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烈日古器,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上的行走化为纸端的文字，纸端的文字成为历史的记载，历史的记载又指引着后世的历史学者踏上考史之旅。他们或是在草原大漠中探察历史的踪迹，或是在古城乡间搜寻过往的传说。

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罗新、王笛、谢湜和胡成四位历史学者，跟随他们的脚步，分别代表了北、南、东、西四个方向，跨山越海，行走在历史的古道上。

罗新以北京的健德门为起始，到终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明德门，行走了元代皇帝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辇路；王笛走遍成都的茶馆，书写“袍哥”的历史；谢湜考察浙江的海岛，发掘明清之际海岛社会的变化；胡成沿着西北古道，一路搜集被岁月风尘湮没的沉默故事。

这是人与时空达成的契约。怀着一份对过去的好奇，装着一份对历史的敬畏，还有对真相坚韧不拔的执着，走上山海之间的历史之旅。

《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9日专题《山海故人》的封面截图

专题《山海故人》B06-B07版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9日专题《山海故人》的B01-B03。谢湜、罗新、王笛、胡成的专访完整版将会在接下来几天的二条进行推送，今日的二条即推送了谢湜专访的完整版，欢迎大家关注。

「主题」B01丨山海故人

「主题」B02-B03 | 山海故人：行走于历史的天地之间

「主题」B04丨罗新：在长城地带走近被忽视的普通人

「主题」B05 | 王笛：在成都古城发现平民历史的连续性

「历史」B06 | 谢湜：在浙江海岛寻找日常与非常

「主题」B07丨胡成：古道足印下湮没的西北往事

「文学」B08 | 《不安之夜》荷兰90后的“震惊现实主义”之书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旅行由脚下的足印构成，历史则建筑在记忆的沙丘之上。历史旅行，就像是行走在沙丘之上，双脚会不自觉地陷进记忆的沙土里，每一步跋涉，都会扬起前尘往事弥散在四周。

公元670年，当陈子昂站在幽州蓟北城楼上时，他的内心定然生出一种不胜古今之慨。他熟读史书，知道脚下这座城楼，据说是建筑在千年前战国时代燕昭王著名的黄金台遗址之上。战国时代，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英雄豪士心神向往的绚烂时代。挟策士人，纵横辩客风尘仆仆，辇毂于道，各以才智计谋，求售于列国诸侯。燕昭王正是这些策士辩客趋之若鹜的归宿之一。这位志在富国强民的君王招徕士人的政策之一，就是在易水之滨修筑一座高台，台上存放黄金千镒，以为延聘士人之资。无论是贪财慕利，还是真的被燕昭王的千金难买的求贤诚挚所打动，四方士人辐辏燕国，燕昭王也卒成一代霸业。

秦始皇封泰山碑，北宋拓片

尽管从汉武帝时代到马第伯所处的光武帝时代，中间经历了王莽新朝的中断和兵连祸结的天下大乱，距离秦始皇时代的封禅，更增加了一重秦末大乱的破坏性因素，但马第伯还是找到了当年武帝封禅时留存的一些古迹，包括一块祭坛上的石头，“状博平，圆九尺”，因为“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从泰山天门郭东上一百余里，马第伯又找到一个木质乌龟，“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又向东北方行百余步，终于抵达封禅之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在正式封禅的祭坛上，马第伯看见“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这些混乱狼藉地铺在祭坛上的钱物，也被说成是“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用的物品。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历史记录，与亲身体验所描摹的文学叙述，两者同时存在于马第伯的这篇旅行记录中。尽管它纯属公务出差的记录，但作为游记，它同时兼具文学与历史两个面向。而这两个面向，也成为了后世中国旅行文学的两条道路。文学用以状写景物，抒发心情，驰骋想象，展现的是遣词用句的才华；历史则着眼于精准地记录，以及对蕴藏在路途与景观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钩沉汲隐，它所彰显的是博览群书的学识。

