的波涛和未名湖的涟漪。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

而为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又一人——清华大学附中语文老师徐海鹰也教出了高考状元。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个唯一能听懂他的江西乡音、平时稍微看看书便能考到全年级前几名，却需要班主任经常做思想工作的男孩子，竟是2013年北京理科高考状元。

徐老师连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他口中的状元叫朱宸卓，祖籍江西，曾在北京中关村二小就读，高中毕业于清华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徐海鹰是他的高三语文老师。“他并不是单纯以学习成绩考进去的，朱宸卓的综合素质很强。”在老师眼里，朱宸卓初一便开始在各路竞赛中崭露头角，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作文，哪项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也是个“有心计”的孩子。“很早就明白事理，做事有计划性，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譬如，“追他的女生很多，但他懂得如何与女生保持合适的关系，不跨界限。”

但就在2013年高考前4个月，徐海鹰曾以“老乡”的身份郑重地和朱宸卓谈了一次话。“当时他不好好学，没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高考前徐海鹰找他谈了4次，“效果很显著，这孩子终于开始翻开书本认真读书了。”

在朱宸卓摘得高考状元参加一档电视节目访谈时，徐海鹰吃惊地发现，“朱宸卓阅读量很少。主持人问他读过什么书？这孩子一时竟答不上来。”即便这样，朱宸卓的高考语文考了142分。“2013年高考，北京语文得142分的学生才6位。”

“不知是语文教育的失败，还是学生的失败。只能说他在应试方面非常优秀，学习目的性强。”据徐海鹰介绍，朱宸卓目前在清华大学依然是“学霸”，学习很轻松，“从没听他说过‘我怕谁’”，但同时暴露了一些问题，“他几乎不做大学中的社会工作。”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新百年计划”中，朱宸卓作为清华附中的候选人之一，在清华大学享有“一对一”导师的优待。课余时间，他爱打网球，“很有底子”。但另据某位老师说，朱宸卓虽然在学习上不吃力，但压力很大。“这个曾经让大家颇为骄傲的得意门生，在短期内并未作出很大成绩。”

纵观20年，还有更多的学生，在获得状元这一殊荣后走入怪圈，从此庸庸碌碌。

“我刚上大学时，身边都是状元。心理上有落差,自己虽然在地方上名列前茅，但你到了北大，每位同学都很优秀，我很多地方都不如别人。”2000年甘肃省文史类状元袁博，以584分考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6年的出版社图书策划工作后，选择辞职继续读博士。

状元的头衔并未给袁博带来更多的快乐，莫大的压力接踵而至。分数出来后，她被兰州的各大媒体争相采访。“虽然被包装了，但宣传都是正面的。”

袁博认为，任何一个群体，拔尖的总是少部分。当年与袁博同班的同学，至少有10位是省级状元。“何必在很多年前把他捧上去，之后再去狠狠踩他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选择，有的人在学习上很有方法，这很正常。每个人的人生都在冥冥中有很大天意。”

对于高考状元的头衔，袁博觉得“很尴尬”，“我本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别无其他。”

而徐永恒则希望自己这“一滴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这是徐永恒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他以1983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后，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时光。

“我的博客里，有我写的诗。”徐永恒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说。

他另有一本诗集，与凸凹等合著。“徐永”是徐永恒的笔名——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的笔名，他曾是一名诗人。“徐永曾是名满北大校园的诗人。抄写徐永、海子的诗曾是我的日课。”北大毕业的诗人西渡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

照片上，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显得中规中矩——而他是曾写出“只有女人们在水里生长/并从水里爱着我们”等诗句的北大才子。

现在，他已很久不写诗了。“坦率说，看都不看了。”徐永恒有些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陷入了久久沉思。

作为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他很忙。“现在即便很多诗人也不见得知道，‘徐永’曾是重要的北大校园诗人。”他叹道，语气谈不上伤感，“现在再看曾经写的诗，全是回忆。”

令我意外的是，徐永恒对“高考状元”的标签，不像杨君武（现为湖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贤玉（1982年高考状元、现为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周开让（1984年高考状元、现为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那样反感（上述三位坚决拒绝了我的采访）——如果能借此谈谈青春，也未尝不可。

