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办养老院赚钱吗(开养老院赚钱吗)

整理：万仁涛

2019年6月，一则题为《“标杆”养老驿站不到一年悄然关闭，养老机构该如何盈利？》的新闻引爆养老圈，作为北京社区养老的标杆项目，由3位海归高材生创建并引入国外“先进社区养老模式”的双旗杆养老驿站，在运营不到一年后黯然收场，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思考。

当前，“社区居家养老”一直是个尴尬的存在：对于企业来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空间广阔，是蓝海；然而，“如何盈利”、“如何保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商长期良性运营”始终是卡在企业和行业面前的一道坎儿。

从“星光之家托老所”、“老年餐桌”、“社区老年服务中心”到“日间照料中心”，再到如今的“养老驿站”，每一次名字更迭的背后都是一次代价不小的尝试，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以及持续封控的背景下，多地的社区养老驿站正在迎来自己的至暗时刻。

想象中的蓝海，为何却在实践中成了困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的玉海园，是北京市西部最大的综合型社区之一，全国首家“社区一老一小试点工程”落户于此。公开数据显示，小区内常住居民5000余户，常住人口约2万人，其中65周岁以上老人就有2000余人，80周岁以上老人200余人。

2018年4月开始，玉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筹备工作就启动了。筹备工作由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老龄委和卫健委四大部委共同督导。直到2020年1月，玉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完工并交付运营。在落成仪式上，北京市委市政府，海淀区委区政府，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一老一小项目组及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均出席仪式，并对项目寄予殷切期望。

出乎意料的是，光环加身的玉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仅试水了3个月就停止营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北京多次疫情，是项目难以持续运营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项目还面临资金、人才、资源等多重压力，以及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平衡考验。”

前述知情人士还指出，在“一老一小养老驿站”的主体上，社区组织与商业机构有很大不同，前者的组织构成决定了其更偏重社会公益，尽量免费或者以较少代价，让民众获得最大程度的利好。而后者则更多看重项目的商业和盈利属性。公益性与商业性如何平衡，成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时必须直面的“考题”和难题。

疫情封控加剧了收支不平衡

王郁（化名）经营着近十家养老驿站，每个驿站设置十几张养老床位。大多数驿站采取“政府免费提供闲置物业+运营商和街道办事处负责装修改造和设备购置”的合作模式，这种驿站通常会辐射周边2–3个社区，服务对象基本在百人左右。

王郁吐露，经过6年艰辛运营，直到2019年才勉强回收前期投入。刚刚微有盈利就赶上了疫情。由于疫情管控，所有的入户服务全部暂停，设有养老床位的驿站也得按照养老机构的标准执行封闭式管理，这就导致日常收入锐减。另外，长时间的疫情管控使得老人和护理员一直被封控在面积不大的驿站中，人员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以入住老人为例。王郁说，驿站内入住的多是失智老人。因疫情防控家属无法前来探视，老人长期看不到亲人就会认为自己被抛弃了，于是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一些老人生病需要去医院，但就医回来后需要长时间的单独隔离，老人不方便，家属嫌麻烦，于是有些老人生病就硬扛着，最终加重了病情。

疫情封控管理下，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巡视探访等服务。由于无法入户探访，这项服务只能改为电话巡访，探访方式改变后，运营商担心达不到相应的考核标准，会导致运营补贴锐减甚至不发放。

其次，驿站内的床位入住率也开始下降。如果有老人要入住，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对老人进行单间隔离14天，这就导致床位入住率难以提升。

另外，收入不增但运营成本飙升，养老驿站的人工成本、食材成本、防疫物资消耗品成本等都快速增高。在成本上升、收入下滑的双重冲击下，驿站原本微薄的利润被进一步压低甚至面临严重亏损。

让一家养老驿站“活”下来，需要多少钱？

一家养老驿站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把水电、供暖、人力成本、活动费都算上，一家养老驿站一年至少需要20万元的投入。其中，驿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占了近70%。理想状态下日客流量要达到七八十人，才能“养活”一家驿站。

这样一笔账，还是在“政府无偿提供设施”的基础上算出来的。根据北京市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全市有241家养老驿站服务流量显示为零，另有157家驿站的服务流量低于100人次。由此不难看出，不少驿站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北京某大型养老驿站管理企业曾认为，只要养老驿站形成一定规模，就可以借助规模优势，实现盈利。然而，事实却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该企业虽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百余家连锁养老驿站的经营目标，但90%以上的项目依然处于亏损状态。2021年上半年，北京的养老驿站几乎全面停业，亏损严重，虽然政府拿出了总计6000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来“输血”，但依然有不少驿站运营方计划退出驿站的运营。

与酒店行业一样，“单店盈利”才是养老行业的天然属性。除此以外，没有太多捷径可走。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养老服务的错位

入局养老行业的另一家养老机构创始人陈林（化名）说：“疫情三年，我们的驿站基本一直处于小有亏损的状态。并且运营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尴尬问题，包括机构经营跟不上政策的变化，明知养老服务存在供需错位，却无力更改等。”

陈林感触最深的便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养老驿站从2016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现在，养老驿站还没有完全的自我造血能力。因为商业模式不成熟，对补贴政策依赖性比较高。另外，一些政策两三年一变，这让养老从业者很难去适应，最终影响机构的运营效果。

比如，2019-2021年，北京市养老驿站的补贴方式为服务流量补贴，即政府部门根据养老驿站提供的服务交易量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此方式的特点是只要老人愿意在驿站购买某一项特定服务，政府就相应地给予驿站补贴，运营商就可以为老人提供灵活的服务项目。

到了2022年，《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提出养老服务驿站重点要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包括巡视探访、个人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等4项基本养老服务。考核方式发生改变，驿站只有对责任片区内已经签约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清单上特定的服务项目，才能拿到相应补贴。为此，运营商又不得不调整运营方向，以适应新的考核方式。

同样的，居家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和运营商能提供的服务发生供需错位。

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包括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的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等。失能老人身边一般都有长期照护者，他们更需要的服务是，能够帮助照护者减轻体力或精神压力的服务。比如，很多老人提出来能否把探访换成打扫卫生、洗衣等其他服务。但服务清单有规定，运营商没法自行更换，因为自行更换服务后，运营商就得不到相应的政策补贴。

为此，很多时候一些老人不得不预留出时间来“应付”不少于二十分钟探访。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并不是老人特别想要的。有时老人甚至不愿意给工作人员开门、拒绝服务。疫情期间改为电话探访后，老人也会直接挂掉电话。但运营商又不得不坚持做，否则任务完不成，补贴也就拿不到。

服务的供需错位，让老人不满意，运营商有苦难言，而政府又没法事无巨细。因此，如何让提供的服务实现“雪中送炭”的效果，还需要多方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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