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慧远的名作《庐山记》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开篇一节：“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描述地理形势以定位其所在，引经据典考证其来由，记述传说以论证庐山得名之来源。精准、明晰，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史家笔法，足显慧远的采摭书传，博闻广识。

接下来，慧远却笔锋一转：“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庐山气势撼人的雄浑气象，跃然笔端，精心构筑的辞章，如泄水排云般连贯而出，即使是听到文言文就昏昏欲睡的今天读者，如果能够舌头不打结地通读一遍，也能感受到那种一吐胸襟的勃勃气势。这也是慧远的《庐山记》千载之下，得以列名经典的原因。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者：（美) 何瞻，译者：冯乃希，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史与文的交汇，让旅行文学兼具博学与辞章两者之长。慧远的《庐山记》还在不经意间点出了游记与历史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讲到庐山第三岭时，他写道：

“昔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

被奉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一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坦陈的那样：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司马迁曾以史家笔法写过游记，但他本身足迹踏遍天下，旅行中自然也会访求故老，探听传说，记录下来，成为撰写史书的材料。就像他在《孟尝君传》的最末所写的那样：“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司马迁笔下的孟尝君事迹，自然也有不少是他游历当年孟尝君封国薛地时探访所得——他的目的明确，是为搜集史料，他访问当地故老土人的方法，几乎相当于今天口述史的方法。司马迁虽然没有写下一篇历史旅行的游记，但他本身已经为未来的历史旅行写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是需要像马第伯这样的人，以他采择史料，探访故实的方法，完成这样一篇游记，作为开山之作，历史旅行书写，就以这种方式，在烘焙许久之后，新鲜出炉了。

到慧远撰写《庐山记》的魏晋六朝时代，旅行文学的史与文两种形式，几乎已经定型。五世纪谢灵运的《游名山志》虽然仅存三十余条，但也足以看出旅行文学的发展态势：“泉山顶有大湖，中有孤岩独立，皆露密房。《汉史》朱买臣上书云：‘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

其中既有精心雕琢的辞句“孤岩独立”，也有引经据典的史料“《汉史》朱买臣上书云”，这些几乎都成了未来游记的标准范本。前人的作品成为后世模范的典范，后世的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前人的痕迹。就像陈子昂怆然泣下的《登幽州台歌》，谙熟典籍的人，也会发现他是在“化”《楚辞》中的《远游》一篇：“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两者对读，几乎会误以为陈子昂流泪的原因不是自伤身世的怆然，而是洗稿太过的羞愧。但“化用”前人本就是诗文创作灵感来源的公开秘密。诗文如此，游记自然也如此。因此，在阅读明代游记时，经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徐世溥《游洪崖记》中“瀑奔流至此，则复冲激上山，左右喷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就是在暗中学习慧远《庐山记》的韵律与措辞，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最优秀的旅行文学是文史兼备的作品。但在书写游记时，指针是向文偏一些，还是向史偏一些，却是个值得忖思的问题。文史之间的旅行者，就像是在大漠中行走，前后左右，四面茫然似乎到处是路，也似乎无路可走，只能凭借直觉向前走去。

记与访

后可见来者

沙海之中，四顾茫茫，但就在迷惘不知该往何处前行之时，远处一座闪光的崖壁，却像烈日下的灯塔一样，指引旅行者在沙海中投奔而去。热浪渐渐被视线中的青葱绿色拨开，崖壁上的闪光也凝聚成一尊实像，那是一尊在崖壁上开凿的巨大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旅行者长出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到了梵衍那国。

《阿富汗访古行记》，作者：刘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但玄奘不会在意今天读者的看法，就像他不会在意游记中这些细节的描述。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部游记，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心驰神往的异域体验，他是在撰写一部西域的地理志书，就像史书中常见的《舆地志》《地理志》一样。他追求的是历史的简约与精准，而不是华丽的辞藻与抒发个人感受——那样带不来任何信息上的增量。