他轻轻地谈起那本诗集，想起了许多人。

上高中时他就开始写诗了，“不过那都是文艺腔”（正如他做《课堂内外》总编辑时举办作文大赛所反对的那种“文艺腔”）。那时，他喜欢到学校图书室看书，“但那时书籍很少。出书常引起轰动，作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说，因此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他记不清当年考了多少分。高考成绩公布后，他成了1983年的四川省文科状元，引起“震动”——县委、县政府举行会议，专门为他颁奖，奖金1000元；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带工作组专程来校考察，省拨款为学校建了三幢楼。他的老师说：“算是你这个状元为母校挣的。”徐永恒说，80年代高等学校是精英教育，全国才招30万学生，那时能考进大学，个个都是精英。大家向往基础学科，在中文系文科专业集中了很多位状元，上了大学后开始重新划定起跑线，那时提状元完全是为了激励。徐永恒轻轻地叹了口气，“但现在是商业作秀，我认为对人的心理正常发展起不到太好的作用。”而当年的万源中学集中了很好的老师，“我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都是四川大学毕业的，物理、地理老师是西南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一位英语老师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老师们都很敬业，没有受外界蛊惑和诱惑。现在却只有重庆一中和南开中学才会出现好的人才，边远地区的学校能出个状元那是很意外的。”

如今，徐永恒每次回到万源中学，学校都邀请他作报告。近年来，万源中学在“打造西部诗歌基地”时，也常提及“徐永”的名字。

18岁的徐永恒坐火车来到北大。他所在的中国文学专业班（也被称为“文八三”），有50名同学，男女各半，“大部分同学出身寒门”。

有件事让他记忆深刻：报到时，他和同班同学阿忆（现为著名主持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现为著名诗人、北大教授）、孔庆东帮新生运行李，接到同学杨君武，杨从包里拿出一条毛巾问：“河在哪里？”他们一下子“蒙”了。

“杨君武家在湖南农村，他是第一次见到城市。孔庆东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从小就帮家里拾煤渣。”徐永恒说，他父母也是小工厂的工人。

班里也有几名“官二代”和“知二代”。“阿忆的父亲是一位空军师级干部；臧棣的父母是冶金部的高级专家；有两位女同学，父母都是清华教授。”徐永恒说，当时没有“富二代”，“那时阿忆学英语，他已工作的女朋友送他一个砖头形状的单卡录音机，算是很奢侈的了。”

徐永恒住在男生寝室32楼，和孔庆东等10个同学合住一间宿舍。

“我上铺是张志清，他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当年的孔庆东就喜欢写嬉笑怒骂的杂文，因为沾酒必醉，有了‘北大醉侠’之称。不过，这个称号是他自封的。”徐永恒笑道，孔庆东显露出超强的领导才干、政治情怀和口才，很快成为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他这人比较好玩儿，喜欢自造噱头，让大家记住他。他的那些名号多半是自封的，除了北大醉侠，还有后来的‘孔和尚’。包括他后来写博客，起名某某书院，还下设有‘军机处’。”

徐永恒也注意到近年来孔庆东身上的新闻事件，“那些也只是噱头罢了。我和他的某些观点不一致，我们常常见面，不见得探讨那些问题。”

当年的北大，学术气息浓厚。艺术家常在北大首发作品，“好像不这样就不正式似的”。很多诗人带上作品集，到学生宿舍朗读作品。徐永恒说，当年的学生宿舍是文化艺术的创新中心。“学生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国新诗继朦胧诗以后新的变化，很快被编入老师的教材。”

“那时北大学风单纯，培育大学生的土壤非常好。”77级、78级的学生正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动荡，而这之后，一直到87级，这些学生开始正规接受高中教育，再考入大学的，是受过完整教育的高中生。

改革开放打开国家大门，中国第一次知道了与外国的差距，“我们用拥抱的态度去学习”，“那时每天都与最好的老师和同学交流，现在就没那么单纯了。不得不说，现在学校里的内聘老师和外聘老师完全不一样，学生也不像原来那样以学习和做学问为目的，现在都是借助北大的名声出名。”

徐永恒说，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大繁荣的年代。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渐深，大学生们的诗歌愈为“先锋”。徐永恒以“徐永”为笔名写诗，诗风独特，迅速在北大成名。

因编辑北大诗刊《启明星》，徐永恒常向校外的学长约稿，由此认识了诗人海子和骆一禾。海子北大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徐永恒入校时，他刚毕业。

