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在哪个城市,“花开时节动京城”中“京城”是哪里?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千古名作,书中的京城是指长安,是文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但是近年以来,关于诗中“京城”突然有了是指洛阳的说法。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看正史记载。
在《旧唐书》卷十八: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故长安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东都,周之王城,平王东迁所都也……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
再看《新唐书》卷二十七:上都,也就是长安,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兴庆宫在皇城东南,距京城之东。京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澧水;卷二十八:东都,也就是洛阳,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 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都城前直伊阙,后据中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
从正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京城”唯指长安,而洛阳可以称为“都城”。
然后,我们再看看唐代典章的记载。
先看《通典》,作者杜估,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卷一百七十三,今之雍州,周之旧都,平王东迁而属秦,始皇以为内史地。……今号西京。武德以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称西京;卷一百七十七,洛州,盖周之旧都。……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今号为东京,后改号东都。
再看《唐六典》,作者李林甫、张说、张九龄等,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长安:京城左河、华,右陇坻,前终南,后九嵕……皇城在京城之中。南面三门……其中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乎其间;洛阳:东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阙,后邙山。……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南面三门……皇城在东城之内。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
最后对《全唐文》中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4位中唐皇帝的全部诏书进行检索,共找到含有“京城”的诏书25份,全部是指长安。
从《通典》、《唐六典》和《全唐文》可以看出,中唐时期的“京城”只指长安,不是洛阳。此外,在北宋宰相王溥编篡的《唐会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号。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上都;河南尹。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废东都。贞观十一年三月十日,改为洛阳宫。显庆二年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洛阳二县官同京官。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神州都。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为东都。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东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停东京之号。
最后,再看看中唐时期其他诗人的情况。
除了查阅史籍典章外,作者还对能找到的刘禹锡和他的朋友及同时期著名诗人,白居易、柳宗元、韩愈、元稹、李商隐、杜牧、李贺、韦应物等的诗作约6000多首进行检索,含有“京城”的诗检索到了23首,其中刘禹锡自己有5首。这23首含有“京师”的诗,除去《赏牡丹》外,其他22首均已确定写的是长安。特别是刘禹锡的《答张侍御贾喜再登科后,自洛赴上都赠别》,诗中包含有洛阳和长安两个地方,“又被时人写姓名,春风引路入京城”,清楚表明了刘禹锡诗中所说的“京城”就是长安,不是洛阳。通过检索分析,同时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唐时期诗人作诗,在指洛阳时,常用“洛阳”“洛城”“东都”“洛京”等词,无一人用过“京城”。另外,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两句诗,“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从此可以得知,当时寻常百姓口中的“京城”指的是长安。
那在中唐时期,洛阳是怎样的情况呢?唐代宗上元年间,郭子仪曾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曾说:“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百司廨署,悉多荒废。”廖廖数语,道出了安史之乱后洛阳城颓败之象。
而在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长安在开元时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九,在元和时有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二;洛阳在开元时有户一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在元和时仅有户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以一户5口人计算,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期,长安约有人口100万人,而洛阳只有人口只在10万上下。与盛唐时相比,长安人口虽减少了三分之一,但仍在百万之上;而洛阳人口直接减少了七分之六!这说明,安史之乱后的的洛阳,已经完全衰败,更不可能有京城之名。
综上所述:在刘禹锡生活的中唐时期,无论是皇帝、政府、官员、诗人,还是寻常百姓,提到“京城”必然是长安,绝不会是洛阳。“京城”专指长安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没有模糊空间。此时的洛阳,已经被安史之乱摧残的如同寻常州郡,连承担东都之名都有些名不符实,更别说京城了?而且刘禹锡所写的含有“京城”的5首诗,其他4首均已明确是写长安,这就说明了刘禹锡的写作习惯与社会共识是相符的。
所以,通过对历史文献和中唐诗文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花开时节动京城”中“京城”就是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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