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铜二角真品价格，80年代广东电影

上一期曾经说过，1920年代，自从广州的电影院在当时的CBD开始出现并且扎根，电影在广州就迅速与普及性的大众娱乐形成了分野。成为了城市中产以上的人们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这一观点很重要的依据是票价。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明珠影画院，也就是1937年改名的羊城电影院。关于这间影院和它那位传奇的老板卢根，我们稍后会专门进行讲述。卢根在放映及票价方面所做的许多探索，很多都成了后来整个行业的宝贵经验。比如，卢根曾经首创的“循环放映场”模式，后来许多中小影院甚至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乡村录像厅都使用过；他所创立的多轮放映、不同轮次不同票价的模式，也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各类影院推行。

1920年代起，广州的多家电影院都开始公开售票。以明珠影画院为例，根据当时广州最大的报纸——《广州民国日报》所载，其座位分为六个**：包厢、厢房、明珠位、和平位、大同位、花园位。其票价依次为：三元、八毫、八毫、四毫、二毫半、一毫半。不同的电影票价也会有相应调整，有的时候，包厢票价最高可达四元。这个票价，跟同时代的以演出戏剧为主的戏院相比略高。但在当下，演出票价比电影票贵的可不止一点儿。

不同的影院票价差异也很大。比如同样是卢根投资，用来为国民革命筹款的一新影画院，其座位分为楼上和楼下，楼上分散厢和超等，其中散厢三毫，超等两毫；楼下分为头等和二等，头等毫半，二等一毫。个人认为，这种分**的售票方式，看起来比现在的整个影厅票价统一的方式要科学。毕竟对很多人来说，坐在第一排观影的感受，远不如坐在第六、七排的黄金位置。

关于票价，其实我最想搞明白的是：当年的票价和现在相比，到底价值几何。但对于购买力的换算，实在有点失败。盖因民国年间广东的币制实在过于复杂，且受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影响太多，导致那时候几乎每个月的货币购买力都不一样，只能笼统地算个大概。

而且，当时广东市面上流行的钱币也太多了些。晚清时期，广东流通着各式各样的货币。有英国在香港发行的、面值1元的银元，图案是一个站立着的不列颠女神，手持权杖，俗称“杖洋”、“港洋”、“站人洋”；也有西班牙和后来墨西哥发行的面值1元的银元，图案是一只雄鹰，俗称“鹰洋”，讹称“英洋”，有时候又被人们叫做“墨洋”。还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钱局（又称“广东造币厂”）铸造的银元，因背面图案是一只蟠龙，俗称“龙洋”，面值还是1元；民国成立后，广东军政府、广东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先后都铸造了银元，图案一般是孙中山的半身侧像，背面有一艘帆船，俗称“船洋”，别处称之为“孙大头”或“孙小头”，面值仍然是1元；此外还有北洋政府铸造的“袁大头”（图案是袁世凯半身像）、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大汉银元”（俗称“川洋”），以及各地军阀铸造的银元，多达几十种，面值统统都是1元。

可想而知，这些银元大小、重量、含银量都不同。所以虽然都是1元，实际购买力肯定不一样。所以，需要另外一套系统来平衡转化各类银元之间的购买力。所以，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广东地界最流行的货币计量方式，就是前文电影票中所提到的“毫”，甚至那时期广东的货币，在整个南方地区都有了统一的称呼：毫洋，或者叫“广东双毫”。

“毫”者，“元角分”货币体系中的“角”也，作为一种货币单位，如今港币依然有以此命名的辅币。但民国时期广东这个“毫”，又不是单纯的“角”。之所以被称之为“双毫”，依然要追溯到张之洞。当年他在广东铸造的”龙洋“分五等币值，每元重库平七钱二分，纯银九成；次重三钱六分，纯银八六；再次重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均减配八二成足银。后来通称为“大洋(大元)”、“五角(半元、五毫)”、“二角(双毫、二毫)”、“一角(单毫)”及“五分(五仙、半毫)”银币。