“海子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学校认为他思维不严谨，让他教公共课——哲学和美学。他当时在偏僻的昌平区，很寂寞，在那里也没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徐永恒说，海子常给《启明星》写诗，也常回到北大参加诗社活动，多次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

徐永恒感到海子的诗最有“共鸣”，崇拜海子并和他成了好朋友。1986年，海子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艺术节五四文学奖特别奖。1987年元旦前一天，徐永恒拎着两瓶“山寨白兰地”去昌平看望海子。“他住在单身宿舍，桌上地上全是书，当时正写一部他称之为‘大诗’的诗。令我惊异的是，他将屋子的墙壁全刷成了红色。”徐永恒说，当天下午，有一个女孩来看海子，她有些腼腆，没待多久就走了。“她可能不是海子的女朋友，但我知道她是爱慕海子的。”

那天晚上，他们吃着海子烧的干烧鱼，喝着“山寨白兰地”，酩酊大醉，喝得“都吐了”。“海子对我讲起了在安徽乡下的妈妈和弟弟……”他回忆说。

1988年4月，海子来成都找徐永恒，住在他桂王桥南街的宿舍里。“海子说起对四川盆地的观感，说这里的植物比他去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丰茂。”徐永恒说，翌日他和海子在成都逛古旧书店，并相约将来同游敦煌。4天后，海子前往四川沐川县。

同年4月23日，海子从北京给徐永恒寄信，说他在陕西遇到了塌方，用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北京。这封信徐永恒至今珍藏着，连同海子的部分手写诗稿。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认为他是‘殉诗’，死亡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徐永恒说，“他没留下遗书，也可能是一时精神失常。”

80年代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大学生选择工作比较宽泛，1987年班上的20多个学生一毕业就去工作了，成绩最差的同学留在了北大教英语。徐永恒先后任《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两家报社记者，《成都日报》编委、重庆青年报社社长，2005年起任《课堂内外》杂志总编。他并不后悔没有沿诗歌那条路走下去，相反，有一种“庆幸”——海子和骆一禾的死（骆因1989年编辑海子诗稿突发脑溢血去世）曾给他带来很大影响，“诗人命运的单薄，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尽管已经“熄诗”，但他对与诗歌有关的那些日子仍非常怀念。那些时光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北大情结。他的女儿也考入北大，他让女儿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和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北大。

如今，他在重庆和北京两个城市忙碌，时而在博客上抒发自己的教育观点。“我崇尚博雅、自由的教育，我就是用这种教育培养出了我的女儿——下一代北大人。”他说。

这个时候，诗人“徐永”的30年之后，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

2000年徐永恒回到北大进修了半年，从文学专业转到了经济学。

徐永恒转型的原因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是“一滴水”，他想为教育付出更大的努力——做一些事情影响师生和家长。2013年底是个好的契机，徐永恒从教育的旁观者，直接进入高校做管理者，对前面的经历既是对过往的梳理，也是对未来的挑战。任艺术院校的高职副院长，从教育圈外走到了圈里。

以培养人才为目标，这才是好的教育。

“如果你只认为状元就是学习好的，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徐永恒不断地试图帮助家长们跳出怪圈——

初中招篮球运动员，第一个学生从没摸过球，连续投五个都没进，但他身体素质很好，很适合打球。另外一个男孩上过体育学校，受过良好教育，但个子矮，分数很高。学校通常会录取第二个。但实际上应该录取第一个，因为他的基本条件好。个子高，虽然没投进球，但是经过后天培养就会成功。徐永恒说，这些孩子处在边缘地区，没有老师开发，就像埋在土里的黄金一样。一门心思考进重点中学或父母使劲往好学校送的学生，考试得高分，甚至经过不断训练也许会成为高考状元。但天才是正态分布的，无论城市或乡村。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受外界的影响小，一旦进入书本之中，沉下心学习，就会有很大发展。“这就是教育不均衡造成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发机会，拼爹的时代没有拼过别人。现在，清华北大每年都会有一些不是很适合培养的学生进入名校。”

郭建业恐怕是徐永恒眼中“从农村开发出来的学生”。

“真的没有太多用，就那一阵儿有用。”20年了，再提起高考状元，已经38岁的郭建业禁不住笑起来，笑声中却有掩饰不住的兴奋。“找工作时一点儿用都没有，那时从没说过自己是状元，在单位也从没提过。”

