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著作有哪些,文学批评专著
作为一个人所周知的隐者,陶渊明的形象一般是高逸、放达的儒士形象。在其身后不久,古今第一“陶粉”的昭明太子萧统,曾有八字评语:“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历代接受陶渊明、阅读陶渊明的人,大部分也都会从此去勾勒陶渊明的轮廓。然而,在高逸放达、“任真自得”之外,其实陶渊明还有一个侧面。构成这个侧面的文字,甚至让第一“陶粉”萧统不快。这篇文字,便是陶渊明所作的《闲情赋》,而萧统的不快,在他编定《陶渊明集》时写的序里说出来了:
萧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主持编纂的《文选》,截取了梁代以前中国文学的精华,于是后代想要介入梁代以前的中国文学,都离不开《文选》这面镜子。现在,作为一个编定《陶渊明集》而饱览陶渊明诗文的人,下了一个这样的评语,自然要引起后来人的争议、讨论。例如古今第二“陶粉”、大文豪苏轼,便驳斥萧统说:
《文选》
“白璧微瑕”也好,“与屈、宋所陈何异”也罢,作为一篇六朝辞赋,《闲情赋》总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露了脸,留了给后人接触陶渊明另一个侧面、介入陶渊明生活的机会。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篇被萧统批评、苏轼褒扬的辞赋。
在《闲情赋》的开头,陶渊明曾用八十五个字交代了他撰写这篇文字的因缘。他是这么说的:
从序里,我们大致知道了陶渊明创作时的一些信息。“园闾多暇”,说的是目前现实生活的宽松;“奕代继作”,说的是历史给予的动力。两点缺了哪一个,都触发不了陶渊明写作的情绪。另外,这篇序里还透露出一点,陶渊明是将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作为自己创作动机的原点的,这非常重要。因为后代人在阅读《闲情赋》时,似乎是受了苏轼的“暗示”、萧统的“刺激”,往往会将屈原写的《九歌》《离骚》、宋玉作的《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高唐赋》作为《闲情赋》潜藏的“血脉始祖”。但是,从序文里,激发陶渊明创作兴趣的,就是张、蔡二人的作品。
在赋文的开头,陶渊明摹写了一幅极为光彩动人的“女神图”。赋文是这么说的:
赋文重点在于描写女子的仪态,而并不描写女子的容貌。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暗恋宋玉的“东家之子”,“惑阳城,迷下蔡”的美貌是其着力的重点。《闲情赋》开篇突出女子的仪态(神仪),可见陶渊明的心目中,藐姑射之山的仙人比洛水的神女要更具有追求的价值。
紧接着,赋文开始描写“主人公”追求这位女子的全过程。首先是“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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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故宫博物院藏
紧接着是行动(步):
最后是自伤(悼、恨):
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
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
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
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
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飖而不安。
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
从言到行,从致意到自哀,陶渊明写完了“主人公”外在的痴恋和内心的波澜。如果不是序言中说了“园闾多暇”、“奕代继作”,恐怕就要真认为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追溯他的一段青春往事,在悼念他的一场雪月风花。这正说明,陶渊明描写“主人公”徘徊不去、缠绵不尽的内外纠葛,确实值得评价一句“溢出心底,深入骨髓”。当然,如果赋文如果只是结束于此,它就不过从主题上归类进《秦风》的《蒹葭》,在笔态上贴近于张衡的《四愁》,而完不成序文中的“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于是在赋文结尾,陶渊明写到:
“主人公”最后终于是“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宽容自己,放下执念。《闲情赋》最终的目的——“抑流宕之邪心”——完成了。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窥见陶渊明所言的“邪心”是什么。理想的在彼岸,而要找到它需要渡过一条极宽的大河,与其深厉浅揭地委曲求得,不如托于江边的行云。这是陶渊明最后的“诚心”。
在赋文里,“行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甚至,结合陶渊明诸多的诗文,陶渊明对云这个意象有独特的寄托。例如他曾经写过一篇《停云》,借停云来说“思亲友”。又例如他在《归鸟》诗中说“遇云颉颃”,来刻画归鸟在浮空中的神态。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的名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回到《闲情赋》本身,行云作为一个“逝而无语”的形象,可以说是使“主人公”“归闲正”、“抑流宕”的一个重要“工具”,正是由于可以“送怀”,所以积蓄在内心的“求不得”的情感才可以逐渐抚平。作为一篇有头有尾的赋文,有了行云,结构才得以完整,逻辑才得以通顺。
