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的左手至今还不能完全伸直，原来戴的7号半医用手套已经塞不进去了，只能戴8号。

他手上断掉的神经还没长好，拿另外一只手去摸左手，陶勇会有小蚂蚁在上面爬过的酥麻感……现在，他都没办法靠自己，戴上需要从后边系带的医用口罩。

时光如梭，从震惊全国的伤医事件至今，快两年了。他的身份不只再是坐诊的眼科医生。我们经常在媒体、各种社会活动，甚至直播间看见他。

各种年终采访中，他很自然地谈及自己的KOL身份，毫不避讳。这两年，戴着“网红”的帽子，陶勇做了太多事情：他推进了北京医院安检的政策落地；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学术专著；他发起的公益组织已经运行一年，他入股了自己推进研发的第三方眼内液检测公司……

虽然在医院坐诊的少了，但陶勇对于医疗与社会的拓展足迹，却越来越广了。更令人感慨的是，他不但没为声明所累，反而创造了新时代一种全新的医生形象：专业、治愈同时不乏硬气和坚持。

“我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

面对砍伤自己的行凶者，陶勇自始至终都很果决。

2020年1月20日，是新冠病毒被宣布可以“人传人”的日子。同样是这一天，陶勇遭遇横祸。

直到事后几个月，陶勇才通过医院同事的转述加上自己凌乱的记忆，拼凑起当日的情形。

那天中午，他没去食堂吃饭，简单地泡了一包方便面，吃完后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大概一点钟便开诊了。

看到第四位病人，他右手正翻阅病历，猛然间感觉后脑遭到狠狠一记重击，整个脑袋磕到办公桌上，头“嗡”得一下。

他下意识抬手护住头，本能地用左手向后脑摸去。

紧接着又是更狠的一击。陶勇听到旁边的病人大叫一声，这才意识到被击了，慌忙站起来往外跑。

原本陶勇的工位是靠近门的，但为了便于查看影像片子，他特意把座位调到了离灯光箱更近的右侧，没想到对逃离造成了阻碍。

这是一切的开始，陶勇后来本诊断：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肌肉、血管被砍断，9根肌腱被砍断，头上被砍3刀，右手臂枕骨也被砍伤……

卧床84天后，陶勇出院，仍需每周做手部的复健。后来他回到了原来的办公室坐诊，每周只看10个病人。

陶勇也曾想不通，那个砍伤他的患者，是他忍受巨大的腰痛，背上钉着6颗钉子的情况下，在手术台做了两个小时，才保住了对方的眼球，保住视力。放在其他医院或医生，可能他连看见的希望都没有。

就像他曾在脱口秀中调侃：当时医院里人那么多，你都能精准地把我砍伤，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

但后来，陶勇反复回想对方的经历明白了。行凶者早已跟家人、朋友断绝关系，加上求医过程屡屡受挫，他早就失去了生活希望。

“他视力上没问题，但是他自己不想活了，他就想拉个垫背的。”

陶勇理解他的处境。

然而，陶勇不会原谅他。如果重来，陶勇说，绝对不会为他诊治。伤医事件带来的影响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不少同事、同行受此影响，对是否从事这一行产生犹疑。

善意大爱，并不意味着零容忍、百分百圣母，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规尺内，宽容并不和纵容是画等号的。

“医生也是人，医生将善良作为品格的基石，但不能是佛陀，以肉养虎，以善待恶，那么无形之中是助长了‘恶’的势力。法律应对‘恶’给予惩罚，人们应对‘恶’给予抵抗，才有可能实现‘善’普天下，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被伤的医生。”

这是表面温和的陶勇，隐藏着的刚硬。

熟悉陶勇的人其实知道，陶勇一直都不是个“老好人”。甚至一度，他脾气“很大”。

在《令人心动的offer》，陶勇聊起年轻气盛时：博二那年，已经有了五年工作经验的他，曾在手术中，被硕一的人给换下来。

被换下来后，陶勇直接就离开了手术室，而没有像节目中的实习生汪苇杭，一直平静地观看替换他的医学生被老师称赞着，帮忙做完手术。

做导师时，对医术精益求精的陶勇也常对学生恨铁不成钢，以至于真的被学生“蠢哭”了，说着课题，急得掉下眼泪来。

作为大夫，尤其是每天在一线问诊的大夫，始终保持和气、和蔼的耐心很难。因为常常，诊室就像菜市场一样嘈杂、混乱，不停地有人插队，要吵要闹。没有脾气的话，你镇不住场子。