郭建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状元。山西共有11个地级市，郭建业所在的县排名第6，1995年山西省的文理科状元都在太原和晋南，“我偶尔运气好，赶上了。”仅仅是高兴了两分钟，郭建业就从状元的梦境中醒来了。高考第二天，“我对完答案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谁知道考得这么好。”

郭建业的学校当年成立了“穷孩子基金会”，专门资助贫困大学生，“贫穷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衣服补了又补，好几间屋子有一盏灯。”虽然家庭负担极大，但郭建业家的4个孩子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那年，经济学和法律学很热门，但他看了学校宣传，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大国际关系。

“没有必要过分炒作状元，因为他们压力会很大，比如我，会担心达不到大家的期望，过了多少年，我仍是普通人。高考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状元离成功还很远。“小小年纪被捧那么高，能正确认识自己吗？”与郭建业熟识的一位状元，总把状元头衔挂嘴边，逢人便炫耀。“他做了编辑又改做翻译，做了翻译又换部门去内参，后来干脆跳槽。”是单位真的屈才，还是认不清自己的现状？“他自恃清高，在状元的光环下醒不了。上大学后，发现自己就是普通生，很失衡，有落差。”

上大学时，郭建业的同学是河南某地区第一名，经常被邀请回老家讲状元经验，“我很难理解这些做法，现在的状元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在网上大肆售卖状元笔记，这是在误人子弟。”

“我害怕采访，我不会吹牛，我怕大家笑话，我不会装。”当年，郭建业盼望着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尽快找到工作，对得起父母，自己养活自己。“别人夸奖你，你要打很多折扣；别人批评你，要放大很多倍来看待批评。”

本科毕业后，郭建业读了外交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恰巧《参考消息》缺一名编辑，顺理成章地，他在编辑岗位耕耘了20余年。

“状元不能写进简历之中，就像在幼儿园得的大红花一样不能写进简历里一样。”上了好大学，意味着有机会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耳濡目染的学术氛围下，得到良好的教育。山西人口少，四川有1亿多人，而和山西一样，都出两个状元，这样的评判本身对人口大省是不利和不公平的。“在山西考了第一名，不算什么。”国家分配名额基本平等，人口大省的学生更难，“现在想想，我是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上考上状元的。”

与郭建业的想法迥异，现为复旦大学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霍永忠有着另一番感慨。

“和下农村相比，我还是想继续读书。”这位1979年四川省的理科状元，认为考上大学就是“一块馅饼砸到了自己”，又是状元，确实很“意外”，但“谁也不是为了意外去考试。不是为了拿状元而考试，是为了读书”。

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3年，一切都在适应中。霍永忠所在的高中有10几个班，两个快班，1个文科班，每个班有50名学生，“也就是说，只有3个班的学生有考大学的竞争机会。”

而对于霍永忠而言，对他的帮助仅仅是考上了北大。

霍永忠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1996年湖南省文科状元欧阳觅剑认为：“状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太大作用，只是帮他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学习。”而多年过后，已经38岁的欧阳觅剑认为，情商的重要性高于智商。

2000年，欧阳觅剑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后来因不满意北京的生活环境，改投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工作，又因觉得收入太少而转为报考香港大学的研究生，但因与导师理念不合和不想参加考试，没有读完就离开了，之后进入广州另外一家经济报纸工作，现为自由撰稿人。

“当时有很多媒体找过我，我个人对采访不喜欢。因为心态不好。”生活在彼处，不在此处，当年27岁的欧阳觅剑并不安分，他不甘于给杂志写文章，在做了两年的媒体评论员之后，欧阳觅剑放弃了。

而从2014年11月开始，欧阳觅剑又开始了评论员工作。“状态是经过反复调整才得到的，我现在确实有些想法要表达。”这位在广州待了足足有14年的年轻人，决定开始向公众发声，表达自己的意愿。

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欧阳觅剑，想让他抨击一下当今的教育制度，但他却说，“何必呢？我甚至还要感谢高考。”他并不需要每天坐班，“评论员的工作虽然不会发财，也不荣耀，但自己过得舒服。”