从“情赋”体裁看,陶渊明《闲情赋》的章法是仍其旧贯的,萧统评价说“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看来有些立不住脚,明代的张自烈、清代的孙人龙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昭明太子不快的。然而,细细检阅,萧统的评价,却不能说是“无稽之谈”。
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说:“《艺文类聚》卷十八‘美妇人’门引蔡邕赋题作《检逸赋》,复引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玚《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等,而独不取陶潜此赋,亦窥初唐于潜之词章尚未重视也。”《艺文类聚》卷十八“美妇人”门其实还引了张衡的《定情赋》,换句话说,作为陶渊明模拟的祖源,张、蔡二人的作品都收入了《艺文类聚》,但是陶赋没有,这恐怕是当时陶渊明尚得不到重视的缘故。其实,不止是《艺文类聚》,南朝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中,就将陶渊明列为中品,并下评语云:
这是窥见南朝时文学批评风潮的最佳例证。换言之,陶渊明的《闲情赋》在当时得不到有如后世推崇般的赞赏,有其时代因素。萧统是这个时代中的“宠儿”,他是无法“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
萧统画像
当然,后来人从萧统本身立论,或者说其执有的文学观念从发,认为《文选》中收了《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高唐赋》而对陶渊明的《闲情赋》持“无是可也”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文选》“情赋类”所收宋玉之赋、曹植之赋,皆对所摹写的女子极尽夸张之能事,秾艳异常,可以说是南朝宫体文学的滥觞。而从萧统持有赋体文学“劝百讽一”的文学功能角度出发,宋、曹二人之赋,切近当时王室高第的日常生活。正言反说,显然是面对公孙王子的一剂“猛药”。但《闲情赋》不是这样的。
《闲情赋》是一个“园闾多暇”的人所写的,赋里的女子形象,同宋、曹二人一对比,更接近餐风饮露、不染俗尘的仙人。在中古时代,这种仙人往往还意味着道德完备。这是从《庄子》《列子》书中脱胎的“真人”。这样的“真人”,可以从茂密的山林中寻找,可以从辽阔的荒野中邂逅,但一定不会在椒香粉腻、钗饰梅妆的宫殿中遇见。所以,《闲情赋》的预设读者,并不是方丈之食、侍妾数百的帝子公侯。而结合陶渊明的人生际遇,《闲情赋》要规劝讽谏的,似乎是陶渊明自己,也不是他人。萧统作为一个锦衣玉食的“外来读者”,接触《闲情赋》下提出“卒无讽谏”,不亦宜乎?刘奕先生用“边境”文学的概念定位陶渊明的坐标,此处正可以用“边境”文学的概念定位《闲情赋》在“情赋”文类中的坐标(详参刘奕《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第249—256页)。
《闲情赋》细腻的刻画,悱恻的情感,折射出的作者形象是一个“有情人”,但我们知道,隐士是淡情之人,高士是旷情之人,淡情与旷情,常常不会令人觉得这位“士人”发生男女爱情的纠葛。而“有情人”为“有情语”,如无切实体会,如何活灵活现地现于人前,触人心弦?
中国文学审美中有“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的传统,又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手段,在这两者交融之下,对不同人物的同一主题的篇章,往往能形成差异化乃至相互对立的解读。清代刘光蕡以为《闲情赋》是遗民愤语,就是结合了陶渊明生平中隐士高士的形象来给出他的评价的。
然而,既然为“有情人”,又何须就其遗民故臣的身份去读这篇不可多得的“边境”之文呢?陶渊明曾在《形影神》一诗中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闲情赋》是陶渊明“应尽便须尽”思想的外化,在“应尽便须尽”中,陶渊明的情感诚挚、热烈、真实。这位田园诗、隐逸诗里的“羲皇上人”,在南山之下,其啸也歌。
袁行霈先生经典著作,近二十年来首次全面修订
《陶渊明集笺注》收录陶渊明全部存世诗文辞赋作品,以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参校宋元诸本及总集、类书。笺注重于史实、本事、名物、地理、人物,并单列“析义”一项,于诗文作意,发隐抉微,为陶集注本中集成之作。书后并附诔传序跋、历代和陶诗及年谱简编、作品系年,诗文句索引等,以便读者查考。
本书出版二十年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几经重印。此次修订再版,袁行霈先生对全书的文字进行了全面校订,并补充了若干案语。可以说,修订本是袁先生笺注陶渊明著作之定本。
袁行霈,字春澍,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36年4月18日生于济南,原籍江苏武进。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着有《陶渊明集笺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等。
(统筹:一北;编辑: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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