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阅兵村军事文化旅游景点,沙河阅兵村
期待已久的十月一日过去两天了,它已成为难忘的一页载入共和国的史册,从十月一日早上开始,我的心就始终处在激动之中,作为一名老兵,我最期待的是天安门前的阅兵,因为那一列列犹如钢浇铁铸似的方队,最能代表中国军人的风采,更能向世人昭示中国军人的精神面貌。
在亿万双目光注视下,那铿锵有力的步伐和伟岸挺拔的英姿,虽然只在天安门前行进短短几分钟,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为了这几分钟,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恒久努力。
这些昂首正步走过天安门前的战友们,让我再一次回想起二十年前,国庆五十周年前在阅兵村采访时的所见所闻。
那一次的阅兵村,位于首都北部的沙河。这是个视野开阔的军用机场,从3月初开始,它那平整的水泥跑道上,便再也没有看到过飞机的起降,而是被一列列训练正步的队伍所占用。这里便成为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阅兵村。
阅兵村里驻扎着十几个兵种的十多个阅兵方队,他们身着不同颜色的军装,却踢着同一尺幅的正步;他们手握不同性能的武器,却住着同一制式的低矮铁皮房;他们吃着不同标准的伙食,却在想着同一个目标:争第一,创最优。
但是,谁想在这里拿第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出类拔萃,都是同样的完美无缺,都是百里挑一严格选拔出来的。若说第一的话,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NO.1,他们都代表着各自的兵种,谁也不能代替谁。
阅兵村为什么要叫村,始终没人回答我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有奥运村、亚运村。在阅兵村里,我同样感受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拼搏精神,那种为国争光、为部队争光、为亲人争光的强烈荣誉感,无时无刻不渗透进阅兵村的每个角落。
1999年10月1日之前,这里始终是军事禁区,一般人很难涉足。不过到了10月1日之后,村就不存在了,也就无密可保,我作为经过特许提前进入采访的记者,采写了不少催人奋进的阅兵村训练报道,那无疑是阅兵村的主旋律。在两天有限的采访时间里,在报道主题的同时,我也记录了一些主题之外的小故事。这些故事,算得上我在阅兵村探营的另一种宝贵收获。
阅兵村的吃
在阅兵村里,吃喝都有很多禁忌,这种禁忌不同于一般的乡风民俗,而是作为严格的纪律写在了本本上。比如不准吃凉拌菜,不准吃剩饭剩菜,不准喝生水,不准喝有色饮料,不准吃不能剥皮的水果等等。
除了不准吃不准喝的规定之外,也规定不是谁都可以去随便吃喝。每个方队每天、每周都定有详细的食谱,伙食安排一个星期之内不重样。食谱定出来之后要经过方队领导审查,随队军医审查,负责后勤的主管干部审查,然后报指挥部备案。
阅兵方队司务长王敏告诉我,每个方队有三个司务长、24名炊事员,他们大部分都有专业烹饪**证书。方队的战士以新兵为主,最老的是第二年度兵,而服务保障的炊事员们以专业警士为主,兵龄最小的也在三年以上。
后勤队伍实力很强,是因为指挥部领导们知道参加阅兵方队战士的训练强度有多大,知道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如果吃不好,别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另一种效果。
阅兵村的每个方队都来自不同的兵种,对伙食费的要求并没有统一。最高的要数陆战队和预备役两个方队,每天每人伙食费25元;最低的是特警和警卫战士方队,每人每天15元。
每天起床最早的兵是炊事员。他们要凌晨4点钟起床开始生火做饭,每天保证准时做好4顿饭。其中三顿是官兵们到食堂就餐,上午的一顿加餐要由炊事员送到训练场吃。送饭的时候要有一名后勤干部跟着一起送,以便利用这个时间看看部队的训练强度,官兵们吃饭的食欲如何,听听对饭菜质量和味道的反应。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制定下一周的食谱。
炊事班长杨文兴告诉我,刚进村时,伙食安排基本以大鱼大肉为主,后来随着训练强度的逐渐增大,天气的逐渐炎热,官兵们对肉类的食欲逐渐减退。炊事班根据眼看、耳听和亲自参加训练进行体会,又制定出符合官兵口味的清淡食谱。