现在，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眼中小富即安的生活——儿子快乐，家庭幸福。

而舒雪松，将这种常人看来的幸福放大了许多倍。

这位生于重庆市铜梁县，1985年以该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硕士学历毕业后剃度出家，法号“明舒”。现为宝鸡金顶寺住持，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陕西省宝鸡市的金顶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教寺院。它位于宝鸡西关街道办事处的新春村，也并不在山顶上，而是在半山腰里。按照舒雪松的描述，沿着新春村的盘山水泥路往上走，经过数亩葡萄园、杂树，拐过几个看似荒凉的土坡，并不雄伟，更难称得上金碧辉煌的一处院落突现眼前。“相反，它甚至有点零碎、灰暗、落寞。”

舒雪松，现在已没人这样叫他了。他在寺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时常穿着浅黄色的长衣长裤、深黄色的布鞋——僧衣僧鞋，静静地坐在那里。

寺院占地大约30余亩，但大部分土地并未被开发，肆无忌惮地长满了杂树和荒草。正殿、食堂、海会堂、米聚塔、水塔等，分散在各个山头上——事实上称土坡更准确。

除了两座老殿之外，包括山门在内的其他建筑均为2005年之后所建，砖瓦之间显露着当代气息。唯独那棵据称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老槐树，被众多僧人像宝贝一样保护着，枝繁叶茂。一般情况下，来烧香拜佛的人寥寥无几。

彼时，舒雪松坐在办公椅上，轻轻地扶了扶眼镜。舒雪松是释明舒法师的俗名，他是宝鸡金顶寺的住持，也是宝鸡市金台区佛教协会会长、宝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眼镜背后那双明亮的眼睛，依稀映出当年历史系大学生、世界经济学硕士的影子。

舒雪松用一部“小灵通”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

舒雪松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高考分数。那时的高考，分预考和正考两关。因“国家给各县的参考名额有限”，故当时各县都举行预考，预考通过了才有权参加正考。他记得，预考他也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名。

在自己的“童年经验”里，他找不到有关佛教的痕迹。乃至小学、中学时期，他也从中找不出一丝影响他日后作出人生重大选择的事件。他的父母都不信佛。“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就那样长大。”他反复对我说。

高中时，别人眼中的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从高二开始，他在铜梁中学，不论大小考试，成绩均为第一名，且远远领先第二名。“要知道，铜梁中学是当时四川省很有名的中学，升学率1985年为全省第二，为有权招收全省生源的四个高中之一。”他说，当年他是学校的“名人”，深受老师偏爱。他至今记得当时的副校长兼数学老师陈新伟辅导他做数学题的情景。“我数学成绩曾经不好，多亏了陈老师。他有人格魅力。”

后来舒雪松“出家”了，当年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听说后都大吃一惊。其实，从1990年读研究生一年级开始，舒雪松就动了出家的念头。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到文殊院、昭觉寺等寺院里“请购”了不少佛教书籍，认真研读。“川大有个数学系的同学当时鼓动我出家，但后来人家结婚生子，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舒雪松看来，“出家”更是一个偶然的契机。1992年，研究生临毕业，那位数学系同学鼓动舒雪松：“我考虑成熟了，要出家。你和我做伴吧。”舒雪松说：“我还没考虑，你让我认真想想。”最终，舒雪松下了决心，再去找那位同学时，没想到他正谈恋爱。“结果，我出家了。”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皈依佛门。1990年农历四月四日（这天是“文殊菩萨的生日”），已在川大读世界经济学研究生的舒雪松和那位数学系的同学到昭觉寺拜佛。走到后院，见一群人围着干什么，他们便去看热闹，突然听见一个“师父”大声喊：“你们新皈依的往前站！”就这样，他们皈依了。

舒雪松扳着指头回想他的这些大学同学，连音调都是上扬的。那些身影，逐渐离他远去，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和高中同学结了婚，如今都已人至中年，“有的还很有出息”……他忽然想起一两个女同学，摇了摇头。“我没谈过恋爱。”他说，“曾经有女生追我，我很回避。对一两个有好感的，人家对我没感觉。”

毕业之后，他再没见到过他们。2009年川大历史系85级学生举行毕业20年聚会，他没有参加。“我把聚会时间记错了，错了整整一个月。”他不无遗憾地说。

研究生毕业，舒雪松没有找工作，到重庆市教育局报到的“派遣证”也被他丢掷一旁。“本来那个年代，作为研究生，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当个大学教师都没问题”，但他“出家”了。

