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是哪个国家，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日本全称是啥？国名背后的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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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考古队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一织锦护臂。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引起一时轰动，这不仅引出了“中国”这一名称，还暗含了现代意义。该织锦收藏于新疆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可见其珍贵价值。

为何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以“中国”为名了吗？这是否是精准的预言呢？其实这与汉朝时期流行星象谶学有关，文物中所谓“五星”指的并不是现代的五星红旗，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为古代星占用语，“出东方”则是这五星所观测到的天穹运行方位，而“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在当时还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政治实体名称。

“五星出东方”便是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中原）有利。中华的名称也常使用在星象学说里，《天文经星·中宫》记载：“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

而远在部落时代，中原大地上便分布诸多部落，其中以华夏部落最为制度优越，实力强大，最终演变为夏王朝，民众皆以“华夏”为正统，我国古代封建时代，统治者常以中央王朝自居，认为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其王朝都应该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原地区长期是我国核心区域，拥有中原往往意味着拥有天下。

而周代以城为国，因此“国”字在古代的涵义被缩小了，它也常常被用来指代国家的首都地区。

所以说，“中国”这一名称，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又都以中国为通称。至晚明、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也是“中国”，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这个国家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他们的人民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意思是为‘位于中央之国’。

但是中国的名称却还没有正式作为国名存在，更多的是指代了地理位置。而它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国名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名片呢？这要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开始说起了，他选用了“中华民国”作为推翻满清王朝之后的新国名，采用“中国”作为通用简称，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外的自称还常是“大清子民”，在此之后才自豪得成为”中国人”。

而新中国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仅标志着一个进步民主的新政权诞生，也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从我国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国名的渊源深远，而且意义重大，它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性质与历史，还展现了这个国家的追求与目标，所代表的是尊严而不可侵犯的国家形象。

而自古与中国隔海相望，长期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在国名的选择上也有着诸多故事，却与中国国名的万象更新，自强不息不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相对于中原广阔大地文明传系的一脉相承，日本的蒙昧时期持续较长，在秦汉之前，日本尚处在没有文字结绳记事的时代，被称为“绳文时代”，尚且处在部落时代，没有成型的国家组织，没有文字更罔论国名。

时间来到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为了体现自己重建大汉的功绩，邀请四方朝拜，其中早期日本也远道而来，为了中央王朝的体面和普天王土的理念。汉朝对日本进行了册封，光武帝赐予“倭王”金印，日本亦正式称为“倭国”，该金印是日本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至今仍是其国宝文物。

为何选用了“倭”这一名称？是因为当时日本可开发的国土狭小，耕地稀少，粮食产出不足，畜牧肉类更是稀缺，日本民众饮食单一且匮乏，因此身材矮小，再加上中国皇帝俯视万物的心态，故得名如此。

而在《三国志·魏书》中则出现了日本政治体制的成文记载，即邪马台国，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是因为公元188年间，倭国内乱。

之后，各部落为了平衡牵制共同推举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王，据说卑弥呼擅长用巫术，年纪虽然很大却没有结婚，只有弟弟辅佐朝政，卑弥呼为王以来从来没有外人能够见到她的面，只有千名仕女以及一名送伙食的男人出入宫闱，极具巫王色彩，可能并不像中国皇帝一样具有政治实权。

倭国安定下来后，还向当时的辽东公孙家以及后面的曹魏王朝派遣了使者，以获取丝绸金银等封赏，魏文帝曹丕还赐予“亲魏倭王”印。而邪马台的发音是yamata，被认为是日本大和民族（yamato）的起源。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还处在相对原始的阶段，不但其国名完全依靠中国王朝赐予，而且文化学习经济交流也仰赖中国。

这一情况的改变要来到隋唐时期，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大乱，日本与中原的交流时断时续，开始了几百年的独立发展，此时日本经过了残酷的斗争，天皇立用厩户皇子为圣德太子，开启了日本封建集权制度的改革，即大化改新，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恢复了中日邦交。

589年，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国统一。而隋朝为了征服高句丽对外结交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这引起了日本的注意，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希望再次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继续学习先进文化，但这次联系却引发了一场外交灾难，究其根本是长期联系断绝导致隔阂和日本方面的自大。

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但却一改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反而采取对等的立场，比如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明显将天皇地位与中国皇帝等同，而且还无意中暗指了日薄西山，这令隋炀帝勃然大怒，一度斥为无礼行为，但即使如此，为了互建邦交，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在这次出使中，隋朝也发现了虽然日本国力依旧相对弱小，但已经初步建立了国家形式和一定的生产系统，不再是之前野蛮蒙昧的巫王倭国，这也意味着日本上层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并且希望以“日出之本”为意，定国号为日本。

不过因为之前的国书事件，隋炀帝坚决不肯赐国号，所以虽然“日本国”的国号已经出现，但还是在岛内自娱自乐，得不到“国际承认”

而大唐建立后，唐高宗灭亡百济，百济遗臣求援于日本，日本为了维护威信，解决内外矛盾，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半岛，但刘仁轨领导的白江口之战中惨遭大败，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日本向唐朝请降，深刻认识到两国的巨大差距，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开战。

经过军事与政治的双重震慑，日本终于摆正了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地位，开始大量派遣“遣唐使”，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翻版，其首都京都的建设规划也基本就是唐朝首都长安的复制，态度也十分恭顺，也终于得偿所愿，正式受赐国号“日本”，并沿用至今。

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作为岛国善于学习同时仰慕强者的特点，同时也总是会对自身实力认知不清，容易发起不切实际的争端。

明清数百年间，中日分别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代，而西方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并发展出了工业文明，1853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武力震慑德川幕府开国。

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培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这也激发了日本迅速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运动，并推翻了幕府，由天皇直接领导国家，被称为“御一新”，即后世所说的明治维新。

1889年，日本第一部宪法向全体国民公布，其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但在日本前加上了“大”字，甚至摇身一变为“帝国”。

可见明治维新之后，以转变为近代工业国家的日本显然不满足于本岛一隅，而旨在殖民称霸，效仿西方列强，寻求瓜分世界，即“脱亚入欧”，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极尽掠夺剥削，严重破坏地区和平。

而随着这种国名中就蕴含的野心逐渐膨胀，终于发展出畸形的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日本悍然入侵中国大陆以及太平洋东南亚，犯下无数反人类罪行，最终在中国军民的艰苦斗争和同盟国的共同对抗下，**轰然末日，广岛长崎顷刻毁灭，日本帝国在1945年宣布投降，接受美苏英中四国共管并彻底进行国家改造。

接管日本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为了照顾全体日本人的底线，保留了天皇制度，但是也剥夺了其宪法中几乎所有实际权力，并剔除了日本拥有军队的法律，只能拥有自卫队，沦为美国“保护国”，自然而然，其使用数十年的狂妄自大的“大日本帝国”国名也要修改，变更为现在的“日本国”。回归简单自然，不知现在日本国民再回味本国国名，是否也能找到一份劫后余生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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