多少回，陶勇曾经一咬牙一跺脚，差点就不想看了。在手术台碰到很精准的手术，他也不停地在脑子里闪过“放弃”的念头，但最后总是坚持了下来。

在新书《自造》中，陶勇坦承：当主任难，当眼科主任更难，当一个年轻的眼科主任是难上加难。整个科里的医、教、研、生活、健康、收入，你全都得操着心。

他说：我也不能活在真空里，我也尊重世间的评价标准，只是保持平衡、没有走极端，不会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理想。

冥冥中成为伤医事件的当事人，陶勇出院后，思虑自己之外，还承担起了责任。他觉得，要解决问题。

伤医事件的阴影，迄今仍模模糊糊笼罩在陶勇周边。

“我现在出了电梯，或者是走在楼道突然黑了一下。这种灯光突然变暗的情况下，我潜意识里会觉得可能身后是不是站了一个人，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回头看一下……”

因为他的呼吁，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出台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自2020年7月1日正式施行。

《规定》提出，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拒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医院有权拒绝其进入。

他还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彩虹志愿服务队之北京朝阳医院光明天使分队项目，为朝阳医院的就诊患者提供导诊、挂号、取药、送检、维持秩序等服务，迄今已运转一年多。

在同行眼里，这位优秀的眼科医生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成名的。

毕竟他有这么光鲜的履历：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毕业；35岁成主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发表SCI论文79篇，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

陶勇选择主攻的葡萄膜炎极为凶险，占致盲原因的第三位，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等。因为长年就医，患病者经济状况多不乐观。

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有能力从事这一领域的不过数十位，而专职从事这一领域的只有十数位。

“小医生看的是人的病，大医生治的是病的人。”

在《令人心动的offer3》谈及医学、医疗、疾病，陶勇金句频出，还流露出“好温柔”的一幕幕。

这并不是陶勇平素阅读积累的灵光一现，而是从业10多年，扎扎实实的砥砺和思考。

从医术的精进到有人文关怀的医疗，把医学作为信仰的陶勇常跟学生说：我怎么感觉不到你对医学的热爱。

家财万贯却救不回妻子；为了家人的衣食无忧牺牲自己健康；带着孩子治病10年，为省钱睡在公园……陶勇见过太多人间疾苦。

伤医事件之后，陶勇对于医患关系的理解更深沉了。

“其实在过去，我并不太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见义勇为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亲身经历，而且替我挡刀的是患者家属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里就会很感动。”

受伤之后，有个大学同学来看望陶勇。当年，这位女生内外科考试接近满分，被保送去了妇产科上研究生。

可没想到，她中途退学了，不但如此，她现在带母亲看病，喜欢挂中医科，她觉得去别的科，跟打仗似的，“心里有一百只耗子挠着，耳边有战鼓敲着”。

她说，中医大夫把她当人看。这让陶勇沉默了好一会儿。

如今的陶勇在践行自己所言：放下包袱，你才能照亮别人，同时也照亮自己。

相对于以前，只是坐在诊室，他能做的是尽可能多看一位患者，多做一个手术；现在他更多在散播，让医学光大的善意的种子。

无数人来问他：到底以后我还是不是要选择当医生？

陶勇分享自己的经历，却不下结论。

他把医学当成窥镜，看到更多人性、善恶，去建立更自洽的处世态度。但陶勇不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窥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世界很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拿陶勇本人来说，治病救人不一定在手术台上。

他主导成立了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眼科检验检测组，致力于将精准医学的理念落地生根。

他正系统学习怎么专业、有效地做公益，打算在48000名眼科医生和视觉康复之间架起一座无缝衔接的桥梁，全链条从患者的就医照顾到他（她）的康复、就业。

他的身体力行，甚至会细微到从自己的微博粉丝开始。他分享眼科的专业知识，带动志愿者学习。陶勇把这叫做：营造一种微环境。

在陶勇的影响下，志愿者天赐爸爸，一辈子没写过诗，现在平均一天写三首。另一位志愿者佳星，则根据平时的志愿工作心得，发表了小论文，《论音乐对医疗环境的改善作用》。

读过《自造》的哲学老师刘擎大赞：陶勇达到了一种哲学境界，将探索的心得落实于积极的生命实践。

没错，他的确带来了新时代的医生形象，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试图用他看待人生的视角，带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

他在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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