经人介绍，舒雪松跑到广东省乳源县的云门寺，在该寺的第7天，他就剃度出家，得法号“明舒”，明者光明也，舒者舒展也，有“放大光明”之意。而这一切，他的家人全都不知道。

他怕父母担心，在去广东之前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明“出家”之意。他的父母见信后很是惊讶，赶紧到川大找他，却寻不到他半个踪影。他们甚至求四川省宗教局帮忙寻找，也未找到。

在当年，舒雪松是少见的高学历僧人，住持便派他在云门佛学院当讲师、监学（班主任之意），教授语文、历史等。他每半个月给父母写一封信，报平安。为了隐瞒现地址，他把信件都寄到成都一位皈依了的同学手中，由这名同学换上川大的信封再寄给他父母。当年他24岁，谁也无法猜测他忍受了怎样的痛苦。“怕父母担心，又怕父母阻挠。”他说，那些年，家人都不能接受他的出家行为。

1993年，他在失踪了一年之后，首次回铜梁老家探亲。出现在父母、妹妹眼前的他，穿着一身僧服。家人情绪无比复杂，却仍旧反对他出家，甚至动员他的高中同学劝说他“回头是岸”。但为时已晚。“有人曾在出家前因家人反对而没有出家成，但还没听说谁出家了因家人反对突然还俗。”他说。

从1992年至2001年，他在云门寺度过了漫长的10年。1995年，他任云门寺佛学院代理教务长，1999年起任教务长。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曾到阿坝州一家寺院潜心学习密宗。因在云门寺讲课广受欢迎，他在佛学界渐渐“有人知道了”。1998年，经一名宝鸡籍法师的引荐，他受邀到宝鸡几家寺院讲经。这个“因缘”，让他的人生再次改写。

舒雪松仍在思索、回味着这些“机缘”。2001年农历三月或四月，他带了两个徒弟又来到宝鸡。当地钟楼寺的居士想让他“接手”寺院，后因种种原因未成。这时，金顶寺的居士更诚恳地邀请他。

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处寺院。那天，他带着徒弟来到所谓的金顶寺，只见一派荒凉，整个寺院既无山门又无围墙，只有两个破旧的大殿，“看上去像一个农家大院”，院里只有一位多病的老僧。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寺院据说始建于唐、复建于明、毁于文革，寺院内原有一块石碑或有历史记载，后于文革期间被砸被埋，找不到了。唯有大殿旁的一棵老槐树，郁郁葱葱，据说已有500年历史。

当地村民说，该寺解放前住持为脱俗法师，最后一名僧人在1961年或1962年饿死了，老槐树遂也枯死。1979年宗教恢复，老槐树突然发芽。当地人给树烧香，又请了两个“师父”重建该寺，本源法师任住持。当时地方政府让寺院办证，本源法师不愿掏80元手续费而拒绝。当地一位文史研究者说，从唐至解放前，金顶寺僧人大部分是四川人，或与峨眉山金顶有关系。“不过这都是猜测罢了。”舒雪松说。

舒雪松刚刚接手时，这真是一个“烂摊子”。他向当地政府申请办理合法手续，四处筹集善款，多次扩地、扩建。如今寺院虽看上去不如大寺院气派，但已五脏俱全，成为宝鸡市区最大的佛教寺院，每逢“节日”便香火旺盛，前来烧香拜佛者最多时可达一万余人。舒雪松的弟子，包括耀芸（成都电大毕业）在内，学历越来越高。他的弟子共有10位，僧人一共20人，寄宿10人。

明舒法师有一整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寺院管理理论。他说自己从不上网，从不看新闻，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几年前红透了的延参法师他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不主张寺院“过度商业化”，但又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选择”。对“外部的发展”，他只“随因缘”。对“内在”，他希望“尽量把事务放手给徒弟，自己尽快潜心修行”。

清晨4点半起床，5点到7点做功课，然后是早餐，之后是例行打坐或读书，中午不午休，下午4点到5点做功课，晚餐5点半。周而复始的作息时间，让舒雪松倍感踏实。

他说自己有十几年没回家了，上一次回家还是1998年，父母每隔几年就来寺里住上几个月。令舒雪松开心的是，他的父母前几天来了，这是他们第四次来到寺院。

…未完待续…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5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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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2015-07-03 新浪博客 北京文学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