按照清政府规定，1枚龙洋可以兑换2枚五毫、5枚双毫、10枚单毫、20枚半毫。但实际兑换率取决于龙洋中银的含量。例如两枚五毫的重量等于一枚龙洋，总含银量却比龙洋低4%；五枚双毫的重量也等于一枚龙洋，总含银量更是比龙洋低6%。所以，铸造五枚双毫，显然比直接铸造1枚龙洋划算。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市场上流通的龙洋越来越少，毫洋越来越多。”二毫“或者”双毫“就这么成了广东各地流通使用本位货币。

而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早期广东政局纷乱，军阀纷至沓来，很多统治者都寄望于发行货币的利润来筹措军费，各路军阀所铸造的钱币虽然款式不一，却也大多也沿袭了”二毫“的面值传统，但因为其大多属于敛财，发行的很多货币都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此外，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让欧洲多国财政情况接近崩溃，杖洋、鹰洋等实际购买力也大打折扣；而到20年代末，国际市场又出现了银贵金贱的情况，美国开始大肆购入白银，又相对抬高了银毫的地位。

各类因素综合下来，一张电影票究竟能价值如今的多少钱，真心难以用简单的金融模型来套。似乎也只能用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照来粗略换算分析。我们姑且用大米和猪肉两类日常食品购买力来大体评估换算一下：

1928年10月，广州建设委员会统计事务处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文章，讨论“广东之民食问题”，从当时的报纸新闻来看，受时局、产量丰歉等因素的影响，20 年代广州大米的零售价格涨落比较频繁。以粗米（下等米）为例：1924年3月，每元可购十三四斤；1926年1月，每元仅得九斤；1928年初，每元购米只得四五斤，随后因时局趋于稳定，每元又可购米八九斤。若以1元可买9斤米为参照系，3元的包厢票价可买27斤米；而若以当下3元/斤的马坝油粘米来大致换算，折合成现在基本是81元。

若以猪肉价格来计，同样根据广州建设委员会统计事务处在《广州民国日报》发布的消息，猪肉价格在10年间波动不大，在0.15元/斤到0.2元/斤之间，只有个别年份涨幅较大。所以，若以0.2元/斤为参照，3元的包厢价可买15斤猪肉。而当下猪肉价钱为40-45元/斤，15斤猪肉的价格，大约为600-700元之间。

不同的参照系，其差异相对较大，也难以形成一个相对中肯的评判。

不过，当时广州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据民国十七年广州市市政公报记载，广州市职业总人口 352120 人，无业人口 416615 人。在各职业阶层中，工农界人数最多，占职业总人口的 64.8%。在相关人群中，买办、富商，甚至一些学者，其收入每月至少在数百毫洋，如鲁迅在中大教书时，其薪水就有280元毫洋之多。而这些占据总人口64.8%的底层人民，男工每月工资一般为 10.6 元，最低7.5元；女工每月平均工资为7.5元；童工每月工资则为6元。20世纪初广东的消费观念显然比当下保守的多，这64.8%自然不太可能成为当时观看电影的主力人群。

即便是看得起电影的那35.2%，在影院里也会因为座位的区分而产生心态上的差异。依照张慧芳、李瑞娥在《消费新形态——位置消费及其规制》中的观点，票价和座位设置划分出了**和边界，坐在包厢的顾客，非常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区别，高消费也表明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在影戏院这种公共娱乐场合中，“消费不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一种表现行为及意义生成行为”。

因此，自晚清以来，作为商业都市的广州，以洋货消费为背景、以电影明星文化熏陶下的物质消费为前景所展现的现代城市休闲消费话语体系，在20年代影院以电影票价划分观影人群**之后，已经很明显地开始从此前的传统市民群体中分化形成。

【撰文】方枪枪金哲桦

【作者】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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