炊事班做好饭后由随队军医采样化验,样本要在恒温下存放三天。官兵们吃饭采取的是分餐制,坐上饭桌之前炊事员已把饭菜打进特制的不锈钢盘子里,放在了桌子上。吃过之后他们不用洗碗,由炊事员集中用洗洁精清洗,再用消毒液泡15分钟,然后放进消毒柜里进行消毒。若发现谁饭前没有洗手,他肯定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批评。因为在阅兵村,吃饭已被上升到了讲政治的高度。
那年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最高时曾达到摄氏40度,水泥地上的温度一度达到摄氏60度。为了清热,方队每天中午要吃一个清炒苦瓜的菜,有的战士不爱吃,为此队领导专门就为何要吃苦瓜进行了一场政治教育,最后大家终于明白了这饭菜不是为自己吃的,而是为全方队吃的,为全部队吃的,为共和国50年大庆吃的。这样作为完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官兵们才在领导的监督下,把苦瓜吃了下去。
阅兵村的病
阅兵村是从1999年4月份组建的,实际在进入阅兵村之前,各方队都已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中训练。到10月1日走过天安门时,他们已在训练场上度过了春夏秋冬。
队员们都是血肉之躯,不可能不生病,但阅兵村的官兵生病从不主动看医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自己的病在军医那里挂了号,那就离去“村外村”不远了。
所谓“村外村”,是专门训练替补队员的,方队里谁生病离开了阅兵村,他们就有替补队员马上顶上去。由于能参加建国50周年阅兵,是每个人一生中不能重复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谁也不愿失去。这便造成了阅兵村的兵怕生病,村外村的兵盼着阅兵村的兵身体能出点小毛病,以便自己能争得一个参加阅兵式的机会。
方队队员有了头疼脑热就自己扛着,只有到了扛不住的时候才找到医生,把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地说一下。次数多了,医生也摸准了病号的心理,无论你说得多么不疼不痒,他都要给你仔细检查一番,待确定无碍训练时,才放回训练场。
为了确保训练万无一失,有一时期,政治指导员干脆就变成了病号侦察员,专门观察有无带病训练的,如发现就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其及时治疗。这些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指导员们无不感叹:在阅兵村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劝说生病的战士们休息。
特警方队队员于瑞金因感冒治疗不及时,发展成肺炎,无奈中住进了阅兵村对面的解放军261医院。一天上午医生查房时发现小于失踪了,忙打电话给方队领导报告。原来小于一大早就溜回了训练场。像小于这样的事件在261医院已发生多起,气的医生直摇头,只好把他们服用的药包好,送进阅兵村。
除了像小于这样的病号要逃出医院,还有另一种病号含泪告别阅兵村。我遇见过一个战士叫张强,1米78的个头,训练中一直是尖子,只因在一次检查中发现胃下垂2公分,便痛失参加世纪末大阅兵的良机。
现在每个方队训练的是400人,而10月1日那天实际接受检阅的只有352人。对于这些都是优中选优选出来的优秀战士来说,取谁舍谁都不忍心,但又必须要所取舍。这种近乎残酷的规则,使每个官兵都把自己的完美无缺做到最无可挑剔。
在阅兵村,有的病叫病,但对于大家都有的病就不再作为病来看待。比如烂裆,几乎每个人的裆部都溃烂过。所以就不叫病,叫“烂裆现象”。还比如烂脚,每天脚穿大头皮鞋踢正步,汗水、闷热加上不透气,人人都得了严重的脚气病,这也不叫病,叫“脚气发生”。再比如尿血,踢正步练踢腿落地,腿落地时的震动,引起人人都有过的尿血症状,这也不叫病,叫“红色症状”。老兵们说只有尿过血的兵才能找到踢正步的感觉。
我告别阅兵村时,距10月1日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阅兵那天,亿万观众将目睹每个方队从天安门前经过的雄姿。但我觉得,这威武雄壮的身影背后,那一个个血汗凝成的故事,更令人难忘和感动,同样是值得我们铭记一生。
作者:张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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