信息的增量，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历史可以使用文学笔法来讲述故事，但关键还是提供真实有效的历史信息，而文学则不然，它可以用尽各种华美繁复的辞藻来描述一件事物，但这些文辞本身抒发情感，给人增加阅读的快感与欢愉之外，并不能为故事素材本身提供更多的增量。游记一旦使用历史的笔法，就会尽可能地将文学色彩或是作为渣滓剔除出去，或者高度浓缩提炼，只留下最精准的一两个字的描述。游记越是偏向文的一方，就越是辞藻华丽，踵事增华；越是偏向史的一方，就越是不加点染，精炼提纯。

那么，什么样的游记适合用文的方法，什么样的游记又适合用史的方法呢？对短途旅行的作者来说，他要状写山川秀美，河海泱泱，他完全不需要穷究历史，只要用四五百字的华丽辞藻撑起这个短篇游记就足够了。他们的旅行是无目的也无计划的，只是为了抒发身心。游记对他们来说是文辞炫技的饰品，靓丽闪耀但徒有其表。然而，对那些预先设定了目标，并且需要长途跋涉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旅行者来说，他们一路上要搜集资料，记录见闻，他们要保证自己的记述真实可信，而不是虚有其名的夸夸其谈。

那些浮夸华丽的辞句就像海绵中的水分，在沙漠真实烈日的炙烤下迅速脱水，只剩下真实本身。但真实也自有其力量，特别是当这种真实以一种残酷的坦诚方式书写出来时，尤为令人感同身受。玄奘的前辈法显的《佛国记》就是这样一部真实到令人痛苦的旅行著作。法显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毫不讳饰，“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所见”，因此这部行记即使作为历史文献来读，也毫无夸大之嫌。在写到自己亲历的戈壁沙漠的环境时，他描述道：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极富戏剧性，但也相当直白，正因为直白，因此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法显叙述的是沙河中真实的、不掺杂一丝幻想的**，但其中绝望与希望之间天人交战的缠斗，却足以超越那些浮夸绚烂的文辞。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正是法显《佛国记》忠实的追随者。他也记述了可怖程度不亚于“沙河”的“大流沙”，其笔法与法显如出一辙：

“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法显与玄奘的旅行记录，可以说是历史旅行文学的典范之作：精准、充实、真实而毫不夸张，但却因其真实而带给人感同身受的强烈震撼。

光绪刊本《金石录》书影。

他的妻子李清照在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丈夫在京师太学里当一个穷学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对金石碑刻有着深深的迷恋，每每到当铺里把衣服当掉，换得五百余钱，到大相国寺前的市场上去购买碑文拓片，“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两年后，他们又出京到外地做官，虽然身处穷遐绝域的荒僻之地，仍不辍“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最终整理出两千卷金石铭文，又特意编纂了三十卷《金石录》：

“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

他猜得一点不错。1127年，北宋在金人铁蹄下沦亡，他与妻子李清照也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昔日精心搜罗的碑铭拓片渐次佚散，故居积藏的金石古籍，也被金兵烧劫一空。唯有三十卷《金石录》流传后世。但这一劫火遗存，一如李成笔下的《读碑窠石图》一样，足以激发起后来者的步追踵继的向往之心。五百年后的明末学者赵崡就是《金石录》的忠实读者，他自己踏访碑刻的行止，宛如一幅活脱脱的《读碑窠石图》：

“深心嗜古，博求远购，时跨一蹇（即瘸腿的毛驴），挂偏提，注浓醖，童子负锦囊，拓工携楮墨从，周畿汉甸，足迹迨遍。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内之行簏。”

在他之后的清代金石学名家黄易，则将自己在嵩洛之间访碑的经历，绘成《嵩洛访碑图》，淡淡数笔墨痕，勾勒出两三个米粒大小的人物，站在一方古碑前，细细琢磨。

撰文｜李夏恩

编辑｜徐悦东

校对｜贾宁、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